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在去年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已于今年开始撰写。我们希望能将它写成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至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历史的著作，填补至今还存在的空白。我们也希望这一项目成为业师谭季龙（其骧）先生的研究成果的继续，以此实现他的夙愿。
一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传说中的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尽管这不一定是确切的历史事实，但多少反映了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个侧面——即使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部落及其领袖，为了对付同类和自然的挑战，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得经常进行长距离的迁移。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中国的历史是同中国人口的迁移史同时开始的。
几千年来，正是由于人口不断地迁移流动，才使不同的部族、民族通过交往、争斗、分化、合并，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融合越来越巩固。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就没有今天这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也就没有中国这个国家实体。
作为今天我国的主要民族汉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自秦汉以来先后进入黄河流域的非汉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族，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成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融入了汉族之中。随着汉人的南迁，原来人数众多、种族繁杂的夷、蛮、越、巴、僚、俚等族，有的已经完全消失，有的人数和聚居区已经大大缩小，这些民族的大批后裔已经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不管这一过程的实现是通过什么手段——和平的、流血的，也不管是出于什么愿望——自愿的、被迫的，却都离不开人口的迁移。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族或以后的汉族迁往其他民族居住的地区，还是其他民族迁入汉族地区，都为汉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我国的其他民族，其中大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都有过多次迁徙；有的是近代才从境外迁入的，如朝鲜族、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人口迁移对这些民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些民族，它们的活动范围在历史上虽然时有盈缩，但基本聚居区一直比较稳定，人口迁移对它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如藏族的前身吐蕃虽然一直以青藏高原为基地，但在历史上曾活动于今天的天山南北、陇山东西和川西高原，大量吐蕃人从雅鲁藏布江畔迁至这些地区，同时也有不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流入了青藏高原，有的就成了吐蕃族的一员。所以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人口迁移对各民族的今天都曾经发挥了作用。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由于传播手段和媒介相当有限，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在早期，人几乎是文化唯一的载体。例如在声音的记录、保存和传输的技术没有出现之前，人口的迁移就是传播语言的唯一手段。即使在文字记载和印刷技术相当普及以后，人依然是文化最忠实、最活跃的载体。今天中国的方言区就是长期人口迁移的结果，汉字的普及也是汉族人口迁居各地的结果，生产技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学术流派、文学艺术、科学研究、行政制度等无不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甚至人们的衣食住行也随着自身和周围其他人的迁移而发生变化。
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来说，人口的迁入不仅带来了一定数量的人力——这在工具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一般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文化。长江中下游从「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的落后地区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四川盆地从赤地千里、人烟断绝重新恢复为天府之国，东北三省从清朝的封禁地成为中国的粮仓和重工业基地，台湾从令人裹足的烟瘴蛮荒之区变为富饶的宝岛，都得益于千千万万外来移民及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和技术。即使对相对先进的地区而言，人口迁移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行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历史上曾经或者至今还对中国人民起着重要作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少就是由外部世界传来的，而来往的人口就是最有效的媒介。