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维纳斯活着，他会反对人脸识别
【列维纳斯传】
（法）所罗门·马尔卡 著
公维敏 译
有一个女孩子走在我前面。 看样子 是个刚进高中的学生。 她穿一件灰外套，走得不紧不慢，不摇也不摆。 来到一道门前，她略停了一下，脖子以上和以下仍然一动不动。 她没有掏钥匙，或是掏出任何用于开门的工具。 门开了，她继续不紧不慢地朝里 走。 穿过好几辆汽车之间的通道，她走向自己所住的那栋楼，在门口又站了一下，仍然没有取出任何有关的工具，只是侧了一点点头，看了一下门边的小屏幕，那上面亮起一道绿杠。 「咔」的一声响，她伸手拉开门，进去了。 在门闭上之前，我还来得及听到四个机器发音的字： 「核验通过」。
「核验通过」。这个女孩子先后进了两道门，两道门都对她的脸做了核验。她自始至终，脑袋一动不动，似乎很娴静，但娴静既然是出于核验通过的需要，就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比如说——人的味道。
七八年前，人脸识别似乎还只是一个梦想，但现在它已大举进入商业市场。没有监管机构指出它被滥用的隐患，各种企业排着队安装它，物业公司给每道门换上了它，手机里冒出的提示也动不动就叫你「眨眨眼」「面向屏幕保持五秒钟」。没有调查记者来指出它存在的问题，监管它？负责任地使用它？不存在的。公众对此有担忧？不如问还有没有「公众」这种东西。屏幕早已在改变和塑造人的气质，但那个进门的女孩身上，我看到人脸识别的门锁正在加强这一「去人化」的趋势。
我们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所有的技术都有一些可取之处，世人似乎也有共识，确信一些技术——比如说某些可怕的武器，还有能改写基因的基因技术——是不能使用的，但这些技术已经存在。 更大的失败在于，公众对于那些可以破坏道德，或者至少使道德问题复杂化的新技术，是缺少说「不」的机会和能力的，比如我，我可以调低人脸识别技术在我生活中的「音量」，却无法关闭它 。
用自己的脸开门——非如此不可吗？便利也许是存在的，但是便利的发生一定意味着它会被滥用，会失控。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伦理生命周期时，我看到它产生了使人「非人化」的效果。
三年前美国有一件事：底特律的警察局仅凭面部识别就抓了一个人，抓错了，那个人是无辜的，可是面部识别软件扫描了他的照片，认定他就是嫌疑人。软件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如果你被错抓，不能埋怨抓你的人，也无法埋怨软件，不如埋怨你自己：我为什么长得那么可疑？我为什么长着黑皮肤，导致软件错认？
通过自动识别，无证移民的信息都被政府机关的数据库所掌握，更经济、更强大的监控工具系统因为它的使用而更加完整。但是，面部识别技术不仅仅是另一种工具，因为我的脸也不仅仅是另一点个人信息。脸，和我们身体的任何其他方面相比，更能传达我们的独特性和人性。这一点，一位法国犹太裔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洞察得最透： 道德义务本身来源于人的脸 。
列维纳斯（1906-1995）
列维纳斯主要是一位伦理学哲学家。他经历过二战和大屠杀，这之后，他的思想任务就逐渐落在了为伦理学建立一个新的基础上，这个基础不是建基于上帝或康德的绝对命令中的纯粹实践理性，而是建基于「他人」。
1940年，法国军队在德国的突袭之下一泻千里，隆美尔将军所部进入鲁昂后，驻守在那里的法国第十集团军于6月18日投降，列维纳斯当时任军士长，被囚禁了一阵子后，被转运到德国汉诺威地区的一所集中营。当时在德国，共有160多万法国战俘，分布在六十多个集中营和二十多个军营里。列维纳斯脖子上套了个带编号的木牌，和其他三万多个法国战俘关在一起，他被分配了伐木的工作。虽然被囚，特别是他还身为犹太人，但好在有保护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列维纳斯甚至还有穿军装、挺神气的囚徒照。
