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海斌（馨心齋主）
▼新竟陵诗派图标
「竟陵派」小考
甘海斌
【前言】
笔者也算戎马一生，未到花甲之年即已退休，过起了闲适的生活。我曾吟诗表达自己退休后的心境：「……心中无罣碍，余岁不堪忧。日食三餐饱，随时乐自由。」闲人，就有闲心，得闲空，读闲书，悟闲理，寻闲乐，不亦乐乎！我也喜欢写点闲诗碎文，悦己悦人。
我出生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曾诞生了名闻世界的茶圣陆羽，也是著名的「状元之乡」。所以，我在退休后，先后写了【茶圣陆羽出天门】【状元蒋立镛其人其事】两篇拙文，发表在报刊和网络媒体上，受到读者纷纷点赞，不禁欣喜自慰。
孩提时代，我还得知几百年前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有一个「竟陵派」，让天门人引以为骄傲。成人后，却不曾下功夫去了解「竟陵派」所呈现的文采风流，及在璀璨星河之中的兴衰浮沉。
但喜爱古体诗词的雅好兴犹未阑，时常发表几句拙诗在报刊上，并结集为【梦之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此浪得「局长本色是诗人」之虚名。
2020年8月，我加入了由范恒山先生为主帅、北京龙潭诗社社长傅东渔为副将，发起组织的「北京新竟陵诗派」。这是一群生活在北京、古体诗词爱好者自愿结社组成的文学小「沙龙」，不定期开展诗词交流酬和，雅赏文化娱乐，颇有衍袭古人儒雅之风韵，玩味高士情调之意味。忝列其中，幸甚至哉。
近几年来，北京新竟陵诗派在范、傅二人引领下，风生水起，成果颇丰，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竟陵新韵】【盛世诗语】两部诗集。
但「仰山以崇德，观水应知源。」新竟陵派若不知钟谭之如何，谈何一脉相传？弄不清古竟陵派之源流，岂敢言继承弘扬？故遵恒山兄之嘱，余对「竟陵派」作此小考，以飨同道诗友和热心读者。
▼新竟陵诗派旗帜
在中国古今文坛上，文学家与文学流派的更迭是极为自然的。既有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那必然是「各领风骚数百年」。
「竟陵派」是明代后期所产生的一个文学流派，名噪天下，影响深远。因以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钟惺、谭元春为杰出代表，因此而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又号退庵。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皂市镇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著作有【隐秀轩集】【史怀】等。
他的文学主张与公安派有近似处，也反对拟古，但强调从古人诗中求性灵，在诗文中开眼界，与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明显不同。钟惺在【诗归序】中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
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种艺术审美品格，形成了这一派文学上「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钟惺工诗能文，自己更以文自负。
他的一些论史之文，能「发左氏、班、马之未竟，钩其隐深而出之」（陆云龙【钟伯敬先生合集序】）；所作讽时小品或题跋等，文笔犀利，语言简练，极具个性特点，如【夏梅说】【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等；纪游之作，为人称道的有【浣花溪记】。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别号蓑翁。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少慧而科场不利，天启七年（1627） 始举于乡，乡试第一。崇祯十年死于赴考进士途中。归葬于竟陵黄潭镇白龙村。
与同里钟惺同为「竟陵派」创始人，论文重视性灵，反对摹古，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所作亦流于僻奥冷涩，有【谭友夏合集】。钟、谭曾编选【诗归】（单行称【古诗归】、【唐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竟陵派与公安派是比肩而生的。是晚明继公安派之后崛起的一支文学革新流派。「公安派」是明代后期以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诗文流派。公安派的崛起是对风靡文坛的前后七子拟古思潮的矫正。
公安派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与散文创作方面，但在诗歌创作上公安派也有新的特色。针对拟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们的核心主张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他们要求文学作品充分表现出作者的个性、感情。认为一切优秀作品都是率性而发，「从自己胸臆流出」的，只有「出自性灵者」，才算是「真诗」（袁宏道【叙小修诗】江盈科【敝箧集序】）。
公安派认为，古代的格律、格调则完全不必拘泥，「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只要能写出真性情，真面目，律度、法则也就自在其中了。
在文学发展观上他们针对拟古派盲目崇古的观点，指出文学是随时代发展而进步的，每个时代的文学各有特色，「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叙小修诗】），完全不必厚古薄今。他们认为「古未必高，今何必卑」，假如「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
因此，文学创作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不能一味因袭、摹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拟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在文学风格方面，他们「尚今尚俗」，强调文辞、语言合一，以为「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袁宏道【论文】上）
文学语言应「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袁宏道【与冯琢庵师】）。因此，他们倡导一种通俗明快、活泼畅达的语言风格，这对于纠正拟古派模仿古言古句的风气，开创新言风格有一定的作用。
▼钟惺著作【隐秀轩集】
竟陵派的产生是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趁势而起的。竟陵派文学主张：为矫正公安派末流信口信手、粗制滥造，流为俚易肤浅的弊病，钟惺、谭元春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即避世绝俗的「孤怀孤诣」和「幽情单绪」，认为只有处于空旷孤迥、荒寒独处的境地，通过孤行静寄的覃思冥搜，才能写出表现作者性灵的真诗。