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也通过人口迁移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有利于人口相对均衡、合理的分布，有利于缓和人地矛盾。在运输条件和贮藏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只能就地或就近解决粮食供应。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开发较早的地区，一般人口较稠密，生活水准较高，人口增长率也较稳定。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的开发会趋于极限，人均耕地必然减少。由于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不可能随之增加，必然导致粮食的短缺或价格的上涨，在自然灾害发生或动乱爆发时，粮食矛盾就会更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口会自觉不自觉地流向开发程度较低、地多人少的地区。这样，迁出地区会因为人口有所减少而改善了生存条件，迁入地区则因人力的增加而促进了开发的进程，人口的分布比原来更为合理。以20世纪30年代与公元初相比，中国的人口已从六千多万增加到了四亿五千多万。但就各地的人口密度而言，公元初时最稠密的太行山以东地区大致是70—100人／平方公里，30年代是150—400人／平方公里；而原来只有10—50人／平方公里的长江三角洲以及不足1人／平方公里的福建沿海，已经增加到了400人／平方公里以上了。著名的瑷珲—腾冲线实际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形成的，因为东北的空白主要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为庞大的移民所迅速填补的。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分布无疑要比公元初均衡合理得多，而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近两千年来的无数次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对提高人口素质起着积极作用。一方面，人口的流动有利于避免近亲、同族间的通婚，或者仅仅在较小的人群、地域范围内通婚，后者在闭塞的农业社会中本来是难于避免的。人口迁移为异族和异地间人口的通婚创造了条件。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量分析的结论，但大量事实已足以说明，这对于防止人口素质的退化、提高人口的素质是有益的。另一方面，人口迁移的过程往往也是优存劣汰的过程。特别是在早期的或者长距离的、动乱时期的迁移中，能够到达终点并且生存繁衍下来的，往往是体力和智力上都占优势的那一部分人。不可否认，人口迁移也传播了疾病，有时还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历史上几次大疫无疑与疫区的灾民、饥民外流扩大了传染范围有关。但人口迁移同时也传播了抵抗疾病的因素和方法，最终的结果还是积极的。
人口迁移对人口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有利的。为了要在迁入地生存下来，移民不仅要保持和发挥原有的文化优势，还必须吸收当地文化中的先进或有利的因素。因此，在新区定居的人口的文化水准、生产技能一般都会比在原地时要高。经常迁移的人口较少狭隘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浙江遂昌的客家人钟氏家族中流传着一首【迁流诗】：「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常纲。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长期厮守在穷乡僻壤、听天由命的小农是绝对不会有这样豁达、豪迈的气度的。与中国传统的农民相比，移民中毕竟要多一点儿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这才能使一片片处女地，包括那些处于榛莽深菁、崇山峻岭中的土地，先后得到开发。
城市的形成几乎都是人口迁移的结果，无论是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原因；而城市的急剧扩展也无不以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为前提。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或者依靠统治者的政治压力强制迁入大批移民，或者以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繁华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外来人口。在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统治者更多采用强制移民的办法，建都初期尤其如此。经济中心则主要以其有利可图的商业和提供多种谋生手段的手工业、服务业吸收移民，并以周围就近移民为主。当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经济、政治或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但人口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绝不能仅仅依靠本土原有人口的自然增殖。正因为如此，除了少数政治中心或军事据点之外，城市的分布与规模同人口分布大致是一致的。直到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现代工业在中国发轫之后，沿海一些大中城市的蓬勃兴起还是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移民。以上海为例，近百年间人口增长约9倍，净增近500万，为世界城市人口史所罕见。到1950年，总人口中的85％是外地籍贯，其中江苏、浙江两省籍的占总人口74％，占全部外地籍人口的87％，而与上海毗邻的苏南、浙西地区正是全国人口最稠密、足以输出大量移民的地方。
