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今天的美国，【美国的反智传统】不可绕过。
美国，拥有傲视全球的顶尖大学与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又因先进的科技与发达的商业引领着全球的风向。然而，美国文化却少以精致、优雅闻名，实用、大众化商品与娱乐才是其所长。
活跃于20世纪中叶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国人对纯粹的学术，包含深厚的人文学养、抽象的理性思辨等的漠视与敌视。于是，他于1963年出版了这本结合了思想史、社会史与政治史的【美国的反智传统】。作为少数最早注意到美国文化中「反智」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对「反智」做了系统且具历史深度的爬梳。
【美国的反智传统】指出，「反智」未必只是理性的盲目，它反映了美国人在特殊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传统。独立建国的经验让美国人视历史为落后且腐朽的事物，美国众多政治家，包括富兰克林、亚当斯等人，使美国政治很快转向以纯朴、勤奋、踏实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民众为主体，知识分子沦为边缘。蓬勃的商业文化更将美国的教育制度导向实用目的，而轻视博雅的人文熏陶。于是我们会看到：起草【独立宣言】的杰斐逊因为学问太好，被批评不够格做总统；老罗斯福靠狩猎技巧赢得选民青睐；钢铁大王卡内基批评大学教育对做生意有致命的伤害；田纳西有众议员以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自豪，密歇根州给老师的薪水比清洁工还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
美国历史 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试图挖掘「反智」背后深层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他的杰出之处在于予「反智」以 同情性的理解。他认为，「伟大的人，伟大的民族，是不会吹嘘和装傻的，而是勇敢地面对生命中所有的恐惧」，以客观中立之眼，如实面对事实，不因害怕被利用而放弃自我批评、自我纠正。【美国的反智传统】一上市就造成轰动，并接连获得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爱默生奖与希尔曼奖等殊荣，可见其历久弥新、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深厚史学造诣。
精彩片段
最早提出与社会疏离的知识分子不喜欢与「官方机构」打交道，这也预示着智识阶层从根本上厌恶与权力有任何牵连。也许一旦知识分子进入「官方机构」，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这么说，可能会把所有的大学教授从智识界一脚踢出去，因为学校也是官方认证的机构。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对以下这个现实问题不加掩饰的表述：知识分子职业的需要，与他们所在机构的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学者们早就认识到，在这些机构中工作付出的代价，比离开这些机构的资助独立生存的代价要小。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需要图书馆和实验室，或许甚至还有学生，这些都只有官方设立的机构才能提供。
对于凭借想象力创作的作家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学术生涯提供的优渥条件以及严格的制度规定，不仅有碍于想象天赋的发挥，还会令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家感到不安。此外，学术的生活过于狭隘，会过度限制一个人的经历。因此，如果我们阅读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全都是教「创意写作」这些课程的大学老师，那真是太糟糕了，因为他们的经验基本上就是这些课程的心得。同样的，如果一个极具才华的诗人把时间都花在担任某个委员会的委员，讨论修订大学一年级的写作课程上，那他也是在浪费时间——就像是陷进了土豆浓汤里的蜂鸟。然而在许多时候，大学给作家和艺术家提供的部分或者临时的资助，对他们还是帮助很大，否则许多人将沦为文化界不得志的流氓无产阶级。
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s）， 被誉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 于1917年设立奖项，后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
但是，对于所在学科受到专业问题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不过是智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个更重要、更严重的问题的缩影：我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知识与权力的分离，但是我们又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反对两者的结合。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况：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伟大知识分子，接受中世纪教育的医生，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他们都曾试图为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找到一条路径，但是也不会过于乐观或者天真地看不到中间存在的风险。他们希望与权力连接在一起后，可以促进知识的发展，就像与知识联系起来的权力，会更加文明。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提过，在国父生活的年代，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情况就符合这种理想：在同一个社会群体，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知识与权力的地位几乎是平等的。 其中的原因并不像当代的一些评论家认为的那样，国父比我们更优秀，虽然他们确实如此。 也不是因为杰斐逊读的是亚当·斯密，而艾森豪威尔读的是西部小说。 这个时代与国父们的时代最根本的区别是，在十八世纪，社会没有这么细的专业分工。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生活的年代，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木料间里做点科学实验，如果在政治上有天赋的话，还能从种植园主变成律师，再成为大使。 今天，知识与权力的功能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权力寻求知识的帮助——这个必然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它需要的不是智识的自由思考和批判，而是它包含的专业技能，那些可以为其服务的价值。 当权者很少会尊重专家眼中非常重要的「客观中立」。 曾经有一位州长邀请了几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就一个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向他们征询意见，但是州长特意提醒了他们一下自己期待的结果。
【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杰斐逊
如果一个当权者只是想把知识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那么在今天的美国，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正好投其所好。之前我们曾讨论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正是这个国家所急需的，这令他们成为美国政坛的一股力量。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知识分子成了「专家」，他们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吗？用历史学家亨利·休斯(H. Stuart Hughes)的话说，他们是否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脑力工作者，只是为雇用他们的人效力? 与在大学或其他经「官方认证」的机构工作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绝对的，而且真正的答案肯定不会令当代的知识分子满意。现实的情况是，美国的教育基本上是为了培养「专家」，他们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而当这些人进入政府部门、企业或大学以后，他们不可能立刻变成知识分子。
