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来，苏东坡以其乐天的形象治愈了无数中国人，文坛、诗学、美食、为人……无一不外乎是后人所乐道的东坡成就，其诗作中透露出的洒脱豁达的心态更是让人羡慕不已，只是这光彩耀眼的文韬与翩翩疏放的性格却与他一生沉浮的宦海生涯紧紧相依。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20岁的苏轼进京赶考，主考官欧阳修对苏轼所作文章赞叹不已：「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被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力荐，苏轼一朝成名天下知，其后甚至被宋仁宗夸赞「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或许他自己也认为，此后一生便可一展宏图，大有作为。
只是世事难料似浮云。乌台诗案后，苏轼仕途坎坷，几经遭贬，黄州惠州儋州便成为他余生的官场缩影。
你很难想象， 一个人在从政40年的岁月里，被贬谪12年，去了8个地方，其中不乏苦寒之地，还能一生豁达，六边形发展 ，内心是有怎样伟大的自愈能力。
图片|苏轼多年被贬足迹
1 少年意气与动荡时局
嘉祐二年（1057）苏轼入仕时才21岁，北宋王朝已经安逸了一百多年，即便在仁宗盛治之后，也难掩政治腐败，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军队软弱涣散，对外无力抵御辽、西夏的侵扰；内部的三冗（冗员冗兵冗费）危机使国家财政年年亏空： 「百年之积，惟存簿」 ；财政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上连年战事和自然灾害频发，民怨四起。
仁宗庆历三年（1043），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宣告失败，北宋形势更加严峻。宋神宗即位后，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克服统治危机，与立志变法改革的王安石不谋而合，开始对北宋弊病已满的社会现状实施变法改革。
改革初期「富国强兵」的成效显著，本以为将变法一以贯之便可恢复北宋国力，稳定统治。但毕竟上层建筑设计规划的再完善，也无法避免下层实操时出现各种偏差，导致变法结果与设想大相径庭。
且王安石变法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增加财政税收，其所颁布的均输法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国富民贫，新法施行也有些操之过急，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
并且变法派革旧推新的政策势必会触犯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新旧党争」四起，亦有御史中丞吕海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被神宗贬为地方官之例。且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神宗时期，北宋沉疴已久，变法是大势所趋，但变法带来的副作用致使朝野上下党派林立，纷争不断。
苏轼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官越做越小」的宦海沉浮生涯，我们或许可以用 起起落落落落落 来形容苏轼这后半生。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起初苏轼也主张革新政治，在改革问题上他与王安石并无本质的分歧。
苏轼早就看到当时社会 「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漂流」 的形势，因而提出了「丰财」、「强兵」、「择吏」等改革目标。这些，都表明了苏轼属于变法派。
但是，苏轼当时在基层耳闻目睹了新法的执行情况，尤其是「青苗法」在执行中严重走样，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他认为新法操之过急过烈，因而又与王安石产生了分歧和斗争，自然也遭到了新党的排挤和打压。
神宗熙宁四年（1074），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年36岁。之后于熙宁七年（1074）秋，苏轼转知密州，而这才是他贬谪一生的开始。
不过苏轼从没有因为贬谪而放弃自己的民本情怀，他一生都在为民而虑，被贬谪地方后，他便开始躬行他在科考策论中所提出的 「安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君子长者之道也」 这一政治理想留下了众多传承后世的炫美篇章。
熙宁十年（1077）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40岁的苏轼在徐州任知州。当时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
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
苏轼一生都秉持家国情怀和民本情结，无论是身处清风朗月的坦途，还是置身凄风冷雨的逆境，他都恪守民胞物与的政治理念和为民请命的价值操守，初心不改、笃志不移，「奋厉有当世志」，把贫庸之辈的苟且活成了诗和远方。
神宗元丰二年（1079），变法如火如荼，围绕变法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这一年42岁的苏轼辗转至湖州担任知州。他一到湖州，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大臣的基本礼仪，也是官场的一种例行公事。
只不过苏轼在表中写的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还有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等话语，被激进的变法派咬文嚼字，说他 「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 ，又讽刺朝廷，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以及与家人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朝内一时一片倒苏之声，这就是北宋神宗年间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就是一场空穴来风的文字狱。
尽管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有病中曹后「不须大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的殷殷嘱咐，有王安石、张方平、范镇等一众老臣的上书营救，苏轼最终幸免于一死，但仍因莫须有的诗罪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其弟苏辙、其书信往来之友王诜、王巩、张方平、司马光、黄庭坚等20多人均受牵连被贬被罚，曾经风光无限的苏轼可谓一落千丈。