人口迁移对城市的作用不仅是提供人口，而且表现在以移民及其后裔为主的城市人口中形成的城市文化。通过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城市文化的影响又扩大至各地。这一现象早在公元初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汉书·地理志】在论述首都长安及其周围的风俗时特别注意到了移民和流动人口的影响：「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尽管作者还没有全面概括出这种文化现象的特征及其内在的含义，但已经反映了由于移民的多源和多元所形成的文化混杂和碰撞。实际上，这种混杂和碰撞不仅形成了重视商业、崇尚奢华、竞争攀比的风气，也产生了标新立异、探索真理、追求进步、讲求实效的意识。加上迁居城市的人口一般素质较高，使城市成为人才较密集、文化水准较高的地点。尽管程度不同，城市大多是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文化中心和先导，得风气之先，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当然，人口迁移所发挥的作用和造成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民族、产业、文化、宗教的人口中是不同的。而且说到底，如同其他人口现象一样，人口迁移也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复杂产物。我们并不试图片面夸大人口迁移的作用，也不企图离开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具体条件来研究这一现象。但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应该认真了解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才能恰当地评价其意义和作用，进而发现其规律。以上几点，只是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所及归纳出来的；可以肯定，在我们的研究项目完成之后将会自感肤浅。但在国内对人口迁移历史还不够重视而研究工作又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列举出这些意义还是不无必要的。
二
面对着这样一个浩繁的课题，我们不得不先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空间和时间范围做出规定。
（一）本书论述的对象是移民，而不是一切人口迁移。
诚然，移民也是人口迁移，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迁移都属于移民。关于移民的定义，国内外辞书中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一般都指从甲地迁至乙地，尤其指从甲国迁至乙国并且定居的人或人群。有的还更强调它的法律意义，如说明它与难民的关系。从我们对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的认识出发，同时考虑到实际可能，本书对移民的界定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人口迁移不胜枚举，迁移的人口数以千万计，要把这些迁移对象都记录下来并加以论述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能把见于记载的一切人口迁移都整理出来，对读者来说也不是都有意义的，更难于从中了解这些迁移的类型和规律。例如现存的几万种家谱中几乎都有该家族迁移过程的记载，要是我们不加分析取舍，统统罗列出来，除了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以外，是不能说明多少问题的。历史上一些名人，如唐朝的大诗人李白，一生就有过多次迁移，算得上是个移民；由于是名人，或多或少有记载可考，但这些移民有没有代表性？他们的迁移过程能不能反映当时移民的趋向呢？相反，迁移人口的主流，或者其中具有共同的目的、方向、线路、类型的那一部分人口，无不具有一定的数量。我们强调要有一定的数量，就是为了要在纷纭繁杂的迁移人口中选出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一定规律的那部分。
由于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被记录的只是少数，保留到今天的更少，近代以前的尤其如此，所以我们不能以直接记载为唯一标准。有的迁移类型有记载可考的只是个别事例，或者仅涉及相当少的个人，但如果有确切的史料或研究成果证明是「一定数量」中的一分子，具有代表性，那就还属于本书界定的移民。另外，有些迁移过程虽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进行的，但在一段时期内却是经常性的现象，如对某一地区开发之初的移民就具有这一特点，这自然也是本书的论述对象。
但我们只能用「一定」这样的模糊概念，一则由于在原始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历史上大多数迁移人口本来就无法做数量分析；二则由于情况复杂，决定迁移人口是否有代表性的数量也是难于定量的。不过考虑到史料的悬殊，我们对不同时期、地区、民族采用不同的标准；对早期的、边远地区的、非汉族的尽可能少遗漏，而对较后期的、中原地区的、汉族的则取数量较大的。
「一定数量」，主要是指迁移人口本身，但在特殊情况下，还要考虑到其后裔。在方志或家谱中往往会见到这样的记载：某地或某一家族成千上万人口都出于某一位外地移民。对这种情况应该加以分析，因为有时并非事实，这些人口实际并非出于一姓一人；有时某地某姓这位移民正是当时迁移人口中的一员，于该地该姓虽属个别，于全国或某一地区范围而言却并非特例。但如果确实是个别移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繁衍了大量后裔的，也应该列入本书的论述。
与数量相比，距离大多是具体的，可以做数量分析。因为历史人口迁移涉及的大多数地名今天还能大致复原，所以可以了解这些迁移的距离。问题是要规定多大的距离才够得上「一定」的标准，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尽管如此，这样的规定还是必须的，因为从东门迁到西门、城里搬到乡下、甲村移往乙村、此县徙居彼县，这样的迁移同样是多得不计其数的，例如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居住区总要不断扩大；婚姻嫁娶即使范围有限，也不可能都在原地。如果不加必要的区别，真正有意义的人口迁移反而会湮没在这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的流动之中。
