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在周都洛邑，一位从鲁国赶来的年轻人问礼于一位老者，老者说：「你问的那些人，骨头都已腐烂，只剩下言论。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立即献身。没有这种机会时，不必勉强追求。我听说真正的富商大户。在表面反而绝不张扬财富；有大德之人，表面上反而大智若愚。所以，你应该少一些骄狂之气、去除渴望建功立业的多欲之心，更要少一些试图改造这个世界的幻想。所有这一切的功名利禄之念，都是于身心无益的。我所能告诉你的就这些了。」年轻人拜谢而去。这个年轻人就是孔子，老者是周王室的图书馆管理员李耳，被后人称为老子。而这次会见开启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
孔子问礼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致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以孔子、墨子为代表，这时候的思想还有很多理想主义色彩，并不为执政者所接受。而到了战国时期，则是商鞅、孙膑、苏秦等法家、兵家、纵横家的舞台，更强调实用性和功利性，因而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得以实行。
道家
先说春秋，春秋时期儒家和墨家平分天下，形成了「非儒即墨」的局面。然而开启春秋思想大门的却不是儒、墨，而是当时并不显赫道家。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春秋时期的老子也是这样一位承前启后的人，他的五千言的【道德经】中所表述的道既是对原始信仰与质朴天命论的系统总结，也是后来各家学说的发源之处。儒家的仁德、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律令遵从、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名家的逻辑辩证……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道无处不在的影子。
准确的说道家思想来源于周公制礼乐之前，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还很不完善，统治者对民众的管理非常有限，在管理范围之外就采取了放任态度，即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当时的生产力低下，还无法有效的对抗自然灾害。既然无力对抗自然，不如遵从自然。于是人们就观察记录自然规律，做到有备无患，同时也能对一些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创造有利的条件。
从此可以看出，无为而治并不是一味的放任，遵从自然也不是一味的顺从，都是有原则的。先有为而后才无为。所以老子的思想既不是儒家的入世，也不是佛家的避世。他不认同周公用礼制规范人的一言一行，但也不主张完全不管不顾。他提倡遵从自然，但不是让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无条件投降。现在的很多人忽视了老子思想中有为的一面，片面的认为老子的思想是心灵鸡汤，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是小国寡民，是啥也不干。这是不对的。
老子西行
要想深入的体会老子思想，首先要了解老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末期，诸侯相争，天下大乱。他的思想对于平息纷争，使各国人民安于生活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只不过在当时看来太过于理想化，他自己也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在当时是无用武之地了。与年轻气盛的孔子相比，他已经垂垂老矣。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看破了一切。总之，他选择了退。从他对孔子问礼的回答也可以看出他对天下乱世已然撒手不管，对于孔子以礼匡扶天下也并不支持。确实有一些消极避世的嫌疑，但我们不能以其中有消极避世的因素就全盘否定老子的思想。
儒家
在孔子问礼后的某一天，老子厌倦了天下乱世，独自一人骑青牛西去。函谷关的守关令尹喜望见紫气东来，知有贵人将至，不久老子即乘青牛而来。尹喜便强留老子，好生招待，请求老子说：「先生就要遁世隐去了，就为我著书以传后世吧。」老子觉得道无处不在，难以用文字表述，一再谢绝。最终经不住尹喜的软磨硬泡，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出关而去，从此不知所终。老子隐去之后，孔子开始了践行他「以礼治天下」政治理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宋国贵族的后裔，其祖上因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出逃鲁国，其父叔梁纥（子姓孔氏，名纥，字叔梁）为鲁国陬邑大夫。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孔子三岁，叔梁纥病逝，孔子母亲颜征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从出身上看，孔子是没落贵族，可以接触学习六艺等上层的学识。又因生活所迫，常常在下层民众之间学习劳作，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处于上下交接处的孔子，又遇到了一个上下阶层翻涌碰撞的时代，思想的火花随之迸发。
孔子的出生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到春秋时期依然礼法繁盛。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赞叹「周礼尽在鲁矣！」。生在鲁国，长在鲁国的孔子对周礼的学习和推崇也就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像