然而，正是「乌台诗案」及黄州的苦难经历，让这个天真的乐天派诗人真正走向成熟，走向更加旷达豪迈的人生。
3 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
黄州是一座偏僻萧条的江边小镇，任何人走到这里都不免会产生一种被遗忘、被弃置的凄凉感。
初到黄州的某夜，苏轼听着回廊上风吹树叶的声音，眉头上的愁思久凝不去，曾经的觥筹交错与高朋满座竟都化作一场大梦，如今只剩一罐残酒作伴。中秋之夜，却无人领会他的悲恨，无人理解他的孤独。于是，一首满纸孤寂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从心头奔涌而出：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琖凄然北望。」
以创作为生命第一义的苏轼，如今却不敢轻易写诗作文，即便是写给朋友的书信也往往再三叮嘱「不须示人」、「看讫，火之」，唯恐「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
从前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如今已都作鸟兽散，除了黄庭坚、秦观等寥寥几位挚友外，谁愿意继续和一个差点被砍头的犯官为友呢！
或许此时，他最想念的还是与自己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弟弟苏辙。
【宋史·苏辙传】记载：「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之时，也是最先去信自己的弟弟：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40岁的苏辙收到信悲恸欲绝，冒死上书宋神宗，要求用自己所有的官衔来换取哥哥的性命。最后苏轼得以免死，被流放黄州，苏辙受牵连也被贬到江西。
苏轼入狱期间，一家老小全都是弟弟苏辙在照顾。两人这次被贬以后，苏轼是带罪的身份，不能携带家眷。苏辙到江西安顿好家人后，又马不停蹄地护送苏轼的家人到黄州。
苏轼一生官场沉浮，弟弟苏辙却始终与兄同心，尽自己所能助哥哥一臂之力，义不容辞的为哥哥奔走。 在宋代，兄弟同朝者甚多，但像苏氏兄弟那样历经患难而始终兄弟齐心的却很少。
如同为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他在朝中算「旧党」大臣，他的弟弟曾布却是「新党」的中坚人物，另一个弟弟曾肇又是「旧党」的重要角色，因为政见不和，兄弟之间闹得很不愉快；还有北宋后期的奸臣蔡京，和弟弟蔡卞虽然都是「新党」，但却为了利益之争，后来水火不容。相比之下，苏氏兄弟的手足情深实在令人感叹！
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七日，苏轼在几位熟识的朋友陪同下前往相田。本是天朗气清，却没想到倏忽之间风云突变，一阵大雨即将倾盆而下，同行的朋友都觉得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他仍旧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和着雨打梳林的沙沙响声，一边吟唱，一边行路。不一会儿，雨过天晴。
这场倏然而至却又倏然而去的大雨，让45岁的苏轼联想到了自己所经历的人生风雨，他将之高度艺术性地化作了这首传唱千古的不朽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显然，风雨中的苏轼已经走向超旷的人生境界： 忘物以自适 。尽力排除外界干扰，不去在意是非荣辱，不为外物所累和支配，而是反过来抵御住一切纷扰和打击。他在静观默照中反思这场人生灾祸，不怨天不由人，只是自省：遭馋致毁是因自己屡犯「绮语戒」，而又固执己见。
窃以为，【定风波】一词正是苏轼在经历大风大浪之后走向真正成熟的标志。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苏轼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元丰六年（1063），距苏轼贬谪黄州已有四载，张怀民也遭贬黄州。
初时寓居承天寺，因被贬而百结愁肠，苏轼深知他此时的忧思与不快，便在十月十二日夜借口赏月寻乐，到承天寺宽慰张怀民：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庭中。」
「乌台诗案」之后的辛酸与苦楚，没有人再比苏轼更了解，即便是个乐天派，也曾陷入过忧虑难解的时刻。四载里，该吃的苦吃了，该伤的心伤了，他早已习惯，也没什么睡不着的。可张怀民才刚到这，和四年前的他一样。但他并不是像现在的我们一样拎起一壶酒，让张怀民大喝一场好泄悲愤，只是借口赏月，用细腻的心照顾着此刻郁郁寡欢的张怀民。
罗曼·罗兰说：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苏轼就是这样的人，【记承天寺夜游】末尾写道：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感叹远离案牍劳形才有闲情逸致漫步赏月。其实诗中亦隐含着苏轼的悲凉愁绪，但苏轼仍然以其强大的内心，醉心于黄州的山川田野，朗月清风，他总有一种力量，超越于逆境和悲哀之上，把他乡变故乡。
4 惠州：为谁合眼想平生
原以为黄州是苏轼的人生谷底，谁曾想到，更多的灾祸在等待着他。
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下诏改年号为「绍圣」，意即继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针。重回庙堂的变法派大臣们完全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尽情发泄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
仿效「乌台诗案」的故技，朝中一帮小人网罗罪名，横加诬陷，57岁的苏轼再度被开启贬谪生涯。即使在千里迢迢奔赴贬所的路上，小人们依然心有不甘，屡进谗言，朝廷竟五改谪命，最终将其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经过近半年的艰险跋涉，苏轼最终抵达了当时的南蛮之地——惠州。
两年多的岭南生涯在苏轼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时间并不长，但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只因一人—— 王朝云 。
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苏轼的爱妾、一生的知己朝云病逝，年仅34岁。朝云的离去对于59岁的苏轼无疑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打击，这位「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凄楚之境。