本书所指的「一定距离」，首先是指大的地理区域之间，例如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华北平原与关中平原之间、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之间等。其次是指省与省之间，即省际的关系。在省（布政使司、行省）没有出现的历史时期，即指一级政区如州、道、路等单位。再次是指范围较大的二级政区如郡、府、州之间；或不同的地理小区域之间，如平原与丘陵、河谷与山区、大江河的此岸与彼岸等。总之，在考虑绝对距离的同时，必须用是否跨不同的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来加以衡量。
这些标准不能孤立地、绝对地看待，而应该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分析。例如清代的台湾，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这二百年间都是福建省的属地，因此从福建向台湾的人口迁移不能列为「省际」迁移，绝对距离也不算远。但谁也不会否认这一迁移的重要性及其移民特征。相反，有些省际迁移却没有超越同一地理区域，与邻县间的迁移并无二致，如太湖周围的江苏、浙江之间，华北平原上的河北、山东、河南之间，江淮平原上的江苏、安徽之间，云贵高原的云南、贵州之间等。
之所以要规定「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是因为在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以定居为目的，事实上也没有在迁入地定居。例如自秦汉以来直到宋代，大多数平民都要承担兵役或劳役，必须离家去边疆、首都或其他地点服役若干时间。这类迁移的人数不可谓不多，一次多达数十万的屡见不鲜；距离也不可谓不远，往往不下数千里。但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定期返回的，而不是以定居为目的的，因此不能作为移民。另外，像到外地赴任的地方官、赴考或游学的学者、流动经营的商人、派驻各地的军队、有期流放的罪犯、从事季节性工作的工匠或农民、逃荒或乞讨而短期离乡的灾民等，尽管有数量大或距离远的特点，也不能作为移民。当然，在这些对象中都包含了一部分真正的移民，因为其中有些人最终在迁入地或流动地定居了。但总的说来，这些人还是少数。
在判定迁移人口是否居留时，主要应根据实际，而不是根据名义、籍贯或户籍所在。例如在不少朝代都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官员早已在京城定居，但在原籍还有住宅地产，或者户籍还在原籍，籍贯自然更未改变。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移民，不能因为他们与原籍名义上的关系就被当作流动的或临时外迁的人口。又如明清的徽商，有的已经在扬州等地定居了几代，但往往留有家属或房产在原籍，有的户口也留在原籍，有的不时回乡省亲扫墓。我们如果因为他们与原籍的这些关系或根据他们自报的籍贯就认为他们不符合移民的条件，那就完全是本末倒置了。还有一些迁移人口开始的确是候鸟型的，每年做季节性流动，但他们的主要生活时间和生活基础已经不在原地了。对这些人，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已在迁入地居留的事实。像18世纪以后迁往台湾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立即定居。他们大多单身往台湾开垦耕作，在收获后返回大陆，明年春耕前再去台湾。随着开垦的成功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返回大陆的次数和时间逐渐减少，携带的家属不断增加，大多最终在台湾定居。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近代华北人口向东北的迁移过程中。
（二）本书所论述的空间范围是历史时期的中国。对历史时期中国的地域范围，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本书基本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处理原则，即以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为基础。在此范围内的移民，不论其属于什么民族，也不论其迁移于什么政权，都应是本书论述的对象。但因主题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同，涉及的地域范围也不可能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图集】要显示中国在各历史时期疆域政区的变化，而本书只是说明在中国范围内各历史时期的移民，因此凡是当时不存在移民，或者虽然存在但目前还无法查考的那部分政权或地区将不会涉及。限于史料及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多数历史时期，本书不可能涉及整个中国；在早期，更只能以中原地区为主。【图集】中的图幅一般都以某一标准年代为准，只显示该年的疆域形势和政区建置。各个朝代至多有三幅总图，即显示其三个年代的情况。但疆域政区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移民也是随时在进行的，本书所论述的移民大多并不是发生在与【图集】所取标准年代相同的时间，涉及的疆域政区和地名就不一定与【图集】一致。
对于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移民，我们一般只论述其在中国的那一段。对其在境外部分只做简要说明，而不一定追溯其起点或终点，也不论及这些移民对在境外的出发地或移居地的影响。做这一限制，首先是考虑到本书所规定的地域范围，同时也基于两项现实的因素：目前我们还没有研究这类移民的境外部分的条件和能力，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所以，像匈奴西迁离开蒙古高原以后，犹太人移民进入中国之前，东南各省的移民漂洋过海以后，就不属于本书的基本内容了。
（三）本书所论述的时间范围是从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至20世纪前期。