列维纳斯与萨特，二位法国哲人都曾进过德军战俘营
然而囚徒终究是囚徒。2000年左右，所罗门·马尔卡为了写【列维纳斯传】，去访问了几个相关的人，其中只有一人是列维纳斯当年的囚友，年过九旬，回忆不真切，仅能记得列维纳斯「有点自闭」，总是带着个小本子写点什么；其他则是囚徒的子女或熟人，他们都只有点滴的、间接的东西可以说。然而这些人回想出的画面、声音，和另一些亲历者留下的文字交织到一起，形成了一层薄雾般的见证。有人回忆过森林里的劳作，有人回忆到牢房里的理发师，有人回忆过晚上的聊天和读书，有的人回忆到囚犯的牙齿被敲光。
在这些不连贯的回忆中，列维纳斯自身的沉默，把他显现为一个见证人之一：他一生的写作几乎不提这五年的囚徒生涯（除了一次提到过一条深受囚徒喜欢的流浪狗），而且到了战后，他跟当年的难友都没有联系。这看似冷漠，细一想却可以理解，正如马尔卡所说： 不彼此联系，是因为「他们想忘了那个时期。」他们需要重建生活 。
1925年，列维纳斯和布朗肖（右）与其他三位友人在一起
布朗肖是列维纳斯的终生挚友，二人都不喜欢拍照
为此，我特别能接受、并且喜欢这部传记的碎片感，乃至传主的「缺席感」。「人不是活一辈子，人活的是几个瞬间」——这本书可谓这句犹太名言的最佳诠释：每个人的命途都与他人的命途形成交错，脸看到脸，对话，之后想起，遗忘，或者再次忆起。在这本写列维纳斯的书里，列维纳斯许多时候是不在场的，是由他人提及，或是由时间、地点和事件唤出的。这符合他的性格，也合乎他在年近六旬时依然名气不彰的事实，并且可以说，这是记住他最合适的方式。
「面孔」是此书的关键词 。列维纳斯立陶宛的童年和在巴黎求学时看到的面孔，在集中营里见到的面孔，后来在课堂上和学术会议上面对过的一个个面孔。相遇的结果是留下痕迹。列维纳斯在获得自由后，与妻子女儿团聚，可是他留在立陶宛老家的至亲们——父母和两个兄弟——都被杀害了。「对列维纳斯而言，被俘时期的经历仍然是决定性的」，何以见得呢？马尔卡并不给出什么明确的证据，而是继续喃喃地沉思：「与最普通的人相遇，丧失自由的磨难，对时间的感觉，衰退，痛苦，绝对消极，脆弱，岌岌可危……所有这些都在那儿，不停地扭曲着他的作品。」
列维纳斯和妻子瑞萨及女儿，
布朗肖曾救他女儿逃脱被屠杀的命运
人活的不是一生而是几个瞬间——或许还应该补一句，思想者活的是若干话语。列维纳斯的一个囚友，在集中营里曾用铅笔在一张卡片上涂了一些什么。他获释后，这卡片就成了一份证物。此人的儿子（他后来当上了斯特拉斯堡的首席拉比）把一份复制品寄给了列维纳斯，附信中问：「这是邪恶的面孔吗？」
列维纳斯回信： 「邪恶没有面孔！」
1986年，列维纳斯和他在鲁汶大学曾经的学生布尔格莱福
萨特的名言「他人是地狱」，正是关乎「他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列维纳斯哲学的出发点也始于这里，但他强调的不是萨特式的「处境」，而是在他人的面孔前，「我」应负的责任。他在1976年开始真正成名（尽管他的主要著作【总体与无限】早已出版），是因为他的一些文章，被结为一本集子在荷兰出版，印量很大，知名度超出了哲学圈的范围，集子的书名叫【人之面孔的哲学】。以他的，周围的人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事实上，只有与他们相遇，我们才能拥有道德。
那么为什么要拥有道德？当然是因为发生过恐怖。列维纳斯用法语写作，他热爱法语， 他曾说，法语里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绘大屠杀的恐怖 。在集中营里，人脸的拷问力量遭到践踏，无数人的表情都被蔑视了。 列维纳斯说，脸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慑服人，而是因为它无比脆弱。 1982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
列维纳斯的代表作【总体与无限】
