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出版的【臧克家旧体诗稿】中有一篇【自道甘苦学旧诗】的序。斯序劈头三句开宗明义：第一句：「我爱新诗，更爱古典诗歌。」第二句：「我写新诗，也写旧体诗。」第三句则更是干脆声明：「我是一个两面派。」
1990年，臧克家先生曾赠我一个书法条幅，内容是他一首自作诗，诗云：「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诗有激情，字亦极耐看。这首旧体，题为【抒怀】，作于1974年12月13日。那一年，臧克家69岁。12天后（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写下了回忆「五七」干校生活「忆向阳」组诗的第一首诗【夜闻雨声，忆江南】：「料得江南春到早，云山滴翠水溶溶。清宵梦觉潇潇向，猛忆冲雨夜出工。」
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体新诗人，在晚年「忽然」写起了旧体诗，起初颇让人讶异。但诚如诗人在【自道甘苦学旧诗】一文中所言，也当然有着其内在逻辑。但他的旧体诗歌创作主要时间是在1973年以后，其观照的主题，一为酬赠旧雨新知；另一，就是反映「五七干校」生活与劳动。前者多收入【臧克家旧体诗稿】，后者则结集为【忆向阳】，1978年出版后在文学界曾引起过争论，记得当时的声量颇大。
【忆向阳】题材诗歌写作后、出版前，臧克家就曾寄赠同一干校的「同学」或朋友看，并自印了油印本，在一定范围中流播。得到的反馈（该诗集出版的1978年以前）自然也多是不错的。正因如此，当人民出版社拟出版此诗集时，作为诗人，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诗集出版后，风评一时不错，但令诗人始料不及的是，老友姚雪垠在诗集出版当年的11月25日，写下了【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文学】1979年第一期上。
该文基本上是全面否定了【忆向阳】主题的系列创作。姚文认为，【忆向阳】「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你不仅没有唱出人民的心声，也没有唱出你自己的心声。诗中的感情不是真实的，至少说不完全是真实的。有真实的一面，但也是被你化过妆的感情。有更真实的一面你不肯写出，那倒是最宝贵的……你只写出表面现象，表面的人和表面的事，不敢向深处着笔，不敢接触现实生活的本质」。
姚雪垠与臧克家是相交相知多年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抗战救亡时期。姚雪垠应该是喜欢以公开信形式的文学批评方式的。1944年他就曾在【当代文艺】杂志上以公开信的形式，评论过臧克家的诗集【泥土的歌】。在那封写于1944年3月10日的信中，姚雪垠说：「我们是老朋友，相知最深，平日我最爱谈你的诗，你也最爱听一听我的意见。在很多时候你把我当做知音，我也常觉得能够同你谈心，谈得投机，十分愉快。」在1978年的公开信中，姚雪垠仍然认为自己是以「数十年的老朋友」的角度来评论【忆向阳】的：「我的这封信虽然会使你生气，失眠，但完全是出于对朋友负责的精神。我认为只有这样，我才配做你的真朋友和古人所说的‘诤友’和‘益友’。」
随后，也有人对姚雪垠的批评提出了反批评，认为「姚先生的批评给我的感觉却不大像个‘老朋友’，而像个口称‘老朋友’实际则是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王昌定【压迫不是批评】，载【北方文学】1979年第10期）。
臧克家本人对姚雪垠书面批评的直接反应，至少在当年的报刊上似未有记录。但从2006年徐庆全发表的一篇【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从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谈起】一文中得窥一斑。
此信为臧克家1979年2月14日写给周扬之信，既是「未刊信」，但文中全部照录，应视同已公开发表。所谓「未刊」，或指两人生前未公开发表。此信所涉三人（即周扬、臧克家、姚雪垠），周去世最早，在1989年。姚次之，在1999年。臧去世在2004年。
臧克家在此信中说：「他（姚）又在今年一月号‘上海文学’上大批我的诗集‘忆向阳’（我曾奉寄您一本）……令人气愤……」或许意识到信中内容会产生的影响，信的最后，臧克家对收信人有附言：「我的这封信，只供您参考，希望不外传，免得惹出更大的纠纷。」