中国古人类的历史以百万年计，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元谋人的时代。可以肯定，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人类适应自然的生存能力还很有限，必然要经历无数次的迁移，其中也必然有很多符合本书所界定的「移民」。但是这类史前的迁移或移民，一般只具有人类学方面的意义。而且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要复原并进而研究这些迁移活动，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最新的考古成果已经使我们对七八千年前的人类活动有所了解。根据文化遗址的特征、分布和异同，我们也可以对某一系统或部族的人口的分布和迁移做出一些推断。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很多重大的发展变化还无法解释。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上海的福泉山文化都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和退化的阶段，但我们却难以断定是否发生过当地人口的灭绝或迁徙。所以，本书只能以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为起点。
得到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证实的历史始于商代，在这以前存在着一个漫长的传说时代。我们不应该一概排斥传说记载，因为透过这些传说荒诞神秘的外衣，还是可以发现先民活动的轨迹，而且有的已经被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对于汉族以外的大多数民族来说，由于本民族长期没有文字，或者已经失传，因此传说时期要比汉族长得多，有的一直持续到近代。要研究涉及这些民族的移民活动时，传说的挖掘、鉴别和运用将是不可或缺的。同样，汉文史料中的有关记载也是必不可少的，至今仍是不少民族早期历史的唯一记录。如匈奴进入欧洲之前的迁移，南方一些民族由平原向山区的迁移过程，只能通过汉文史料来证实。
本书将下限断在20世纪前期，而不是严格规定在1911年清朝结束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因为考虑到移民活动有其自身的过程和规律，尽管它们必然受到人类社会变革的影响，却不一定与政权的更迭或者时代的变化始终保持一致。如果一定要根据传统的朝代体系或者通行的历史分期来划分，那么必定会将一些实际上持续不断的移民运动分割开来。例如自华北向东北的移民浪潮并没有因为清朝的灭亡而减弱或者停止，也没有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存在相始终；对这次移民的论述既不能以1911年为限，也没有必要硬拖到1949年。顺便指出，在本书内部的分期中同样如此，主要的根据也是重大移民运动本身的起讫。即便这样，还可能存在一些「跨时代」的移民，免不了要做交叉论述。
三
移民和人口迁移的历史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国际上可以说是一门显学，有关的各种研究久盛不衰，已经发表的专著、论文和资料相当可观。如对中国向海外移民的历史，特别是这些移民在侨居地的历史，国外已做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出版了许多论著和资料。对中国内部移民的历史，也不乏有见地、有分量的论文。在国内，尽管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移民史，但有关的论著也还不少，对一些地区或一些时期的移民史已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重视和兴趣，成果与日俱增，研究方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中国移民史】的撰写，我们既为同行的扩大和可以利用的成果的增加而振奋，也不能不正视面临的挑战，准备做出加倍的努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在时间和空间上填补空白的同时，在研究的深度和方法上应有所突破，超越前人。
在前阶段的预备性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这几个方面：
（一）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类移民：一是统治者运用官方的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或者强制推行的，以及在社会的或自然的外力压迫下大规模爆发的。一是下层民众为了逃避天灾人祸、维持生存、追求温饱而自发进行的。前者不仅数量较大，迁移的时间和地点集中，而且移民中往往包括大批贵族、官吏、文人甚至帝王以及随同的艺人、工匠、商人等，因而对迁入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史籍和其他文字资料中会留下较详细的记载和反映。如西汉初的实关中和移民西北，西晋末永嘉之乱后的南迁，唐代安史之乱引起的南迁，北宋末靖康南渡，明初向南京、凤阳、云南和北京等地的移民，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等，一向受到史家的重视，往往成为研究的重点。后者则是无组织的、零星的、缓慢的，迁移的对象大多是底层的农民或贫民，文化程度低，社会影响小，对移入地区不会产生急剧的、巨大的影响。这类移民大多不见于史籍的直接记载，数量更不易推断。即使在一些地区存在着相当集中的移民，往往也只能在地方志中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年代久远者，甚至已经没有片言只语可寻。但是这类移民几乎随时都在进行，由于持续时间长，累计的总数就很大。尤其是边远地区、山区和其他处女地的开发，大多是由这类移民进行的。例如，拿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户口数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相比，在总数下降的情况下，南方一些郡却有很大幅度的增加，高的竟达400％—600％。显然这已大大超过了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使考虑到东汉时已有更多的土著人口纳入了户口登记，也可以肯定这些郡吸收了大量外来移民。又如根据对湖南益阳市现存900多种族谱统计的结果，当地人口的大部分是明代江西移民的后裔，其中又以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迁入者为最多。在湖北、安徽一些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以上这些影响很大的移民，一部分属于前一类，尽管如此，在正史中却很少直接记载；而大多数属于后一类，或者兼而属之，那就连当地的方志中也往往找不到完整的记录了。