自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通判杭州时进入苏家，二十三年间朝云一直跟随苏轼辗转南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忠诚不二。随着苏轼的贬谪，曾经热闹的歌儿舞女们相继散去，只有朝云随他南迁，成为他悲惨的流放生涯中忠实的伴侣。即便到了瘴疠之地惠州，朝云毅然无怨无悔，泰然自若，精打细算地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闲暇时便读书念经，习字临帖，与苏轼谈禅论道。
难能可贵的是，朝云不只是同甘共苦的伴侣，更是精神相契的知己。想当年，苏轼故意捧着酒足饭饱的肚子问众人：「你们可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一位婢女说「都是文章」，另一位婢女说「都是学问」，直至朝云答道 「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轼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据说，朝云的生病和苏轼填的一首词有关。某日，贬居惠州的苏轼和朝云闲坐，正是秋凉时节，苏轼放下手中书卷，见窗外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感，便请朝云演唱自己所填的【蝶恋花】词。朝云歌喉将转，泪满衣襟，苏轼惊而问之。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唯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二句，为之流泪。」
自此，朝云常常若有所思，「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尤不释口。」显然，通晓禅理的朝云读出了词中的言外之意，「枝上」一句，乃无常之象，「天涯」一句，写普遍之意。两句形象地道出了人生无常——恰似苏轼一生的升降沉浮，忽北忽南。
正所谓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朝云不久后抱疾而终，苏轼也终身不再听这首作品。
5 儋州：兹游奇绝冠平生
本想在惠州了此残生的苏轼万万没想到，在61岁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加悲惨的厄运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
绍圣四年（1097年）又一个不祥的四月，朝廷告名传来：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据说，朝中群小看了苏轼在惠州写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认为他在惠州生活还是太舒服，应该直接发配天涯海角。要知道，在北宋一代，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处罚。
踏上海南岛，对长居大陆的苏轼而言，已没有过去那种「仿佛曾游」的神秘感觉。登高北望，视野所及，只有一片浩淼的海水，四顾茫然，一种异国他乡、永无归路的凄凉感袭上心头。
他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写道： 「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
海岛的生活相比黄州、惠州，才是真正的艰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与程秀才书】中，苏轼写道：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就在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领，生生将「地狱」变为「天堂」。
他说动当地开办医院，这是继杭州的官办医院「安乐坊」之后，经苏轼努力而创办的，面向百姓的，中国医疗史上的第二个官办医院。
此外，苏轼凭借自己的知识，在儋州讲学授课，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这其中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苏轼离开海南前，在姜唐佐的扇子上写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说将来姜唐佐考中进士，就给他补齐这首诗。
三年后姜唐佐果然金榜题名，可此时苏轼已经去世。后来姜唐佐在河南汝阳遇见苏辙，说起苏轼在儋州的往事，苏辙听后心中五味杂陈，便替兄长为姜唐佐续写了后半首：【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苏轼担任地方官员期间以民为重、顺乎民意、为民争利，一方面劝耕促织、减役丰财，在改善民生上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为消解民意而走笔放言，初步实现了儒家倡导的 「立言立德立功」 的「三不朽」人生理想。同时，苏轼也由一个原本高谈阔论的纵横家变成了亲力亲为的实干家。
终于，在63岁这一年，苏轼迎来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命运反转。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九，哲宗崩逝，徽宗继位，二月，便大赦天下。待到六月，苏轼终于要离开谪居三年之久的儋州，踏上北归之途。
元符四年（1101）三月，苏轼经过真州时游览真州名胜金山寺，在寺庙墙壁上看到了自己的画像。
画上的苏东坡手执一根细长藤杖，坐在磐石上，安详的神态中又有一种似醉非醉的意态。苏轼看到自己的画像后，感慨万千。经过多年的边贬谪岁月与艰苦生活，他的生命也即将完结，便在金山寺的画像下追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靖国元年（1101年）7月28日，苏轼在常州去世，享年66岁，一代文豪就此为他的风雨人生画上了句号。
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罕见全才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包括 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200多篇散文 ，以及无数书画艺术杰作，人们将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尊为「苏海」。
更重要的是，苏轼巨大的人格魅力倾倒和影响了无数中国人，人们不仅欣羡他在事功世界中刚直不阿的风节、民胞物与的赤子之心，更景仰他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笑看风云的超迈。这位将现实性与超越性完美交融的人生典范，永远令人追慕，惹人怀想，予人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