前言
「勇儒」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品格，孟子论「勇」揭示了儒者的思想高格，勇与仁智并列，称为儒家「三达德」。
「志于道」是其核心要领，倡导一种「无论在朝在野，身处危难还是顺境，都不改赤心，是知进不知退」的精神。
「勇」是一种力量之气，一种担当道义。「儒」具有儒家安身立命、为国为民、忠厚仁礼并存的特点。
所以「‘勇儒’型人格不仅体现了积极进取、持之以恒、敢于直面现实的人格精神，而且融入了儒学仁义、宽厚、忠孝等伦理道德理念」。
将生命建构与社会发展相互调适，相互促进，是中国古代文人弘扬生命精神的表现，柳宗元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柳宗元的一生建构了「勇儒」型人格。在短短的47年时间里，便将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都品尝了一遍：升官与贬谪，安逸与动乱，入朝为官与寄情山水，被爱戴与被嘲讽。
因为见证了朝廷的腐败、世间的苦难、人情的冷暖，所以他入世为国效力之心异常坚定。无论是在朝做官时一心为国出谋划策还是被贬永州、柳州后的著书立说弘扬文道，他都以自己的方式践行了「志于道」的人生准则。
曲折的经历、艰苦的条件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生命内涵得到充实的同时，也对士人传统的政治人格和内在价值进行反思，融入自己的人格建构以及文学创作中。
通过柳宗元的人生经历和所留下的作品，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其「勇儒」人格的建构脉络。
柳宗元的勇儒型人格建构以被贬永州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早期（主要指在长安做官时）属于外显型，更为积极入世，在入仕为官时坚守着儒家的忠义大节，充溢着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
后期（主要指被贬永州、柳州时期）属于内敛型，随着道佛思想对其影响的加深，在注重内心修养的同时，要求为文为艺表现出仁厚博大、刚正恢宏的气势，坚持「文以明道」的主张。
这两种勇儒人格贯穿了柳宗元的一生，两者相互交融，最终使其生命境界得到了艺术的升华。
「志于道」是柳宗元早期勇儒型人格的突出特点。「志于道」作为勇儒型人格的核心要义，代表一种仁（人）道，一种大中之道。
不仅是【论语】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等的以仁、善为要义的勇往直前的儒家之道，还是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生命品格和生命存在的肯定与建构。
将儒家之道与生命内涵的建设相结合是柳宗元「勇儒」型人格的重要标志。他渴望在对「道」的追求中弘扬其生命精神。
柳宗元出生于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柳氏也由显赫大族败落为卑微的仕宦家族。
为了重振国家的富强和家族的荣耀，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他，一直怀揣着为国为民，救时济世之志，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
刚迈入官场，他就写信支持那些因阳城犯颜直谏遭贬谪而大胆请愿的太学生们，并对这一壮举表示了肯定。
其在赞扬太学生勇气的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要明辨是非，不畏强权。此时的他初入政坛，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渴望大展身手践行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在宦官权势滔天和藩镇割据频繁的高压下，他毅然参加了王叔文主持的政治革新运动，推行了一系列有助于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以奋发勇猛之心和满腔热血对抗黑暗的恶势力。
变革虽然失败了，柳宗元也被贬到偏远之地，但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杀身以成仁」的豪迈进取胸怀是他对孔孟之道的执着追求。
柳宗元一直把弘儒道、行儒道作为自己的职责。未及冠时，便认为「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
这里的「出」即入仕为官，他认为既做了官，便需以己之力推行儒道，将做官与行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
柳宗元把弘扬儒家之道作为官员的职责，认为守官与守道应合二为一，如此方能达到为官的目的。
既然为官要行道，那么为文则要明道。因此他提出了「文以明道」观。当时文坛上仍以靡丽雕琢的骈文为主。
为了恢复先秦两汉时期的古文传统，将作文的重心从辞藻方面重新转回到思想层面，他和韩愈发起了古文运动，使得唐代文风至此焕然一新。
他强调文章当以「明道」为要义，主张文章应加强思想性，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发挥其社会政教作用，文饰繁琐，一味地讲究辞采华美则碍于道的传达。
大力推广儒道，整个社会富庶承平，才能实现明道济世的理想。柳宗元为文倡导「明道」不是为了一时名声或沽名钓誉。
在当时官比民大、官役百姓的背景下，柳宗元能发出如此大胆的正确言论，可见其思想的超前性。
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他提出了「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的民以税雇官而不是官役民的设想。因为在他看来，地方官员不从事生产劳动，都是靠百姓支撑着他们的衣食住行。
既然如此，百姓把十分之一的收入作为赋税，那么官吏就是百姓所雇佣的对象，理所应当为百姓服务。这种超时代性的民本思想是柳宗元一生都在追求的大中思想的核心。
