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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吴门四家之一，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与祝允明、文征明、陈道复并驾齐驱，尽管他年纪最轻，寿命亦短，却赢得了艺术史上的崇高声誉。时人及后世皆对他推崇备至，视之为天才诗人与艺术家，更是超凡脱俗的修行者。
王宠出生于苏州金阊，家世并不显赫，自明代以来，家族中并未出现过杰出人物。祖父槐庭公、父亲处竹公皆以经营酒肆为生。童年时，王宠不幸丧母，父亲又不善经营家业，导致家道中落。这个长达百年未尝有子弟荣耀加身的家族，亟需后辈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以摆脱贫贱之苦。
王宠与当时的普通读书人无异，对功名热衷，与许多权贵交往，希望得到他们的关照。少年时，王宠便受到长辈的青睐，十四岁时已被知府誉为奇童。正德初年，与兄长王守一同被选入学官，声名鹊起。王宠擅长明经策问，其文风被誉「宏博奇丽，独得肯綮」，御史考试时，总是获得赞誉，声名远播。由于他谦逊自爱，举止端雅，尚未成年，吴门的名流都已为他的挚友。文征明回忆与王宠的交往时说：「我年长你两旬，自幼便与你交往，无日不见。」。文征明对王宠兄弟的成就寄予厚望，曾写下「百年有待麟呈瑞，千里欣看雁逐行」的诗句，然而，这份期许最终未能实现。自正德五年(1510)起，王宠八次应乡试，均未能考取，作为人们瞩目的「三吴之望」，他的落第显得尤为难堪。
王宠出身寒微，屡遭科场挫折，心中充满了不平和愤激。然而，他从不公开表露这些情绪，而是努力隐藏。许多朋友担心他因抑郁而病，劝他敞开心扉，但他始终否认「不第」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嘉靖壬辰年(1532)，在致友人文之谦的信中，他对对方猜测他因抑郁而病的想法表示不认同，认为对方未能理解他。王宠的自尊心在一次次失败中受到重创，由于恐惧失败，他的心理常处于焦虑之中。
王宠，一位现实主义者，在家书中展现了与他人无异的一面：求情、送礼、回避、记恨，这些俗世行为他并不缺少。然而，他在公共场合所展现的形象却大相径庭。文征明在墓表中描述他「羞涩如同处女，谦卑如同蒙士，我所见过的，他从不失色于人」；顾璘则称赞他「高洁明朗，坚守节操，对于世俗的声名利禄不屑一顾，从不吐露粗俗之言，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清纯之人」。王宠长期居住在苏州郊外的石湖，经常与僧侣道士交往，但这并不代表他具有宗教情结。他虽然大谈「悟得无生乐，行藏不离禅」，但这完全出于对健康的现实关注。
嘉靖辛卯年(1531)秋，王宠在南京参加最后一次乡试后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两年他一直卧病石湖。由于疾病，他特别关注养生术。在一首诗中，他提到了芝术、吐纳与丹术，并期望有一天能像仙人王子乔那样，达到轻举飞升的境界。嘉靖丁亥年(1527)秋，他在南京与顾璘夜宴赏菊时，坦白地表示自己「中年无所成，渴望长生」，虽然还不懂得炼丹之法，但已经开始食用菊花。他不仅「终朝采芝秀」，而且「窥洞企丹经」，然而二十年过去了，他并不能如道士们所承诺的那样，可以「轻松飞升」。尽管如此，王宠对道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在写于嘉靖癸巳年（1533)四月八日的一首诗中，他写道：「释迦产西海，李耳降东周⋯⋯而我抱沈瘵，龙堂愿精修。津梁倘有悟，永作逍遥游。」这反映了他对养生的迫切追求，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病急乱投医。
在给老师蔡羽的信中，他透露自己的病情已持续两年，药物无效，到了年底病情加剧，似乎命在旦夕。然而，一位奇异的僧侣出现，用符水治疗他，半月之内虽然出血不止，但烦热症状有所减轻。在给兄长王守的信中，他提到有术士预言他在庚辰年运势低落，且在庚子年四十七岁时将遭遇大难。因此，他请求兄长与当地的饶、戴二公仔细推算，以决定吉凶，并急切地期待回信。王宠还曾向顾璘和王谷祥推荐一位姓何的浙江星士，认为他的占卜「颇有验」。