当然，我们很难说哪一种移民的意义更重大些，甚至在不少情况下很难将二者加以区别；我们也不能说对前者的研究已经足够了，但是对后者的复原和研究进行得实在太少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如果不涉及并且深入研究这一类移民，我们的书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移民史】。尽管由于史料的缺乏等实际的困难，我们充其量只能发现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二）以往对移民的研究一般都限于移民的迁移原因和方向，很少注意到移民的素质和数量，因此在考察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及总结移民史的规律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
考察一次移民运动，首先当然要复原它的过程——发动、迁移、定居。但仅仅复原其过程还不够，必须进而探求其影响，特别是对迁入地的影响。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一般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迁出地的文化（广义的）水准、移民的数量、移民的素质以及迁入地的条件。由于迁出地的文化、经济条件一般都比较好，而迁入地大多相对落后、人口稀少、土地充足，移民的素质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掌握了较高的文化和技能、有一定的传播和组织能力、又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移民或移民集团，才能迅速、有效地传播先进的文化，促进迁入地区的发展。因此不能否定，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知识分子及行政官员所起的作用，远远胜过文化水准低、组织能力差的大批自发、分散的底层移民。
西汉元狩四年（前119年），从黄河下游的关东地区向西北的河套平原、黄河沿岸和河西走廊一带移民七十多万。加上其他几次移民，到西汉末年，移民及其后裔已占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西晋末永嘉年间开始的南迁一直持续到南朝宋末，在这一百七十年间累计迁入南方的移民约九十万，占宋末全境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两次移民的出发地都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地区，数量也相差不大，但无论是迁入的集中程度和移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后者都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可是要讲这两次移民的影响，无论是对迁入地经济、文化的开发，还是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后者却都要比前者大很多。其根本原因显然在于两种移民在素质上的差异，前者纯系贫民和罪犯，后者包含了统治阶级中的大批上层分子以及官吏、文人、工匠、艺人、军人等具有一定才能或技艺的分子。
我们还可以做一次更鲜明的对比。从西晋末年开始，一些官吏和文人陆续从中原移居河西走廊地区。十六国期间，又有一些学者避居河西。这一百多年间的移民总数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了，但可以肯定远不如西汉那么集中和庞大。这些移民与西汉时移民的出发地、迁入地大致相同，可是却使河西成为经济稳定、文化发达的地区，跻身于全国的前列。河西文明还为北魏所继承，成了北方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中间当然还存在黄河下游因战乱而衰落的原因，但河西文化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准，无疑取决于高水准的移民。
重视对移民素质的研究同样适用于中国近现代的移民，在总结和检讨以往的移民政策以及规划今后的移民方案方面，也应重视对这一方面的估计，但由于缺乏史料根据和数理统计的基础，即使研究者能做出某些估计，读者也未必能够接受。但要想在史料中直接发现更多的证据，显然已没有可能。
（三）在文献资料的运用方面，前人及当今的学者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并不是说已经挖掘殆尽了。一方面，由于传统的检索手段的落后，对分散存在于一些非专门史籍中的资料还没有充分利用。例如在唐宋人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序跋中就有不少有关个人或家族迁移的记载，是研究移民史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有些类型的史料还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或者人们还来不及充分地利用。家（族）谱和地方志就属于这一类。
有人统计，国内外收藏的中国家（族）谱共约42993种。即使扣除重复，数量还是很大的。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还有一些散在民间的家谱从未见于著录或收藏。这是研究中国移民史，特别是宋元以来移民的重要资料来源。