孔子的思想主要有两部分——礼和仁。春秋末期，周天子不但成了摆设，各诸侯国国君也被卿大夫架空，卿大夫又被自己的家臣架空，鲁国的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架空了国君，三桓中的季桓子又被家臣阳虎挟持。卿大夫和家臣不但在权利上架空上级，在礼乐规格上也开始僭越。权力斗争完全挣脱了礼制牢笼，越来越残酷频繁，搅得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孔子打出恢复周礼的旗号，意图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的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拒绝了国家的补偿。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孔子要子贡接受补偿金，并不是要维护子贡的财产利益，他赞同子路收下牛，也不是要子路贪图利益去救人。他认为为国家做贡献就应该收到补偿，见义勇为，被救者就应该表示感谢，而施救者也理应接受感谢。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礼，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纽带，一旦断了，无论是不是出于好心，造成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所以要维护礼制，目的就在于稳定社会。这与我们宣扬的只求付出，不求回报并不一致，孔子好像也不是圣人了。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孔子的做法对都是无可厚非的。不以小德昭于天下，而以大德安定天下，这才是圣人之道。
仁是礼的内核，是发于内心的。仁与礼的关系就和德与法的关系一样，将道德中的部分内容加以强制化就形成了法律，在仁的基础上对部分行为进行具体规范就成了礼。关于仁，【论语】中有很多表述。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此处孔子讲的仁就是遵守礼法。
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一样认真对待。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与同事和亲友要和睦相处。」此处他谈到了仁的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仁人说话是慎重的。」司马牛说：「说话慎重，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很困难，说起来能不慎重吗？」此处孔子的仁又包括了诚信守言的内容。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人了。」子张说：「请问哪五种。」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人。」这里孔子又提出了仁的五种标准。
从这些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提出的仁包含了很多方面，并不只是礼。准确的说礼只是仁的一种表现形式，孔子要恢复周礼的重点不是恢复礼的表面形式，而是要弘扬礼内在的仁。并主张对所有人齐之以礼，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局限。【论语·八佾】中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没有仁爱精神，便无法继承和发扬礼乐。【论语·阳货】中他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即玉帛和钟鼓只是礼乐的外壳，如果没有仁作为内在，礼乐就是空洞的、虚浮的，不能称之为礼乐。
关于孔子提出的仁现在的很多人都产生了误解，认为是懦弱、迂腐、以德报怨的迁就和老好人圣母心泛滥。首先孔子并不是一个懦弱的文人，宋朝以前中国没有泾渭分明的文人与武夫，士人都是文武兼修，出将入相的。只不过可能哪方面太突出掩盖了其他才能，或者才能没有机会发挥出来。孔子的射箭在当时一流，曾在曲阜西南城表演射箭，引来百姓蜂拥围观。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国蒲邑被守将公叔戌带兵围困。孔子毫不畏惧，带领弟子子路、冉求、公良孺等人摆开阵势与公叔戌干仗。公叔戌见孔子是个硬茬子，怕再打下去不好收场，就放孔子走了。如此勇气和战力，怎么能与文弱联系在一起。当时天下兵荒马乱，孔子能周游列国十四年而不出事。光靠嘴上讲道理能的做到吗？
子路曾问孔子：「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殉节，但管仲却没有自杀。算是没有仁德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主持盟会，没用武力，而制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力量啊!这就算他的仁德!」所以相比于死板的愚忠，孔子更看重能安定天下的大德大仁，一点也不迂腐。至于以德报怨的迁就，我只能说高中好好上语文课的同学都应该知道【论语】中孔子的原话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谓的以德报怨是别人问他这样做好不好？孔子的回答明确的表示了反对。
至于圣母心泛滥，那更是没有的事。【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这里明确了要有原则的和谐，不考虑实际情况和原则的和谐是行不通的。仁是有原则的仁。总之，无论是礼还是仁，孔子的最终目的是要国泰民安，天下大同。而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去看待。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成为后世中华仁人志士天下情怀的由来。