将「外在性」这一哲学概念推到一个新的深度
「脸部皮肤是最裸露、最贫乏的，脸部皮肤暴露在外，受到威胁，仿佛在邀请我们采取暴力行为。与此同时，脸又禁止我们杀人 。」
面对一张裸面，暴力即将发生，但又立刻退缩——这种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正是伦理义务的最初来源。美国优秀的犹太裔小说家伯纳德·马拉默德写过一则短篇，讲一个穷困的老父亲带着他的白痴儿子去赶火车，在火车站，一名粗鲁冷漠的看守不让老父亲陪儿子进去，老人发狂了，看守正要动手殴打，在老人眼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不觉放下了拳头，让他进去。这篇题为【白痴优先】的故事，再恰当不过地反映了列维纳斯那深具犹太伦理色彩的面孔哲学，尽管列维纳斯本人一向希望被人视为「思想家」而非「犹太哲学家」。
伯纳德·马拉默德的短篇集，以【白痴优先】命名
许多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整个地球时，都会被它的脆弱、渺小所震撼，心生爱护地球的愿望。同样的，他人的面孔通过显示脆弱来传达其含有的人性，它激起了我们深刻的责任感。但列维纳斯还有更深刻的阐述：在他这里，脸和「颜」、「颜值」是无关的，我们常说的「这个看脸的时代」与他对脸的思考完全背道而驰。 面孔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并没有别的意味——不意味着丑与帅、方与圆、完整或破损……用列维纳斯的术语说，脸是一个「没有语境的符号」 。
只要看到真实的脸，你就对他负有责任。在犹太教传统中，「爱邻人」是一个极深刻、极具智慧的原则。为什么要爱邻人，而不是爱世人，或者爱民族，乃至爱全国人民？因为只有「邻人」是具体的，邻人产生了可以付诸行动的责任感，你的关爱无法及于世人、国人、「天下」，却可以及于你所看见、所触及的邻人。犹太社区正是靠这一原则来维系的。当我们有时为「犹太人经历了两千多年流亡仍然没有消灭」而发出人云亦云的感叹时，不妨去翻【列维纳斯传】的第115页，那里有张照片：白发苍苍、头戴犹太小帽的列维纳斯，和夫人参加一个学生的家庭聚会时，伸手去帮学生接他怀里的婴儿。 只要是他人出现在你面前，你就会去搭把手，倘若一个族群里人人如此，这个群体怎会断代，怎会被轻易消灭 ？
列维纳斯会见以色列第四任总统埃弗莱姆·卡茨齐尔
邻人之脸不能是一个虚薄的图像，为此可以理解，那些带货的人一口一个「家人们」，是为了拉近自己屏幕上的脸同看不见的其他人脸的距离。 当一张脸不可信，人就会使用饶舌的、过分的、浮夸谄媚的语言，这在列维纳斯所阐述的犹太伦理学里乃行淫之举， 「言语的冗余是卖淫的开始」 。
惜字如金的米兰·昆德拉，把他的第二本文论集定名为【相遇】。人文思想者总是自觉地捍卫人，为此总会启程探寻一些根本的、纯粹的相遇之道。好书，好的音乐，出色的绘画和其他艺术，都予人以此种相遇的机会。它们相当于列维纳斯所说的理想状态下的相遇：你体验到对方的脸，但实际上不会注意到任何东西，甚至连眼睛的颜色都不会注意到。
这肯定不现实，因为人很难摆脱无意识偏见，看到一张脸，人或许不注意眼睛的颜色，却难以不注意到肤色、种族之类。不过，即使纯粹的相遇是不可能的，列维纳斯也告诉我们，他人的脸超越了所有对他人和自己的定义，让你懂得，你所看到的是他人，这个人不是你自己。
基于这一点，你就负上了义务，首先是保护它，然后是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身处困境之人要保持坚强，不能从摆脱义务、缩回自身开始，而须反过来，去承担义务。 以作品晦涩著称的列维纳斯，在谈起脸的时候总是不仅穿透一切而且清晰有力，他说：「面容的外观中蕴含着一种戒律，仿佛一位圣贤在对我说话。」
列维纳斯的两个哥哥，都在立陶宛死于屠杀
列维纳斯逝于1995 年，他的生命够长，但还没有长到让他有机会谈论人脸识别技术独特的非人化效应，可是，他的哲学先于今日的任何相关的哲学，更早地预见到这种技术的危险。 人脸是所有伦理承诺的入口，而人脸识别技术无异于绕过了伦理本身。 这样的工具让人们不再需要彼此对视，并把人脸变成了另一个数据集，在这个数据集里，人脸的人性宣言——也就是激起我们道德感的东西——荡然无存 。