其最终目的是建成「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职毕修，庶官以序，礼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内欢康。
天下宁一，四人遵业，万类乐生，嘉应休征，神物灵贶，形于草木，著于星辰」的国泰民安、四海融洽的和谐社会。
这种体贴民众，注重百姓价值的民本思想是柳宗元早期「勇儒」型人格建构的重要一环。
柳宗元早期的「勇儒」人格建构以「永贞革新」失败作为结束的标志。变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在对道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生命精神的弘扬中所显现出来的奋发向上、无所畏惧的精神，一直引导着他冷静客观地面对现实、机智沉稳地化解困境。
最终以一种「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的姿态完成了前期奋勇直前、昂扬进取的勇儒型人格的建构。
柳宗元处于中唐时期，文坛一改盛唐雄壮浑厚的笔调，变得冲淡平和。他爱读汉代文章且十分欣赏其壮丽的文风，这里的「壮」体现为一种浩瀚博大、囊括四海的磅礴之风，指向文章的旨意与气势。
「丽」则更多表现在文章的技法与文辞上，追求一种清新逸丽、峭丽峻洁的境界。壮丽即壮中有丽，丽中有壮，呈现出一种刚健雄雅与自然清新相结合的审美风格。
它不是「壮」与「丽」的单纯结合，而是更高层次上的互相交融，也就是「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他对文章的最高要求乃是：既深刻又明朗，既通畅又精练，以自然清新取胜」。
壮丽的文风一般形成于国泰民安、雄浑开阔的社会氛围中，因此在柳宗元这里「壮」不仅是一种文章风格，还寄寓了他的生命理想，是他内心对恢复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国力富强、文化繁荣、百姓安康局面的追忆与渴望。
这种审美风格体现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的真情性与理想追求。他创作的不少具有壮丽风格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浑厚有力、雄丽庄雅的体貌，而且文辞技法多变，似乎积蕴着一股奔腾不息的内在生命力。
在这些作品中，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磅礴之气与生命理想的安放。柳宗元对「壮丽」审美趣味的追求，彰显了中唐一部分有识之士对实现生命理想与到达理想之境的渴望。
和寄托，从他留下的山水篇章中能窥探到其心灵的充实与成长。这一时期最典型、最能体现山水愈人的作品当属【永州八记】。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几处美景处于永州荒蛮之地，极难发现，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为作者提供了文兴大发的创作材料。
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作者借这几处山水美景调适心灵，找寻人生的真谛，「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从而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重建。
整个游览过程产生的审美体验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生理层面的舒适感，「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山水鸟兽各自献技，作者的听觉、视觉以及想象等各种感官皆调动起来，共享生命流动的闲适感与自得感。
其次是心理层面的愉悦感，「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山间的泉声如美玉相碰般清脆悦耳，使柳宗元不由得心中一动，愉悦感瞬间遍布全身，从生理到心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最后是精神层面上达到物我合一的状态。登上永州西山，所目之色，所听之声中，作者真正达到与大自然同游的生命之境。
柳州的迷信风气异常严重，当地百姓「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
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生病了完全不看医生，只一味地占卜和杀牲畜，若占卜结果不好，则蒙面等待生命的消亡。
柳宗元极其反对这些做法，对他们进行思想教化，使得当地百姓不再滥杀牲畜。除此之外，柳州人民因为迷信，不敢动土打井，只能从偏远的地方打水，费时费力且十分危险。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柳宗元雇佣民工开掘打井，用实际行动证明动土打井有利无害，柳州一改迷信风气。
与此同时，柳宗元还注重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将其当作成人成才之基。而且柳州百姓不开化、迷信，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落后的文化教育有关。
柳宗元以一己之力，将柳州的文化教育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示了他日益丰富的智慧底蕴和不断完善的生命境界。
柳宗元的一生虽短暂但不乏积极进取的生命精神，无论是被贬永州抑或是柳州，他都尽量以一种「往前看」的态度安放自己的生命理想。
即使其中含有挫败失落之意，但深藏心中的「勇儒」型人格始终不断引导他以一种超越自身存在的姿态向前行走。
他对生命美感的领悟与感慨存于他所留的诗文中，在对国家朝政、社会时事、日常生活、自然山水等的观察与审视中，逐渐认识到生命的真谛与存在的意义。
心凝形释，与造化为一，以大自然博大的精神充实生命，显现出一种超越的「大勇」，这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