鲁定公九年（前501），51岁的孔子被鲁国国君任命为中都宰，终于等来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在治理中都时，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年下来，将中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政绩突出，孔子升任司空。鲁定公十一年（前503年），孔子升任大司寇，摄相事，三个月后，鲁国大治。齐国听说后，对此十分担忧，就送80名美女到鲁国。鲁定公、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多次提出建议，但都没有收到效果。与此同时，孔子削弱三桓措施也激化了与季氏矛盾。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但没有孔子的份，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外出游说生涯。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在颠沛流离中，孔子向各国君主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然而，当时的诸侯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集聚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如何消灭敌人，开疆拓土。孔子提出的尊王崇礼、德政惠民的仁政在乱世中根本没有市场，失败已是必然。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求回国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求的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求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季康子便派人迎孔子回鲁国。在外奔波十四年后，六十八岁的孔子终于回到了鲁国。
理想抱负接连碰壁后，失意的孔子或许想起当年老子对他说的那一番话。那时的他血气方刚，胸怀理想，志在天下。后来年岁渐长，看到了太多的世事乱象。但依旧抱着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不服输劲头，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治国思想。在途中，孔子曾经遇到了几位隐者，长沮、桀溺、荷蓧（diào）丈人以及楚狂接舆，都劝孔子做个避世的隐士。但是，孔子从未动摇济世救民之心。
回到鲁国以后，孔子已不再热衷政治，一门心思扑在教育上，在杏坛开办私学，广收弟子。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孔子开办私学，无论何种出身，只要交十条干肉做学费，都可以做他的学生。这一开启民智的创新之举，打破了贵族的教育垄断特权，为后世中华教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了。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弟子颜回先他而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都不在身边受教了。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子路死于卫国内乱。经过一系列打击后，孔子身体每况愈下。次年二月，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当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
战国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与荀子。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君主要保障人民权利，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不必顾及礼制。
孟子所处的时代距孔子故去已有一百多年，礼乐更为淡薄。所以孟子的思想侧重于仁而轻于礼，对表面形式上的礼不再苛求，重点关注内心的仁。与孔子对仁的多方面表述不同，孟子的仁就是「人心」。孔子希望用礼来恢复社会秩序，进而推行仁政教化，达到大同世界。而孟子则单刀直入，不再以礼作为仁的媒介，直击藏于人心深处的仁。
孟子
相比于抽象、繁琐的礼，实实在在，能切身感受到的人性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就像教育小孩一样，你跟他讲文明礼让，他不明就里。但如果你跟他讲，当别的小朋友抢你的东西，打你骂你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可能就明白了。孟子从人性的角度入手阐释仁，是儒学的一大进步。然而战国是一个功利的时代，在利益面前，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一开口就说：「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又论述国家上下互相争利的危害。但梁惠王听不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也没什么用。大家都在争利，你不争就只有落后挨打的份。大约在45岁之前，孟子开始周游列国希望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和孔子一样，孟子穷极一生都未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除了民本思想，孟子还提出了性善论和「法先王」。而晚于孟子的荀子则提出了性恶论和「法后王」。性善论与性恶论很好理解，就是人本性的善恶。关于性善论，孟子以水作比喻，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人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须被教导规范。如果顺应人性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导致社会混乱。