每一种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已是唯一的文字记载了。因为仅仅是一家一姓的迁移，对社会固然不会有什么影响，自然不可能有载之史册的价值；但对该家族的后裔来说，却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即使对于那些大规模的、官方安置的、集中的移民，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往往失之粗略，缺乏具体而详确的叙述，更没有定量分析。究竟有多少数量？从哪里迁到了哪里？迁移的线路有哪些？多少人定居了？多少人又返回或迁走了？移民的成分如何？等等，大多是找不到答案的。尽管一二部家谱是不可能反映某次人口迁移的全貌的，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做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可能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
至于家谱中所载的迁移过程是否可信，季龙师早在1933年写【湖南人由来考】（【长水集】上册）一文时就已做了论述。他指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唯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他还以湖南安化田头萧氏等几族的迁徙史为例，如萧氏族谱序所述「萧氏之先，出于宋大夫萧叔大心……至汉文终侯何以功第一封以酂。……其居吾邑之田头，盖昭明太子之后有讳俭者，观察湖南遂家焉。后因马氏之乱，迁于江西。宋神宗时开梅山，置安化县，其孙国清乃由泰和转徙于此」。前面至「昭明太子之后」这部分自然并不可靠，但萧家是萧国清之后、是宋神宗时从江西泰和迁来这一点却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因为萧国清并非名人，江西泰和也不是萧氏郡望所著之地。如果真要作假，那么作为「昭明太子之后」的观察使萧俭已经在湖南安了家，又何必造出宋神宗时又从江西迁回来这一段呢？罗香林先生对这一看法极其赞同，他在研究客家人口迁移史时也大量运用了家谱中的资料，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当然这样分析并不意味着家谱中的迁移过程都可信，或者说较近的那部分一定可靠。家谱中记载的迁移还有其他作伪的类型，例如南方一些非汉族家族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往往要编造一段本是汉人之后的历史，因而必定要杜撰出某世祖由外地迁来的过程。如贵州独山莫氏明明是当地布依族，却要在家谱中写成为由江苏江宁迁来的汉人。但这些毕竟是少数，而且总有蛛丝马迹可察，认真分析是不难剔除的。
现存的八千多种方志中，绝大多数是明、清及民国时期的。这些方志在追述以往历史及引用其他史料时往往会错误百出，但在记叙当地、当代的事件与状况时却大体是可信的。尽管颇多详略失当，却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其他书籍的史料。与家谱的记载相比，一般更加集中、更加重要，大多是对该地方有相当影响的移民及有关情况。此外，方志中还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如有关文书、告示、诗文、歌谣等；以及反映移民背景的记载，如风俗、方言、物产、会馆、祠庙、氏族、户口、赋役、地名等。正因为如此，要研究明代以来的移民，绝对离不开方志。像对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如果不运用湖北、四川及邻省的方志，仅仅依靠清代全国性的史籍及其他著作，就不可能取得具体可靠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经问世或正在编纂的新方志大多承接前一部志书，填补了数十年或百余年的空白，并且在编纂过程中搜集、记录了大量珍贵史料。各地还利用地名普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和资料，编纂了地名录、姓氏录、人口志、民族志等实用的工具书。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源泉。
（四）文献资料毕竟是有限度的，直接的记载更是可望而不可即。即使做出更大的努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巨大空白，特别是在唐宋以前的阶段，显然是无法填补的。把过高的希望寄托给考古发现，也是不切实际的。这就需要寻求新的研究方法，使用新的研究手段。
国外学者在移民史研究方面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方法；有的方法虽限于史料的条件而无法运用，却能给予我们启发，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有两个方面是尤其应重视的。
一是在非直接的文献记载中寻求相关的材料，复原移民史的某些片段。这是因为移民是社会、自然以及人类自身活动的产物，不仅有其深刻的原因，也会产生其必然的影响。所以有关其原因和影响的记载反过来也可用之于考察移民本身的过程、范围和数量等方面。
季龙师从行政区域的考察着手论证浙江省的开发过程，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的根据是「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始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弄清了一个新县是从哪一个或哪几个老县分出来的，也就大致可以肯定开发该县的动力，即最早来这里开垦的人民是从哪里来的」。根据浙江省各县设置的先后和析置所自，推断出省内移民的时间、过程和范围。在研究及复原相邻地区间的移民时，这种方法无疑是有应用价值的。
一是运用文献考证以外的方法。其基本原理与前者并无二致，只是适用的范围有所不同。这是由于移民的影响或痕迹，有的本来就没有进入文献记载，有的虽曾进入却早已散佚。但在一些相对闭塞、流动较少、发展缓慢的地区，以往移民的影响或痕迹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尤其是在风俗习惯、方言、宗教信仰、姓氏、地名等方面，有可能通过考察调查获得。不过，由于这些事例或数据大多既零散又烦琐，而且分布不均、多寡悬殊，非有合理的抽样方法和缜密的统计手段不可。
曹树基同志在研究明清时期江西移民时，曾做过一次有益的尝试。他利用计算机，以prolog语言设计了一个追踪自然村原籍的系统，对奉新县丘陵山区的1148个自然村进行原籍的追踪检索，并对所含的人口进行了统计。得出了明以前及明洪武—隆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共十个时期按本县、本区、赣南、江西地区、福建、广东及其他省七项分类统计的原籍及人口数。如果仅仅依靠文献资料的考证，必定不可能取得这样具体可信的结果。