如果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部门工作后，情况则会更加复杂。难道这些具有反思精神的优秀人才只是因为成为驻印度或者南斯拉夫的大使，或者总统幕僚，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吗? 毫无疑问，会有一些知识分子说，如果一个人从权力层的视角看待世界，或者为了获得权力做出妥协，他就失去了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个人选择，不能被一概归为知识分子被迫与社会疏离的道德责任，无论是为了让当权者接受知识分子的建议，牺牲一些批评的自由，还是像浮士德一样出卖灵魂，以换取从老式学院中学到无法了解的世界。
那些坚决与任何权力撇清关系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几乎是太明白——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才让他们看清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往往忽略，获得权力，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会给他们带来其他的启发。批评当权者的知识分子期望通过影响公众的观点改变世界，而参与权力的知识分子则希望直接运用权力来实现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两者未必一定是相互排斥或者对立的。选择任何一种都存在个人或者道德上的风险，也不可能让如此重要的个人选择成为所有人都要遵守的命令。知识分子在批评当权者时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对行使权力的限度缺乏认识。他们最大的道德失误是过于清高，但是当一个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时，当然可以保持清 高。 至于那些给当权者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错误则是不愿意把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化为审视和批评社会的源泉。 也许他们被当权者的观点迷惑了，所以无法从权力中抽离出来，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长期以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一直被排斥在权力层之外，也不被社会接受，所以如果他们突然与权力接近，就会迷失自我，失去判断力。
正如我所言，对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究竟该作出怎样的个人选择；而对整个社会来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界不应该不可挽回地走向两极分化，一种是只追求权力并愿意为了权力而妥协的技术专家；另一种是宁愿逍遥遁世，也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无论是技术专家，还是在精神上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严厉批判的知识分子，数量都不在少数，而且他们也会各尽所能，让人们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也许，他们之间的争论应该继续下去，这样智识界内部就会有在权力世界与批判世界之间进行调解的各种意见。如果这样的话，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就可以避免分裂成敌对、不相往来的小团体。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出了毛病，而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关键在于它的多元性，以及不同元素间自由地交流。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想着为权力服务，那将是一种悲哀；但是如果所有与权力接触的知识分子都被迫认为，自己不再属于知识分子，那同样是一种悲哀，因为这只能导致一个结果：他们只对权力负责。
作者简介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20世纪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奖，第一次凭借【改革的年代】( The Age of Reform )中对20世纪初期进步运动的理性分析，于1956年获奖，之后又因【美国的反智传统】(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中对文化史的研究而于1964年再次获奖。
除上述两书外，他另著有【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美国政治传统】(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以及【美国政治中的妄想偏执风格】(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他还与华勒斯（Michael Wallace）共同主编【美国社会的暴力：一部真实记录】(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
内容简介
美国的「反智传统」已发展多年，几乎可以说是美国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的衍生物。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少数最早注意到美国文化中的「反智」现象的学者之一。他从美国思想史角度出发，对「反智」进行了系统与具有历史深度的爬梳，试图挖掘其背后深层的社会背景，并予以同情性的理解，因此本书不但是研究美国文化与思想史的巨著，更可以透过它去思考一个更宏观的主题：「智识」与知识有何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能扮演什么角色，又如何与权力共处？
霍夫施塔特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围绕着「疏离」和「顺从」这两个核心主题展开的，从1888年到他撰写此书的1962年为止，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包括19世纪美国知识分子的困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知识阶层的反抗和复兴、放逐的一代与短暂的和谐及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顺从与沉思。这四个阶段的完整梳理，让我们系统弄清楚美国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与「反智」有关的问题。
「反智」叙事集中显示为对负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刻意张扬，也衍生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负面书写。让我们继续思考，如何真正协调好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或者说知识分子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来重新确定自身的身份，也许才是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的根本问题。
该书一上市就造成轰动，并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奖。美国思想史名家施莱辛格也对霍夫施塔特推崇备至。可见，在这一研究领城，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传统】不仅是集大成之作，还是理解今日美国所不可错过的经典。
（摘编自【美国的反智传统】第六部分，第十五章，知识分子：疏离与从众 ）
整理 | 小羊驼
排版 | Lek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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