「法先王」即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这一点与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脉相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感情出发的。常言道「忠臣出孝子之门」，只有当你能够亲爱亲人时，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地去仁爱百姓、忠于国家。不然的话，仁爱、忠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维系下去的。所以，孟子提出的「不忍人之心」是推己及人的仁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法先王」就是要求统治者效法先王「亲亲而仁民」，像父母一样关心子女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也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荀子提出的「后王」是对当时君主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先王」通过德治就可以使天下信服。而「后王」则要去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更多的联系实际。要通过恩威并施，德刑并用的手段治理国家。即光谈理想不谈利益都是扯淡，光会引导不会驱赶只会止步不前。
「法后王」与「法先王」看似对立，实则并非如此。荀子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荀子认为「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而不是盲目的复古倒退。换句话说，「后王」要效法的是「先王之道」中仁爱的核心精神，而不是粗略的效法「先王」治理天下的经验、制度。「法后王」就是要「后王」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制度去践行「先王之道」。
荀子摆脱了理想化的局限，提出更契合实际的法家思想，是一位由儒入法的思想家。荀子融合儒、法的政治学说是相对中肯的、较之于孔孟之道，更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比之于严刑峻法，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稳定。是一条儒法合流、王霸杂糅的中间路线。不过他的两个学生跑偏了。其学生韩非、李斯偏法轻儒。弃礼义重法典，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由儒到法非个人之见，而是势在必然。
除了在政治学说上融合儒、法，在天与人的思考上，荀子也有别于其他儒家。荀子的天命论融合道、儒、法，提出了「天道自然」、「天人相分」、「天行有常」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荀子
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这里的天不是头顶上的天，而是古人的世界观。从原始部落社会到西周时期，天经历了一个逐渐人格化的过程，由变化无常的「天神」转化为成为受人意志影响的「人神」。到春秋时，老子的道去除了天的人格神色彩，将天、地、人与世间万物统筹于自然的道。孔子在老子天人皆归于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把天与人内在的心性统一联系起来，走向了天人合一的道路。荀子的思想不同于孔子的天人合一，而是凸显「天人相分」。
「天人相分」的基础是「天道自然」，即天地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天人相分」就是说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
「天行有常」是说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只能严格地遵守它。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即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用正确的治理措施适应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办得好；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会办糟。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
「制天命而用之」即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即人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指望天会恩赐。与「法后王」看重后天努力是一个意思。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通过支配天道来主宰自然世界。观知天地之法以法天下，这是比人定胜天更强悍的思想。足见荀子思想中法家霸道的锋芒，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教出两个偏激的法家学生了。
墨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牛人。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等思想。又创立了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一整套科学理论，被誉为「科圣」。在逻辑学上，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墨辩和古印度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
墨子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墨子比学者出身的孔孟更具有实践精神，一手创建了墨家思想实践团体——墨家。
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成员被称为「墨者」。墨者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反对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要求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把节省出来的财富分给底层劳苦大众。墨家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一代巨子选拔贤者接任。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把维护公理和道义当做义不容辞的事。在各国做官的墨者要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就宁可辞职。巨子要以身作则。如果谁违背了这些原则，轻则开除，重则处死。
