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法争斗2000多年，虽然儒家大部分时间处于上风，但是道法始终与儒家如影随形。特别是在社会处于下行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儒家被抑制，道法两家便被推上风口，加速矛盾的爆发。
儒道法都诞生于封建社会，即周朝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前可以叫封建社会，因为那时土地和爵位是天子分封给她的，封地里的事情是封建贵族说了算。秦汉以后就不能叫封建社会了，因为这时候的封建贵族已经退居二线甚至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皇帝派到各地的官员。这个时期应该叫皇权郡县制。
儒道法达到极盛时期也都是在秦汉时期。我现在还有很多人说贵族和皇权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实际恰恰相反，各地官员都有代天子牧，而天子是代天牧民，所以，一直都是下层社会逐级为上层社会服务。地主和平民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的主要矛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主要结构还是以自耕农为主。
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官逼民反，但是从来没听说过地主逼民反。所以，此后的朝代更迭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皇权出了问题，进而导致下面的官员问题，加上天灾的催化，异族的入侵等一系列问题。
很多人在用王朝周期律，血酬史观和血仇定律来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做盖棺定论，这是非常不严谨的。他们推崇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说白了就是法家那一套。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制度是一种分权制，周天子分封诸侯，把自己的 权力 分给各诸侯，让他们替自己管理各块地方，各个诸侯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团队和军队。一群小王支撑着一个大王，但是这种情况虽然稳定，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大王吃小王，容易爆发战争。
为了避免战争，秦始皇推出了郡县制，天下只有一个大王，只有一套班子和军队。各地官员就是皇帝的代理人，委托他们帮助皇帝管理各个地方。而这些官员并不是世袭贵族，而是通过察举和科举考试从民间读书人中选拔的，这就让儒家有了极大的发挥余地。
如此出现一大帮文人官僚集团与皇帝分权，在此后的数千年之中互相博弈。有时候皇权为了和官僚集团争权，需要联合平民百姓。比如朱元璋就给百姓放权，让他们一起监督各地官员，百姓随时可以向他的眼线报告官员的腐败问题。
以前的官员和百姓力量是极其不对称的，官员拥有权力和军队，而百姓几乎是一盘散沙，所以我们看到，古代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宗教引导的。这些时期几乎都是道家衍生出来的道教发挥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但是现在不太一样，因为资本的发展，大企业可以轻而易举 的 组织起庞大的工人，因此近现代很多的行动都是工人带头的。因此，官商勾结出现，官商矛盾也大量出现。因为只要税率稍微出现变动，对一个企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法家主导社会的时候，如秦朝，血仇定律对生命定价，这打破了我们一直以来的认知，认为生命是无价的。无论是从儒家的仁义角度出发，还是从马克思思想生命无价的观点看，血酬定律都太过于冷血，这是法家思想与大资本对普通人的联合定价。
到了西汉的黄老之学又是另一番情景， 他们给出了一个定义，就是暴力攫取的利益，叫法筹，普通百姓卖命的利益叫血稠。他们利用老子定律，总结出了一个老子曲线，上层与民众有一个正向合作的前半段，到了后半段就只能是博弈了。
当百姓利益和官方利益的正向比率达到一定高度时，民众在填填饱了肚子，想要更多的自由，如读书，明智，追求更多精神需求时，这时候官方便开始打压了。按照老子道德经的说法，便是在无为而治之后，让百姓勉强填饱肚子后，便要「 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
「 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 」要控制百姓的欲望了，不要让百姓视五色，听五音，尝五味。因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毕竟「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老子建议统治者这时候要愚民，不要让他们有知情权，认识权，控制其欲望，降低百姓的期望值，一切都好控制了。
但是，当民众只知道填饱肚子，不知伦理，民族，国家，尊严等，那谁给他们饭吃，便给谁卖命。于是在西汉便出现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刘彻可是亲身经历这种东乱斗，所以才废除黄老之学，转而尊孔学。
当然，老子也深深的明白「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统治者给百姓的自由越多，统治者得到的利益就越多。也明白「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 。」的道理。
百姓与统治者有共同的利益，可共同利益达到一个临界点，老子认为便会出现百姓的利益增长会导致统治者利益下降，因此在此之前要进行抑制。因此，老子提倡的理想国便是小国寡民，民众刚好能填饱肚子，百姓「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思想显然是抑制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
尤其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兴起，生产效率快速的膨胀，百姓与统治者的互惠互利完全可以突破这个定律，现在的事实也证明，人民在吃饱饭的同时，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学习文化，科技，艺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