【列维纳斯传】里说到了几位上世纪的哲学大家，第一是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受其存在主义影响甚大，却不可能原谅他亲纳粹的行为；第二是保罗·利科，他和列维纳斯是同龄人，但很晚才认识，列维纳斯面对学术界「很容易退缩」，是利科为他搭建了桥梁，他们在十几年里持续参加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组织的思想家座谈。纯思想的生活看起来是相当清淡乏味的，无非是对话，沉思，在沉思中对话，对话中沉思；论本职他们都是教师，利科是一个如此热情的对话者，但他说他跟列维纳斯的关系是「疏离的」。
保罗·利科
第三个人就是雅克·德里达。当德里达经常被美国人请去讲学时，列维纳斯的名字还远在美国人的视野之外。本传记的作者所罗门·马尔卡访问了德里达，通过德里达所回忆的列维纳斯的「痕迹」，马尔卡看到了这二人共同的敏感。
德里达说，某日他在列维纳斯家中，听到他抱怨说办公室里的文件太多，堆积如山，但他下不了决心摆脱这些东西。「您该如何处理这些文件呢？」列维纳斯问，然后自己接着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本想烧了它们，但我不能辞职，所以不能把它们当垃圾处理。」
德里达记住了这桩对话。马尔卡就此写到，他们二人都最在乎留住那些源于日常生活的东西，「这揭示了存在的方式。」
德里达
让他感到「动容」并写下来的从来不是什么金句妙语，不是什么私密事，或者「哲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等等； 而是那种交往中的感觉，是一个人提及和「记得」另一个人的方式。 德里达是个有强烈的悲情气质的哲人，他整个成年阶段都在读列维纳斯的书，视后者为亦师亦友。但马尔卡显然相信，二人在各自文章中的「相遇」才是值得一说的。德里达对【总体与无限】有过批评文章，而列维纳斯只有发表于1973年的一篇文章（马尔卡说写得「极为含混」）里，指名道姓提到了德里达，在那个文中，他做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比喻，他把德里达比作1940年6月，德国的袭击下法国人大举南逃的混乱场面里的一名理发师，这个理发师站在自己的摊位上，大声吆喝：「小伙子们来呀，今天刮胡子免费啦！」
讽刺因场景具体而显得辛辣。但在文章的结尾，列维纳斯又送上了诚挚的问候：
列维纳斯1948年写给布朗肖的一封信
「想要‘改善’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与他的道路相交叉已经足够好了，很可能这也是哲学上相遇的形式。德里达提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在交叉的中心地带体会到的相遇的愉悦感。」
【列维纳斯传】也并不是不写哲人「性情」和「凡俗」的一面，只是作者本着诚实的自戒之心，暗示我们说不可能真正去拼凑起所有的痕迹，至于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种极为圆润的叙事，这当然更是虚假的和不道德的。但某些藏于字句之间的性情仍在闪光：例一，列维纳斯每次做讲座，总是先要看到太太瑞萨的脸：「瑞萨到了吗？啊好，我看到了」；例二，他曾为暗自苦恼于自己没名气，说「康德四十岁时早就名满天下了」，但他又自我安慰地找补道，【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要七十岁才写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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