同时主张作诗为文，要以古人为归，读书学古，力求深厚，在精神上达到古人的境界。
竟陵派认为公安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但所主张和宣扬的「性灵」与公安派不尽相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是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语句之深奥。由此形成了竟陵派的创作特点：雕琢字句，意境幽远，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后来超越公安派，盛极一时，但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在明后期对反拟古之风有促进之功，对晚明及清早期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巨大影响。然而，因为他们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了创作的发展。所以逐渐走向没落。
值得指出的，由于竟陵派的出现是为矫正公安派的俚俗粗浅之弊，所以很容易让人造成竟陵派与公安派对立的误解。其实，两派的相同之处还是占多数的。二者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反对前后七子所采取的路径不同，出发点与目的还是一致的。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坚守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之一。
竟陵派的学古乃至复古，不得不玩索于一字一句之间，将诗文创作引入狭窄的天地。他们评诗，只着眼于一字一句之得失，流连于烦琐纤仄之工稳。
他们自己的作品，力求僻涩诡谲，专在怪字险韵上花样翻新，与公安派通俗晓畅的诗文大相径庭。因而，竟陵派的文学主张，正迎合了那些因处于王朝末日而走向消沉的封建文人之文学倾向。
明代中叶后，诗坛掀起了一场以复古面目出现的革新活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称「前七子」。
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目的是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力图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但由于他们的创作理论落后，缺乏创新，有泥古不化的倾向。
至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称「后七子」。
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在复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远。其成员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差异较大，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在整个晚明文学的思想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实际是李贽。竟陵派追随公安派，而公安派的文学观主要是从李贽的思想学说中发展而来的，所以它的基点不在于诗文的语言技巧，而在于个性解放的精神。「性灵」原不是新鲜的辞语，南北朝时就颇为习用。
如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赵国公集序】），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其意义大致与「性情」相近。明代中后期，六朝文风重新受到重视，「性灵」一词在王世懋、屠隆等人的诗文评论中又频繁使用起来。
袁中郎进一步在这里面加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的艺术要求，使之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文学口号。首先，袁中郎的「性灵说」是出于李贽的「童心说」，它和「理」，和「闻见知识」——即社会既存的行为准则、思维习惯处于对立的地位。
标举「性灵」，也是同流行的拟古诗风的强烈对抗。总之，竟陵派的理论，在强调真情，反对宋人「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等基本方面承续了李梦阳以来的文学观点，但他们并不主张着力摹仿古人的「格调」、「法度」，在这一点上与前后七子都不同。
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性，互不相袭；每个时代的语言也在不断变化，「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所以作家应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不必谈什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钟惺散文选
因为前后七子大力提倡复古，文坛上的宗派势力和剽袭之风，已经成为自由地抒发性灵的新文学的极大阻碍。自由派文人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在后七子宗派主义作风下形成的以拟古为复古，「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
一唱亿和，优人驺子，皆谈雅道」（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诗坛风气。特别是对后七子诗派末流的粗滥而毫无性情的假古董，攻击尤烈。袁中郎常斥责这一类作者为「钝贼」，甚至刻薄地骂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那么，从公安派那里来，竟陵派又向何处「变」呢？
他们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匡正。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前后七子」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之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之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
【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
▼钟惺著述考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的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 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没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