有人就此认为墨家是黑社会组织，墨子就是黑社会老大。但谁见过那个黑社会把天下人都当成亲人看待？为了使民众免遭不义战争的屠戮，墨子不惜性命阻止战争发生。哪个黑社会老大能够做到这样，恐怕他们连这样的觉悟都没有。
「兼爱」就是平等博爱的意思，是墨家的重要思想。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而天下人不相爱的原因就是儒家的亲疏贵贱之别。同一国中，不同的家族之间亲疏有别，彼此就容易相互争利，同一家族中，家人之间尊卑有别，就无法平等的相亲相爱。这一点恰好与孟子相反。孟子讲一个人对亲友有情有义才能对天下有仁爱之心。墨子讲，正是人们知道对亲友有情有义，才变得自私自利，相互争夺。平等广泛的兼爱才是大道。
墨家规定，所有墨者都要参加劳作，平等相待，有困难就要相互帮助。做官的墨者要捐献俸禄，救济那些穷困无依的人。这样一来，墨家的财富均匀分布，消除了阶级不平等。有人会认为自己挣的钱凭什么要交出去。这里需要注意，墨家是相互帮助的，扶贫救困相当于买保险。谁还没有落魄的时候，当你落魄时墨家也会帮助你。富人扶助穷人，穷人度过难关后反馈富人，这是社会财富最好的流通方式，墨家通过兼爱做到了。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非攻」就是反对攻无罪。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墨子是支持的。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并提出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墨守」。墨子所创立的这一套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中国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果只是提出理论，肯定不符合墨子的一贯作风，敢想敢做才是墨子。鲁班替楚国造云梯这类攻城的器械，将要用它来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鲁国出发，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郢都。墨子见了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扔掉自己华美的轿车，却想去偷邻居的一辆破车；舍弃他的华丽的丝织品，邻居有一件粗布的短衣，却打算去偷；舍弃他的美食佳肴，邻居只有糟糠，却打算去偷。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楚王回答说：「这人一定患了偷窃病。」
墨子说：「楚国的地方，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地方，方圆五百里，这就像彩车与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大泽，犀、兕、麋鹿充满其中，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鼋、鼍多得天下无比；宋国却连野鸡、兔子、鲋鱼都没有，这就像美食佳肴与糟糠相比。楚国有巨松、梓树、楠、樟等名贵木材；宋国连棵大树都没有，这就像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相比。从这三方面的事情看，我认为楚国进攻宋国，与有偷窃病的人同一种类型。我认为大王您如果这样做，一定会伤害了道义，却不能据有宋国。」楚王说：「好啊！即使如此，鲁班已经给我造了云梯，一定要攻取宋国。」于是楚王又叫来鲁班。
墨子说楚王
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鲁班将机巧多变的攻城器械一一使出，皆被墨子破解。鲁班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鲁班没辙了，又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墨子也说：「我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对付我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鲁班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的侵略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楚王说：「好啊！我不攻打宋国了。」
「兼爱」和「非攻」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提出来的，所以受到了广大底层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惹恼了统治者。先秦诸子中，法家、兵家、纵横家是完全以统治者的利益为中心的，因而最吃香。儒家虽然以民为本，但依旧是站在统治者的观点上来看待社会问题。给了统治者一定的肯定和维护，所以政见思想虽不受待见，但孔子、孟子在周游列国时依旧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而墨子是另立新说，完全否定现有的尊卑贵贱等级，提倡地位平等。又反对一切特权阶级的奢侈浪费，主张财富均分。并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礼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所以墨家学派最不受各国君主待见。在列国割据的乱世，墨家还能在夹缝中生存，一旦天下一统，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墨家势必消亡。