20年代末，季龙师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在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潘光旦先生的影响下，他选择了中国移民史作为研究方向，1930年写的毕业论文即以「中国移民史要」为题。这篇六万多字的论文分为十一章，概述了自上古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境内各族的迁移大势。潘先生阅后十分赞赏，希望经过修订补充，作专书出版。毕业后季龙师北上燕京大学，成了顾颉刚先生的研究生，不久就对魏晋南北朝史、中亚交通史和沿革地理产生了兴趣。但他并没有放弃移民史的研究，毕业论文仍选择了这一专题。只是那时他已感到了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觉得应该一个个地区或一个个时代逐步深入进行，而不应急于写全面的史要、史略或简史。因此决定从湖南省做起，写成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1932年6月发表于燕京大学的【史学年报】。这也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大概也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移民史要】尽管没有再修订补充，却被妥为收藏，并由他的好友周一良先生题写书名。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完整无缺。
1932年年初，季龙师就职于北平图书馆，并执教于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沿革地理，因而只能放弃了一省一省研究的计划。1933年，南京中央大学【方志月刊】要求转载【湖南篇】，他即将标题改为【湖南人由来考】。1934年春，他协助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筹办禹贡学会，主要研究方向已转向沿革地理。但他对移民史的兴趣始终不减，不仅撰有以特定时代为对象的论文如【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等；而且每到一地都着意考察当地人口的来历，如至广州即有【粤东初民考】之作，在遵义则有【播州杨保考】问世。至50年代，他倾全力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历时三十年，移民史的研究计划已经无法继续了。但是季龙师对移民史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移民史的撰写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包括对某一时代、某一地名、某一民族的具体的研究成果，还提供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研究中国移民史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和可靠的底图。今天任何有志于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学者，都有可能站上这巨人的肩膀，攀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这是何等的幸运！
1982年，我在季龙师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其中的一篇就是人口迁移。以后，在协助他编选、校定论文集【长水集】的过程中，我又有机会研读他有关移民史研究的全部文稿，逐渐萌发了研究中国移民史并撰写一部专著的念头。1985年我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间访问了一些著名大学，接触了不少外国学者，了解了一些移民史研究的信息。我不能不为中国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移民史而感到羞愧，也更坚定了自己的目标。1986年夏天回国以后，我欣喜地遇到了一位合作者——季龙师新的博士研究生曹树基。他在南京农业遗产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在农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对计算机技术和数理统计有浓厚的兴趣，不久就选定以明清时期南方的人口迁移为研究方向。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我们的计划越来越具体，目标越来越明确，有鉴于任务的繁重，我们请同事吴松弟合作。他也出于季龙师门下，对东南地区开发史和宋代经济史有很深入的研究，已经发表了几篇有见地的论文，正好弥补了我们的不足。到了1988年，我们自信有了一定的把握，正式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提出了资助申请，并在年底得到批准。【中国移民史】拟分为6卷，前3卷大致是自先秦至明初的分时期论述，后3卷是明清时期分地区或类型的论述，估计有二百多万字；同时还拟编写一本三十万字左右的【中国移民简史】，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的需要。出于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和对中青年作者的扶植，福建人民出版社不惜耗费巨资，决定承担两书的出版。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无比振奋。
从季龙师写【中国移民史要】到现在，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在他的八十寿辰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移民史】终于有了一个具体可靠的计划，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宣布：在他的八十五岁寿辰来临之际，我们将奉上这部【中国移民史】，献给他——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开拓者、我们尊敬的导师。
（本文撰写时曾与曹树基、吴松弟同志讨论，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特此致谢！）
原载【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