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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身疑在故山:清室正统审美观之源流,吴历与清初四王的交往

2024-07-13国风

「清初四王」再加上吴历以及恽寿平,也被称为清初六大家。这六位,奠定了整个清代画坛的主流基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皇室藏品的入藏标准。

若是说王时敏和王鉴有典型的遗老情节、王原祁则完全融入了康熙时代的主流社会,那么在这两代人之间——年龄相仿的王翚、吴历和恽寿平,则是易代之际,最为迷茫、纠结和痛苦的一代。

题图:吴历【云白山青图卷】1668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他们被历史车轮的无情碾轧,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不同信仰的矛盾中、异质文化的撞击中,执着地寻找自我,重塑自我。

公元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丙辰。

45岁的吴历(1632-1718年)在中元节之后三日,仿北宋画家赵令穰之笔作了以下这幅【湖天春色图】。

【湖天春色图】 吴历 1676年 上海博物馆藏

赵令穰(字大年,生卒不详。创作活动在北宋神宗、哲宗时期)因为宋宗室,不能远游取景,只有机会到开封、洛阳的郊外写生,每成一图,便被苏轼等人调侃,说他又去朝拜了一遍祖宗(此必朝陵一番回矣)【注1】(见宋人邓椿【画继】)。

而他所作的湖边水滨、凫雁飞集的小景山水,亦是获得了世人尊重,黄庭坚曾题其一幅云:

「水色烟光上下寒,忘机鸥鸟恣飞还。年来频作江湖梦,对此身疑在故山。」

吴历这轴湖天春色,选择的视角涵盖了一片湖面与几座远山。用一条蜿蜒的小路,将近景中的树木与朦胧的山景衔接起来,透出一种赵令穰式的诗意。

画作上方,吴历自题二首七言绝句:

忆昔萍迹滞娄东,倾盖相看北海同。正是蚕眠花未老,醉听莺燕语春风。

归来三径独高眠,病渴新泉手自煎。丛菊未开霜未傲,多君先寄卖壶钱。

诗后自注云:

「帱函有道先生侨居隐于娄水,予久怀相访而未遂。于辰春从游远西鲁先生,得登君子之堂,诗酒累日,盖北海风致不甚过矣。旦起冒雨而归,今不觉中元之后三日也。而先生殷勤念我,惠寄香茗酒钱于山中。予漫赋七言二绝,并图赵大年【湖天春色】以志谢。墨井道人吴历。」

吴历【湖天春色图】 局部

上述这些诗文,向我们透露了中年吴历此时的社会交游状况,这种交游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他与娄东画派的画学渊源。

其二,他与耶稣会传教士的交游,文中提到的西鲁先生,即是指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而在完成此作后三个月,鲁日满于当年9月29日,便在常熟去世。

  • 1 对此身疑在故山

  • 吴历所谓「忆昔萍迹滞娄东」,意思是他曾长期滞留于娄东,即如今的江苏太仓,因位于太湖入东海的三条主要河流的娄水东边,故称娄东。

    这里与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临上海,西连昆山市,北接吴历的家乡——常熟。

    娄东画派兴盛于明末清初,主要成员包括「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

    其中王时敏(1592—1680年)与王鉴(1598年-1677年)均出生于娄东,他们年龄相仿,人生际遇也类似。

    王时敏23岁时受荫赠出任尚宝司司丞,这个职位主要为朝廷掌宝玺、符牌、印章,此后官至太常寺少卿,主抓宗庙祭祀和宫廷礼乐工作,而到了49岁,兴许是对江河日下的大明朝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兴趣,于是称病辞官,专心研究画事。

    比他小六岁的王鉴,是太仓人引以为傲的文学家、官至刑部尚书的王世贞之孙。

    王鉴于崇祯六年(1633年)中举,崇祯八年任廉州(今广西合浦)知府。后也去官归里,与王时敏相互切磋画艺。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俘,南明弘光政权覆灭。

    六月,南征的清军围困太仓三日后,为了避免类似扬州和嘉定的惨案,王时敏率本地士绅开门迎敌。也在这个月,清廷颁布了「剃发令」。

    虽然王时敏此后拒绝朝廷入仕邀请,但这一举动,被一些饱受儒家思想熏陶过的人认定是其人生污点,就像宋、元易代之际的赵孟頫。

    在画学方面,王时敏和王鉴,都直接继承了董其昌(1555—1636年)的画学技法、理论和审美趣味。

    也就像由宋入元之际的赵孟頫一样,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文化精英,也有浓厚的复古倾向,他们近宗「元季四家」的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远法五代之际的董源、巨然。

    王鉴仿巨然烟浮远岫图 册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和他的朋友们,为中国山水画庞杂的江湖谱系,作过一番总结。暮年的董其昌,隐居于如今上海松江,他从山水画笔墨语言最为成熟的代表人物——黄公望开始,向上追溯到他本人的精神及艺术创作偶像——王维,构建出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的「南北宗论」。

    后人总结其零篇散帙文字,归入【画禅室随笔】,其中提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在这篇漫兴之谈的短文中,董其昌将李思训为代表钩斫着色山水划为北宗,王维则代表渲淡一派的南宗,被他塑造为日后文人绘画的开山鼻祖。

    在宗师王维之外,被董其昌归为南宗门下的包括张躁、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的传人有:李公麟、王诜、米芾、米友仁。此后是「元季四大家」,到明朝则是文征明、沈周。