此外，在【墨子·尚同】中又提出了「选天子」思想，打破了家天下帝王世袭的体制，与当时的中央集权政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秦国一统天下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已成定局。中央集权政府绝不会允许「选天子」思想的存在，势必将墨家的民主政治砸的粉碎。汉朝以后，大一统的中国以儒为尊。而墨家的思想与儒家是相悖的，必然遭到儒家的极力打压，晚于墨子的孟子就狠狠的批了墨子的思想。孟子认为墨子完全排斥礼乐，不重视贵贱亲疏的兼爱是糊涂的。因而在儒家一手遮天的后世中国，墨家也很难在后世得到传承。
墨家思想虽然过于理想化，但也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如节俭朴素、平等博爱、反对不义战争等。在自然科学方面，墨子贡献更是其他先秦诸子所无法比拟的。墨家的缺位，是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损失。
法家
先秦法家思想主要有「法」、「术」、「势」和「教」四个流派。依照流派不同，法家可划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切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圭臬，摒弃礼乐和道德教化。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主张「富民」、「商德保民」、「礼、法兼容」、「宽刑省禁」等。秦晋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前面战国变法中已经讲到过，这里主要讲齐法家。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西周初年，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五个月后就来报告政情。周公很诧异的说「为何这么快呢？」姜太公说：「我简化了当地的组织，礼节都随着当地的习俗。」伯禽是周公长子，当时周公受封鲁国，但因周公在镐京辅佐周成王，故派伯禽代其受封鲁国。伯禽三年后才来报告工作。周公说：「为何这样迟呢？」伯禽说：「我改变他们的习俗，革新他们的礼节，丧礼三年后才解除他们的丧服。」周公说：「这样看来，咱们后代各国必将臣服于齐国呀！处理政事不能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一定归顺他。」
在建国初期姜太公就入乡随俗，定下了因循简礼的立国之策，这与法家大破大立的改革大相径庭。此外姜太公还利用齐国的鱼盐之利发展商业，这与主张重农抑商的法家也是相悖的。因而在立国之初，齐国就缺失了变法基因。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方面宣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各种学说交汇于齐王修建的稷下学宫，其中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其代表人物就是荀子和慎到。荀子我们提到过，是一位由儒入法的思想家。而慎到是由道入法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势」即是道家思想的法家形式。
稷下学宫
慎到把法家所主张的法和道家所主张的道等同起来。道家认为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从。慎到则认为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在他看来「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这里将天下、国家、官职和天子、国君、官员区分开来。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然后才能「民一于君，事断于法」。
慎到指出国君虽然与臣民一样要为国守法，但是法不能没有监督，谁来监督？君王。君王拿什么监督？用手中的「势」，也就是权势。权势从哪来的？臣民的拥戴，如果臣民都不尊君了，士兵不保护王宫，反而在宫里大肆劫掠，臣子也不把君王当回事了，各顾各的贪赃枉法。老百姓不把君王当回事了，就没人上交税赋，有什么争执也不依王法裁决，自己动手抄家伙解决。国家也就全乱套了，因而尊君使君王有权势是法治的前提。
为了尊君，慎到强调「民一于君」。只有国君才有权立法和变法，臣民只能严格遵守和执行君主的法令。故而，他不仅反对与国君分庭抗礼的贵族，也反对儒、墨的尊贤、尚贤，认为「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事断于法」即一切事都决断于法，包括君王在内。君王对法的坚守不移是「势」的基础。君王要立新法、改旧法也必须遵从相应的法律程序，不能胡来。从君王到平民各自尽职守法，天下也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在道家思想中道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天地万物皆依道而行，秋天树木落叶，春天又长出新芽，变换有序，自然轮转。而「势」就是人类社会的道，君王是「势」的化身，君王用「势」主宰国家就如同道主宰天地一样，臣民就如同万物一样自然而然的尊君守法。只不过道无形无迹，而君王作为「势」的化身真实可见，也一样要因「势」守法。
相比于国君驾驭臣民的「术」，慎到的」势」把国君也囊括进来，只不过君王有立法和监督之权。与功利的「法」和仁政的「教」相比，「势」着重于自然性，即不为功名利禄，也不为贤名远播，只是如同天地万物一样和谐自然。各方比较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势」太过于理想主义，因而未能在战国时代得以推行。「术」满足了君王大权独揽的欲望，因而可以得到一定的推行，但很考验国君的个人能力，难以维持下去。「法」就很合当时实用功利主义的胃口，而且比「术」更有利于维持变法成果，因而得以大面积推行。
兵家
兵家最具代表性人物，也是出道最早的孙武。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作为兵家鼻祖，孙武最大的贡献是完整的构建了中华兵学体系。