由于王宠在外表上对不平和愤激的掩饰，对现实欲望的隐藏，他的书法作品无意识地强化了他恬退的一面。正如他的诗歌，随处可见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世俗富贵的蔑视。他通过书法中层台缓步的笔法，传达出宁静与优雅，通过类似脱落的点画和生涩的笔触，展现了他的孤高和与世隔绝的感觉，通过消减起讫痕迹，暗示了他人格上的深厚修养。总之，他想告诉人们，王宠是恬淡的，不热衷于功名，无所谓穷达，更无心计。他满腹经纶，却不张扬，不以此凌驾他人。通过书写，他想向当代和后世展现他的理想人格，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法实现这一理想。
在万历时期，王世贞作为一位重要的鉴赏家，曾提出「以拙为巧」来评价王宠的艺术风格，认为这与文征明的精巧技法大相径庭。特别是王宠晚年的作品，往往给人一种优雅、含蓄和稚拙的审美感受。这种「以拙为巧」的风格，成就了王宠独特的艺术价值，他成功地摆脱了嘉靖时期文征明精致流畅的影响，主张苏轼所提倡的「守骏莫如跛」的文人意趣。尽管王世贞非常欣赏这种风格，但他也承认，王宠的作品有时显得比较刻意，这种姿态似乎是故意展示出来的，而非情绪的自然流露。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了他去苏州石湖探访病中的王宠时的情景。王宠在这次会面中讲的是官话，而非当地的吴方言。何良俊对此感到诧异，并将这一细节记录下来，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宠的矜持和刻意保持距离的态度。
嘉靖三年（1524年）甲申王宠三十一岁。而同年三月，临摹褚遂良书，自跋云：「衡山文先生，当世书家宗匠也，宠书何能窥郢氏之门，而顾蒙嗜痂，所不解也。昔年承命书此数篇，草堂读书之暇，漫为提管，积五岁始竣，不揣足览，幸先生教之。」言语间对文徵明推崇备至。以他深厚的魏晋功夫，对匠气有余、品级不高的文徵明自然不会看不清，显然或因辈分，或因文徵明对他的经济提挈而出语伪饰。他于同年书写的 【起对镜作等杂诗卷】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书法而言， 呈现出的整体意境——拙而不滞、巧而不媚。这种拙，并非笨拙或粗率，而是一种大巧若拙而不滞，既有疾风骤雨般的痛快淋漓，又有步履从容间的稳健持重。相比文徵明行书，高明何止一两个身位？
东汉的扬雄曾经提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观点，这句话虽然对「书」的解释存在多种看法，但「书为心画」这一观念被广泛用来描述书法创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常常引用【世说新语】中王羲之「东床坦腹」的故事来解释他的洒脱个性，并将这种个性与其书法风格相联系。我们还试图在书法作品的风格与书法家当时的情感状态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孙过庭在【书谱】中将王羲之的【乐毅】、【画赞】、【黄庭】、【太师箴】、【兰亭】、【告誓文】等作品风格与其不同的心理状态相对应。这些前人的教导让我们深信书法风格是性情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我们探讨王宠的书法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王宠并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他有世俗的欲望，却无法实现。他并没有完全表达出这种愤怒和不平的情绪，反而极力压抑和掩饰，以获得「清纯不可再得」的社会评价。同样，他的书法也不是「不平有动于心」而「一寓于书」。我们所赞赏的稚拙、含蓄和优雅，只是他精心营造的一个面具。在这个面具背后，隐藏的是机巧之心、愤激之情和世俗之念。人们常常给予他的书法「无一点尘俗气」、「天上谪仙人」等高尚的评价，但他的书法并不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显然，除了书法与情感相一致之外，书法家和他的作品之间还存在其他的联系。如果我们将书法视为王宠的一种逃避现实、潜为寄托的方式，也许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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