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爱曰：「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是「
王阳明与朱熹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王阳明认为格物格的是人「事」。这个「事」可以理解为规律、人伦。朱熹格物格的不止人事的「事」，还有客观事物的「事」。两人在概念上没有达成一致，所以王格竹子（事物）格不成功，便否了朱的格「物」。造成二者分歧的原因，可追溯到公孙龙的「名家」没落时。
原文：吾自幼笃志二氏（仙、释），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
王阳明早年喜好道家和释家，被贬贵州后开始转向儒家。我想与他在贵州的蛮夷之地看到儒学的功用有关。儒释道其实皆是高级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学说，劳动人民品味不来。释家下沉后的净土宗也还是小众，也无社会功用。而儒家下沉后的约礼，移风易俗，对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育化功效。因此在整体文化程度较低（非高级知识分子品味）的地区，儒家普遍存在且发挥很大的社会作用。在贵州，王阳明感受到了蛮夷地区少数民族的「仁」，感受到儒家的根基更为深厚，化育人心的范围更广大（不似仙、释局限于士大夫）。所以他写【象祠记】，所以他写"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原文：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辩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批判道德的形式主义。先有知善的心，才有至善之举。若无知善之心而行的善举，便是形式主义的戏子、伪君子。之所以有这么多心和行不一的戏子、伪君子，因为他们扮演君子善人能获利，尤其在儒家文化的社会里。道德一旦和利益（私欲）捆绑在一起，道德便会变成获取利益的工具，利益越大越会让人违背道德的初衷。如举孝廉制度下的孝子。道德与利益裹挟，便是有了「私欲」，便不是至善，便不能知行合一。道德如果是用来展现给别人看的，便是有了私欲，有了私欲便容易成为伪君子。
如何破除形式主义？王阳明指出要学、问、思、辩。面对一些形式的规矩，社会的规则，要学会反问、思考、辨析、质疑。才能求得真知，才能知行合一。如这些举孝廉的戏子，看似孝举，却无孝心，因为他们并不懂何为真正的孝，如果懂了便会自发地孝而不做作。
原文：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关于「天理」与「人欲」。从认识论上来看，世界分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有自己运行的道理规则，主观世界也有自己运行的道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似乎是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不同之处。即：天理包不包含人欲。
从客观角度看，若将「天理」理解为整个宇宙（包括人）的运行原理，则人欲只是天理的一部分。道理（天理）可以从人之外的事物上去求，格物致知。
从主观角度看，或说从阳明心学的角度看，「天理」只是人们能认识到的天理，只是人的主观感受，这些认知受限于人的感官和心，因此离开了人的心就没有了人能认知到的「天理」。类似于不可知论，人类不可能认知到宇宙运行的道理，人类只能解读其对于宇宙的理解。所以，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即理」，人心即天理。但人心易腐坏，当它有私欲时就不合天理。存天理，去人欲，即去除人心的私欲，达到至善（至精）便是天理。所以，事物的道理（天理）和至善要在心上求。
心即理的观点，适用于人类社会，半适用于哲学和科学，因客观世界不可知论的不可证伪。适用范围：半哲学-人性-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半科技。
原文：知行合一。未有知而未行者，知而未行，只是未知。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为知，好好色为行。
如果真的知道、懂得一个道理，行动上便会遵循此理，否则就是还没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心上不知道，却在行为上假意，便是伪君子，便是戏子，做给人看而已。如果心上知道了这个道理，便会懂得该如何行动，而不会刻意去求，也不会刻意让人看。
原文：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夭寿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
有人总抱怨好人没好报，但为善与天命之间自有内在联系。当为善得善命时，便是天人合一，善人得到了善终，当位。当为善没有得到善运时，亦不必动摇为善之心。因终有归位之日，秉持善心等待天命，也只有秉持善心才接得住善运。即使终其一生未归位（夭寿），未得善运，也无愧于面前的天。
原文：「礼」字即「理」字。「理之见发，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约礼「就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王阳明关于博文、约礼的解释。他认为「礼」就是天理，礼是天理中至纯至一的部分，即良知。天理在人的言行中展露出来时，就是「文」，人的言行背后所蕴含的看不见的动力就是「理」。「约礼」就是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以达到天理中的至纯至一（良知）。如何做到致良知呢？须在事上练，如在对待亲人时，就学习用良知之心行事。这就是在言行上事事学习秉持良知，便是约束良知的办法。「博文」就是在精微细小的事物上不断用功学习操持，就是「知」，」约礼「即是在行动上抵达天理至纯至一之处（良知），便是「行」，「惟精惟一」即是「知行合一」。
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心很容易存私欲偏离天理，时刻都处在脱离良知的危险之地，道心（人心得其正者为道心）需保持在每一个细小的事情上每一个微妙的时刻间，要在这些微小的时刻都秉持至纯至一的天理良知，需要把握自己的心位于中正的正道上不做丝毫偏离。
人生的修行就像在走钢丝，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外界的一些诱惑，产生贪欲，贪欲一旦产生，便违背天理（儒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违背天理便会招致恶果，所以人的心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在这个钢丝绳上，我们就需要每一步每一刻都十分谨慎（慎、慎独），在任何微小之处都要保持道心，否则就会跌落。惟有在每个微小之处都秉持惟一的良知之心，才能在钢丝绳上把握住中正之道，不过不及，不喜不怒，不患得失，平稳幸福地走完一生。
原文：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誉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自然—描摹自然（经典）—描摹描摹自然（解读经典）。大师对自然的描摹解读尚且是个形状大略，何况解读大师著作的作品，就更想去又远。所以读书要读经典源头，更进一步要亲自感受自然，不能尽信书。
原文：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是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儒释道都讲无善无恶，佛家天地无情，道家大道无情，心学无善无恶心之体。
世间无善恶，人心起念之，心学既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但又说为善去恶是格物。那是因为心学是注重事功之学，修齐治平，在事功中起心动念即有善恶之分，致良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个体的必然，所以要常常允执厥中。心学是一种选择，佛道是一种态度。
面对善恶佛道是出世的旁观者，心学是入世的修为者。
从「无善无恶」想到的：
动物-人-圣人。区别是，动物不分善恶，它们也会有残暴，也会有母爱。但却不称其为善恶，因为动物「无知」，它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善恶，全然出于本能。也可认为是无善无恶的率性而为，它们直接表露天性，天理。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自知善与恶，有认知道德的能力，有知，有「心」。因为知道，所以能选择，能行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有人会选择恶，以自知的恶作恶，就会恶得愈深，比动物还恶。有人会选择善，以自知的善为善，就会善得愈深，比动物善。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能自觉善恶，主动为之，所以有人比动物不如，有人能脱离动物性。
为善，达到至善，则是圣人。圣人是一种长期择善而从的坚持。
原文：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
从王阳明对五官的认知，及其看花论，心学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整个宇宙系统，都是为了人心而设。先有人心，才有与人心匹配的感官，再有与人心匹配的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