    李思训的北宗门下,在北宋传承者是赵干、赵伯驹、赵伯骕,到南宋则是李唐、马远、夏圭、刘松年等院体画家。

    董其昌推崇南宗,认为北宗「非吾曹所当学也」,由此将文人士大夫绘画无限拔高。

    还是和赵孟頫一样,董其昌辞世八年后,被南明福王政权追赐谥号「文敏」(赵孟頫于1322年辞世后,获赠魏国公,谥号「文敏」)

    清代汪恭所摹赵孟頫「镜容钹笠冠」像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承接董其昌衣钵的王时敏和王鉴,也提倡临习古人的笔墨结构,强调笔墨情趣和意境表达。

    比上述二王晚一代的王翚(1632—1717年),和本文的主人公吴历同岁,二位都出生在离太仓不远的常熟。他们都曾追随王鉴学画,后又跟随王时敏学画。

    因为常熟西北之虞山,为江南人文荟萃之地,孔子弟子言偃、黄公望、钱谦益、柳如是,包括王翚自己都葬于此,王鉴也视作「虞山画派」的开创者。

    也就是在完成【湖天春色】图之后第二年,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吴历继续作了这幅【凤阿山房图轴】。

    【凤阿山房图轴】吴历 1677年 上海博物馆藏

    【凤阿山房图】是为其友人侯开国所绘。侯开国(约1641—1710年)嘉定人,字大年,号凤阿。清军屠城之际,侯氏一门多人殉难。吴历为其作画时,在吏部任通判州事,有归隐之志,打算在老家嘉定的叶池旁梧桐和竹下修建隐居之所,以「述祖德,守先业」。

    吴历所绘的【凤阿山房图】有数本,包括两幅立轴,一件手卷和一件图册。这卷上博所藏版本上,王翚在二十六年后题有一段跋文,更是印证了他与吴历的友谊:

    「墨井道人与余同学、同庚又复同里。自其遁迹高隐以来,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见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峰造极,往往服膺不失。此图为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余年,尤能脱去平时畦径,如对高人逸士,冲和幽淡,骨貌皆清。尝与元镇(指倪瓒)之狮林,石田(指沈周)之奚川,并垂天壤矣。余欲继作,恐难步尘。奈何?奈何!」

    吴历【凤阿山房图轴】局部

    其中墨井道人,即是指吴历。

    吴历家族世居常熟城子游巷言公旧宅旁,言公即孔子的弟子言偃,字子游,其故居中有一口墨井,据说曾经水黑而味甘,吴历因此自号墨井道人。

    「四王」之中最小的一王——王原祁(1642年—1715年),为王时敏之孙。

    当年王时敏在太仓开门迎敌时,他还仅有三岁。在王原祁的成长年代,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愫逐渐淡化。

    「四王」再加上吴历以及常熟人恽寿平(1633—1690年),被称为清初六大家。这六位,奠定了整个清代画坛的主流基调。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历代帝王的审美品位和皇家藏品的入藏标准。

    若是说王时敏和王鉴有典型的遗老情节、王原祁则完全融入了康熙时代的主流社会,那么在这两代人之间——年龄相仿的王翚、吴历和恽寿平,则是易代之际,最为迷茫、纠结和痛苦的一代人,他们被历史车轮的无情碾轧,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不同信仰的矛盾中、异质文化的撞击中,执着地寻找自我,重塑自我。

  • 2 鳌拜辅政时期与江南士绅的矛盾

  •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辛丑。

    正月,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驾崩。

    因其母亲孝庄皇后称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年)为义父,顺治称其为「玛法」,意思为爷爷。

    在他临终前,听从了这位「玛法」的意见,从八个皇子中挑选了没有得过天花的三皇子——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为继承人。

    正月丙辰日(2月4日),虚岁八岁的玄烨在太和殿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

    远在西方的法兰西,波旁王朝的第三任国王——24岁的路易十四,在这一年开始亲政,他将延续前任首相黎塞留和马扎然的政策,建立起一个绝对的王权专制国家,继而产生出一整套为君权服务的文化制度,形成了此后「学院派」的厚土沃壤。

    东西这两大帝国的统治者,日后也将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而彼此认识,此乃后话。

    早在玄烨即位之前,其前任皇太极和摄政的多尔衮在入关前后,承袭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结构,也容留了许多明朝官员。

    在玄烨成长为康熙大帝之前,治理这个庞大帝国的官僚体制、地方治理策略,以及军事与对外政策,均出自于皇太后和四大辅臣,尤其是野心勃勃并且善于操握权柄的鳌拜。

    这一格局从1661年2月5日,一直持续到1669年6月康熙拿下鳌拜。

    清宫文献【票拟鳌拜等籍没家产拘禁】奏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持续八年的这段「辅政时期」,鳌拜等人试图沿袭游牧部落式军事独裁统治,强化满人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秩序,其弊端暴露无遗。

    他们均善于收拾江山,但在收拾人心方面,严重缺乏经验。由于对汉族士大夫阶层极不信任,双方的关系充满紧张,数次激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几桩充满血腥的大案,正在江南这片土地上酝酿。

    本文为【有过多少往事: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物详解】系列文章第七篇,文中部分素材取自相关网站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勿随意转载并用于任何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