兵学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门如何排兵布阵的学问，实则不然，【孙子兵法】十三篇第一篇【始计篇】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为将者当筹算于庙堂，作为一个军事家不能只考虑怎么打仗，更要考虑为什么打？能不能打？在开战之前要慎之又慎，必须要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风俗文化、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与比较，然后才能得做出决定。
孙武像
第二篇【作战篇】讲的不是作战，还是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强调的还是慎战。第三篇【谋攻篇】提出了「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观点。即作战能用智谋就不要用武力，用武力只能解决战场上的胜负。而在战场之外，真正引爆战争的问题若不解决，即使百战百胜也无济于事。只有在战争之外把根本问题解决，使敌人输得心服口服加才是将帅之道。在这三篇里，谋的是如何治国服敌，是兵法中最基本，也是最精深之处。
中间三篇【军行篇】、【兵势篇】、【虚实篇】谋的是如何制胜，是兵法中最重要之处。不出鞘的利剑与烧火棍无异。国家再强大，不使出两下子，别国还就不服你。只有在战略态势上握有主动权，占据绝对优势，才能强势碾压敌方，使其俯首请和。
【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为后七篇，讲具体战术，是最精彩之处，战场上惊心动魄的战术对决总是让人印象深刻。一个国家在战略上占据优势后，如果敌国无视战略威慑，执意发动战争。这个时候就需要具体战术真刀真枪的干了。总体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占据了战略优势，即使在战术上连丢几局，依然不会受太大影响。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神机妙算，收拾司马懿跟玩似的。但终因国力不济，被司马懿抓住了这个把柄，坚守不出，用魏国殷实的国力硬生生的拖垮了诸葛亮。所以战术对决尽管精彩，但对战略态势影响不大。故而孙武将战术放在了最后。
【孙子兵法】体现了兵学的三种境界：收拢民心、发展国力，是为谋国；利用雄厚的国力，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多方面作战略布局，使自己占据战略优势，是为谋胜；以奇兵妙计决胜于两军之间，是为谋战。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共同组成了中华兵学体系。
除孙武外，兵家代表人物还有田穰苴、吴起、孙膑等人，其军事思想分别体现在【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中。三者无一例外的都提出了慎战思想，都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这与【孙子兵法】所表达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一思想也被后世中华兵家继承发展。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的两大主旋律，和则以政治手段决高下，战则以军事武力定输赢。没有永远的和平，也没有永远的战争。和平时期的矛盾能引发战争，战争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又能促进和平局面的形成。二者在对立的过程中不断的相互转化。同理，兵家与政治家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个合格的兵家不仅是一个精于作战的战术家，还要是一个通晓内政外交的政治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发动战争是为国而战，而不是为战而战。在这一方面，二战时的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材。当政治反被军事压制，国家就失去了对战争的控制力。军国主义如同一条失控的疯狗，到处乱咬。不再是以战止战，而是以战养战，为战而战。不但给邻国造成深重的灾难，也把自己推入崩溃的边缘和罪恶的深渊。只讲战术不讲战略，就如同一个手艺精湛的木匠拿着一块朽烂的木头做家具，即使手艺再好，也是枉然。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走在了失败的路上。
纵横家
纵横家在之前的合纵连横一篇中已有提及，是当时割据纷争，君权还不稳固的时代产物。纵横家的代表作为【鬼谷子】，又名【捭阖策】。据传是由后来学者根据鬼谷先生言论整理而成，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主要讲的是攻守谋略的理论。纵横家的思想深受老子道家的影响，在其纵横裨阖中力求「变动阴阳」，从而达到以柔克刚的目的。
纵横家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他们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或以利诱、或以威吓，将游说对象引到自己预设的轨道上。他们事无定主，说无定辞，一切从现实的政治要求出发。其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有其妙。
纵横家在战国舞台上非常活跃，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用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其风头甚至于盖过了能富国强兵的法家和兵家。究其原因，不外乎一个利字。法家和兵家费好大的劲变法强兵才收到国富兵强之效，而纵横家靠借力打力，在诸侯国中游刃有余，几乎空手套白狼就为君主获得利益。拿今天的社会做比较，法家与兵家就是踏踏实实搞实业的，而纵横家就是搞金融投机的。办工厂，搞实业投资大，来钱慢。哪有买股票，炒房地产赚的快。所以大家都跑去搞金融投机，而真正的强国之本——实体经济却无人问津。
在战国时代，有一批君主与今天许多热衷于金融投机的人一样，不注重强根固本，却对投机取巧寄予厚望。关东诸国的灭亡就与此有很大关系。但如果以此就否定纵横家也是不对的，如同金融投机有着促进经济繁荣的积极一面，纵横之术还是有很大用处的。但在纵横捭阖的同时，务必保持清醒，扎实的国力才是我们最强大的保护伞。