臧克家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姚雪垠在「文革」中读到「忆向阳」组诗时曾致信前者，大约是正面肯定的多。因此，臧克家在向上级领导如周扬处申诉的同时，还将姚致臧的十封信打印其后，并同时在友朋中散发。可见诗人当时是气极的。这十封信，在徐文中征引了部分，因不得见此组信件全貌，此处不赘。
但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1980年第二期中，姚雪垠发表了【无止境斋书简抄一组】，其中，就有1974年12月25日和1975年1月25日致臧克家谈诗的两封信。其中一信，姚说：「我已经读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我已经说出过我的整个印象，既肯定了这些小诗，但又觉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会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评语。」
臧克家与姚雪垠，两位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友谊缔结于「烽火连三月」的抗日战争，友谊绵延了三十多年，难道真会因一封信而终结吗？1988年7月，【臧克家旧体诗稿】出版，收入了【寄姚雪垠同志】（六首），诗中，既有「愧我诗少风云气，羡君笔下有惊雷」的谦虚，也有「细闻北上定如期，翘首南天日脚迟」的深情。姚雪垠晚年曾想写一部回忆录，甚至有一个暂定名【艰难的历程】，但终因为赶写【李自成】四五卷而分身乏术。2010年，由其家人汇编其生前写作于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三篇重要文章（【我的前半生】【学习追求五十年】【八十愧言】）的【姚雪垠回忆录】面世，其中，对曾经在某个时间段中朝夕相处的「老朋友」臧克家，终未置一词。
今人对于「五七干校」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组织是陌生的，对于向阳湖亦是如此。虽然那个年代不可阻挡地离开今天越来越远，好在有当事者留下了斑斑墨迹，如【向阳日记】（张光年）、【干校六记】（杨绛）、【云梦断忆】（陈白尘）、【咸宁干校一千天】（杨静远）、【干校札记】（徐方），等等。还有【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李城外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书籍，这部书由当事人亲写，作者数十人，收辑文章115篇，上下两厚册，字数达85万字。虽然对当年的记忆会有遗漏与死角，但见一知二，理性或感情充沛的私人史的之和，往往会成为时代理性的共同记忆，概莫能外。
臧克家的干校生活是否都是如田园诗一般呢，当然不会是。在张光年【向阳日记】序言中，作者曾写到：「我当然不能忘记诗友臧克家同志，这本日记里多处留下他的身影。」其中，1970年1月30日记载：「……今天全连开大会批判臧克家。上午臧检查，我随批斗对象十余人到沙场劳动。下午参加大会，听革命同志批判发言。」又，1972年9月 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一九五六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
假如从遥远的未来看今天的当代史，关于「五七干校」，关于向阳湖，或只是一本历史词典中一群名词。历史，总是要拉开距离，才能看得真切的。【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一书中，当事人崔道怡有一段话说得客观：「再过五十年，回顾新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编写新中国一百年的文化发展史，人们的心，人们的目光和笔触，都依旧会深情关注这向阳湖。」
同理，臧克家的【忆向阳】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文学样本。如就文学价值上急于定论，或为时过早，但从为新中国文化史作注的意义上而言，【忆向阳】的价值，则是独特的、无疑义的……
回到1990年的春天，我还记得当年收到臧老条幅打开的那一剎，看到这首可算是他旧体诗的代表作，却让我苦笑不已，盖因为，当时的他实足八五，年在耄耋、鲐背之间，而我，尚未而立。而这首【抒怀】，写的可是老年人的心境啊。
如今，我竟然也到了花甲之龄，再读、再观老诗人亲笔写就的此诗、此字，彼情彼境更能体会。
文/吴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