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
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是 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束缚，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
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
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
三是 性灵说从真实、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
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朴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
竟陵派又发展了重「真诗」 、重「性灵」的主张。钟惺【宿乌龙潭】诗：「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润飞潜，中宵万象湿。损益难致思，徒然勤风日。
吁嗟灵昧前，钦哉久行立。」诗所描绘的是一幅万籁俱寂、孤月独照、寒影默然的宿地图景，一切都给人以幽寂、凄凉与峻寒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幽情单绪」、「寄情孤诣」的创作境界吧。
难怪钱谦益说：竟陵派诗风「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其所谓幽深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
竟陵派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应该说，竟陵派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这与单纯在形式上蹈袭古风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再者他们也较为敏锐地看到了公安派末流俚俗肤浅的创作弊病，企图另辟蹊径，绝出流俗，也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胆识。
但是，竟陵派并未真正找准文学发展的路子，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又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
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
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畅。
▼谭元春文集
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这诗就不大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的诗类似于此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
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在文学观念上，竟陵派受公安派的影响较深。钟惺以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谭元春则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
【诗归序】这些主张都是竟陵派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的体现，可以说是公安派文学论调的延续。尽管如此，竟陵派和公安派的文学趣味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公安派虽然并不反对文学复古，他们只是不满于仿古蹈袭的做法，但主要还是着眼于作家自己的创造，以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宏道【与丘长孺】）。
而竟陵派则着重向古人学习，钟、谭二人就曾合作编选【诗归】，以作诗而言，他们提倡在学古中「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诗归序】，达到一种所谓「灵」而「厚」的创作境界。
其次，公安派在「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口号下，不免存有浅俗率直的弊病，对此竟陵派提出以「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创作要求。
来反对「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所为，即在总体上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同公安派浅率轻直的风格相对立。这样的文学趣味在竟陵派作品中比比皆是。
▼皂市钟惺墓
竟陵派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实际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
李贽反对以儒经典家规范现实社会与人生，袁宏道等反对以前代的文学典范约制当代人的发挥，而提倡一种具有时代性、个人性、真实性，能够表现内在生活情感与欲望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对旧的精神传统的摒弃。
竟陵派在文学领域的遐迩闻名，让天门较之同等城市变得特殊而儒雅，那样高朗的精神起点使后人的瞻望成为一种境界。诗是哲学，是智者的言说。
有诗的旗帜，竟陵风才在天门这片热土上缓缓吹拂。一种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常常在春花秋月中纷披而至，那一股清新的气息，悠然拂过人们的发梢，穿过千百年的寂静，带走了几丝蝉意。
天门精彩的文化亮点堪称「竟陵派」。日月为证：在这块土壤上，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曾经用笔写出心灵而且使之成为风尚。中国的县级市里，能够在古代文学中书上一笔的流派不多。这是天门人引以自豪的。
所以，今日天门城区有钟惺大道、元春街，东湖有隐秀轩、元春榭，皂市的钟惺墓、黄潭的谭元春墓都得到了修缮。竟陵派使天门成为诗歌茂密生长的沃土。诗歌如雨，雨如诗歌，在竟陵派的故土上行吟诵读，该是温润如唇的感受吧？！
2024年元月9日于京华馨心斋
▼钟惺传略
▼黄潭谭元春墓
▼天门东湖隐秀轩、元春榭
▼新竟陵诗派印
▼新竟陵诗派诗词合集【竟陵新韵】【盛世诗语】
▼作者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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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黄素梅【白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