诸子百家中除了春秋时期三足鼎立的道、儒、墨三家和战国时期大放异彩的法、兵、纵横三家以外，还有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名家、阴阳家、杂家、医家、农家、小说家等等。
阴阳家是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哲学流派，齐国人邹衍是其创始人，据载邹衍在燕国渔阳郡（今北京密云），看到此地气候寒冷，草木不长，百姓困苦。就跑到郡南边的小山上吹律管，吹了三天三夜后暖风飘来，冰雪融化，老百姓纷纷下地耕种。这年庄稼大丰收，百姓感念邹衍功绩，就建邹夫子祠（后改名丰神庙）供奉至今。邹衍吹管渔阳暖的故事颇有诸葛亮借东风的神妙，体现出了阴阳家洞悉天地奥妙的本色。
阴阳家的学问被称为「阴阳说」，其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被认为是道家的分支。「阴阳说」把「阴」和「阳」看作事物内部的两种互相消长的协调力量，认为它是孕育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这和道家创始人老子所秉承的构成世界的概念「道生阳，阳生阴，阴阳生八卦，太极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相同。
「五行说」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不断循环变化的理论发展出「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研究阴阳五行说，能从天体的运行的计算来制订历法，掌握世间万象。到后来，又发展出专门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天文家」和研究历法的「历数家」。
名家以辩论名实等思辨问题为中心，是一个以善辩成名的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名」就是指称事物的名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实」就是「存在」是「名」所指称的事物。名家围绕「名」和「实」的关系，展开论辩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奇特，其论辩又过于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公孙龙是名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著有【公孙龙子】一书，「白马非马」之说是其代表作。当时赵国的马流行瘟疫，秦国下令赵国的马不许进入秦国。公孙龙又恰好骑白马自赵国而来要过函谷关去秦国，关吏不让他的马过去。公孙龙就开始了大忽悠，他说马是对于物形方面的规定，是名称；白色是对马的形容，是颜色。「马」和「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白马也不是「白」与「马」的叠加，马是马，白马是白马。一番诡辩以后，公孙龙顺利骑马过关。
除了「白马非马」，名家还提出了很多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因而在战国时被人视为「诡辩之术」。在中国古代，学者是绝对倾向于经世致用的，因而对名家的「名实之辩」不屑讨论。汉以后就成了「绝学」了。
名家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对法律契约以及自然科学都有很大的作用。在【吕氏春秋•淫辞】中记载了一篇故事：秦国跟赵国订立了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国攻打魏国，赵国想要救魏国，秦王派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国可以派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的」。名家的没落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缺憾，以致于在两千多年后，我们反而还要回过头来学习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
杂家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其代表是吕不韦和他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医家大家都明白，代表人物是神医扁鹊。农家，又称「农家流」，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奉神农为祖师，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代表人物是许行。小说家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爆发的时代，相比于治世下的秩序稳定，乱世乱象更容易催生思想的迸发。在这方面，春秋战国作为中国四大乱世之首，比起后来的汉末乱世、唐末乱世和清末民国乱世有着诸多有利条件。首先，春秋战国时中国的思想方面还是荒芜空白，不存在后世儒法居尊，压制百家的局面。其次，春秋战国时的统治者寄希望于从百家学说中提取治国理政的方法，因而对诸子百家的宽容和支持远超后世。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统治者支持诸子百家的最显著体现。最后，春秋战国虽然战争频繁，但各国都是一边作战，一边恢复，战争的烈度和影响有限。这为百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还算稳定的社会环境。
相比之下，汉末五胡乱华，中原地区文明尽毁。唐末乱世藩镇割据，武夫当国，比天下一统时还专制蛮横。因而，在思想方面并无多少建树。清末民国乱世虽有传入的西方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碰撞，但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包罗万象，在思想门类上毫不逊色。而在思想活跃度和规模上，前有清政府专制，后有蒋介石独裁的清末民国远远不如宽容开放的春秋战国。故而，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当之无愧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