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敢相信，民国「大师」的纪念馆，里面郑重摆放「大师」生前著作，居然至少有7本是别人冒名顶替的？而且，这种类似「金庸新作品」的玩意，公然在「最专业人士」眼皮底下陈列，都几十年没人发现？这一幕滑稽闹剧，是真实存在的，就发生在前些年的台北「林语堂故居」。
1960年代林语堂家眷
话说，在对岸台北，著名的阳明山仰德大道上，有一座同样著名的「林语堂故居」。这座故居是1966年「蒋公」赠送给「幽默大师」林语堂的，林语堂也是懂事承情，人家敢送他就敢要，断断续续住了10来年，不亦乐乎。林语堂死后，他还留下遗嘱，让人移灵至此，长眠于后园。由于林语堂的国际知名度，这栋楼后来就被辟为「林语堂故居」，请专业人士看守，并对外开放，很快成为本地有名的观光景点。由于是纪念馆性质，里面自然摆放了不少故居主人林语堂生前著作，小说散文翻译全部齐全，就如同所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样。
可是，大约40年后的某一天，一位女教授慕名前去参观，匆匆浏览并请人取出玻璃柜里的「林语堂系列译著」翻阅一过后，顿时大吃一惊，赶忙叫来工作人员！据她后来发表的文章说，这所「故居」离谱到不可思议：馆内郑重其事收藏陈列的「林语堂著作」，居然大量都是别人的伪作，尤其是译本，至少有7种是证据凿凿可以当场确定的「假冒伪劣产品」，是借「林语堂」名头兜售的仿品；而堂堂「市文化局」居然不察，让它们登堂入室，蒙混过关招摇撞骗了数十年。报纸一经刊出，舆论顿时大哗，这个事也从此成为翻译圈内的一大笑柄。
林语堂故居.台北
但这样的「翻译丑闻」，难道真的是偶然失误吗？那位「揭露」的女教授就不这么认为。她说，「翻译」这行当，表面上只是文字转译，其实不知道「水有多深」呢！结论就是：任何人乃至任何再「专业」的机构，如果能力不足，勘察不够，都会看朱成碧被骗；不仅被骗，更可怕的是，还会稀里糊涂为之背书，不自觉沦为「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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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教授，能轻易破掉所有人几十年都蒙在鼓里的「大案」，当然不是吃素的。她来头不小，本就是翻译界资深人士，台大中文系出身，拿过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研究博士学位，现任台师大翻译研究所教授。她，就是著名的「行业刺头」——赖慈芸女士。
我：放心，不卖书
为了继续「勘察」翻译圈及同行们的「丑人丑事」，这位赖女士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大篇幅地专业「爆料」。这本书就是去年大陆读书圈也很畅销的【翻译侦探事务所】。在这本书里，赖慈芸女士兴致勃勃地公开「揭露」对岸翻译行当以及同行们的种种「黑幕」，而且多是大陆读者鲜为人知的「大案要案」，「怪案奇案」，一点秘密不留，一点情面也不留。对于她的那些同行们来说，「千年等一回」等来这样的盐油不进认死理的狠人，也是 裤裆里进蚂蚁——坐立不安了。
在赖女士的笔下，好些行业勾当与其说是「黑幕」，还不如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拍案惊奇」。比如，1970年末台岛当局曾全力营销的一部「网红书」【南海血书】，连所有中小学生都要被勒令购买，然后写心得上交。这本书译者名为朱桂，他宣称这本书是他在南海捕鱼时，在一个荒岛上偶获的一份长篇绝笔血书，是越南文写成，而他刚好通晓越南文字，所以通晓翻译了出来，不想一出版就洛阳纸贵，成为对岸翻译史上有数的「现象级」译本。可是，33年后的2003年，译者朱桂本人突然亲自站出来，说这本书是伪造的，是他自己当年还是「无名氏」时，没事玩玩的瞎创作，只是完全没想到居然会一炮而红，而且持续发烧，他又不敢声张。直到晚年，他实在良心不安，才自己主动戳破真相。这么一场骗局，整整维持了30多年，涉及面之广，案情之离奇，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都罕见的。
再比如，1955年台北出了一本【鲁滨逊】，译者署名「胡鸣天」，也是那时的名著名译，销量极大。随后数十年，这个中译本接连再版，应该是对岸读者最多的译本。唯一蹊跷的是，这本译作的译者署名，简直变幻莫测，几乎每再版一次就要更换一个名字。前前后后，除了署「胡鸣天译」，还有「钟斯译」、「纪德钧译」等等，社会各界读者被搞得找不到北。好在这积年悬案还是逃不过赖慈芸的火眼金睛，最终破案。
为了查明真相，赖慈芸「上穷碧落下黄泉」苦苦探寻，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穷遍两岸三地所有线索，最终依靠一个冒名的翻印版本，明确译者真实姓名其实叫「吴鹤声」。但此君到底何方神圣，她至今也毫无头绪。她问遍了所有相关人士，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其实大量译本都有这样的「无名英雄」。只是，更令人发噱的是，「胡鸣天」、「钟斯」、「纪德钧」这三个名字，一度是台岛译界的「万年假名」，各种伪造译本就喜欢这仨名字。出自他们名下的伪译本，在对岸可谓层出不穷，几乎包办了英、法、俄、意、西所有外语语种，让人瞠目结舌，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难道说，「胡鸣天」、「钟斯」、「纪德钧」这三个名字，是一种特殊的吉祥字？
赖女士还喜滋滋地转述了一个会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秘闻：话说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有【蒋XX秘录】一书，译者标的是「蒋XX秘录翻译组」；可实际上，这个译本是直接抄袭自台岛的译本。而这样一本由对岸当局于1974年隆重推出的「中文书」，居然又是转译自日文，甚至中文单行本比日文还早数月。而且，到了1980年代，这书居然又出了英文本！也就是说，它到底谁译谁的，变得扑朔迷离。如此兜兜转转下来，几乎出版者自己都迷糊了：这书的底本，到底是中文还是日文还是英文啊，都要没人理得清楚了，遂成无头公案。
类似种种行业八卦，其荒乎其唐程度，堪入当代笑林。也许，世界本是个草台班子，各行各行都有很离谱的「惊天大秘密」，圈内人要么笑而不语，真要讲永远都讲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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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堪称「黄金配角」的「蒋公」，书中还浓墨重彩提及的一桩更显奥威尔式荒诞感的奇闻，让敝人深夜看到时，都快绷不住了：
话说，「蒋公」生前特嗜美国考门夫人的【荒漠甘泉】一书，曾亲自「审定」出版了一部中译本，死后还放置棺木中陪伴下葬，反正是前所未有的郑重其事。可是，他至死都不会知道，这书中译本，其实早就和原书【Streams in the Desert】关系不大，是身边幕僚专门为他量身定「译」的——也就是为了迎合他的喜好，不惜完全脱离原文，硬是编制了这一本「中译本」。可怜的蒋公，最爱读的书，爱到死后要陪葬的书，迷恋到了跟唐太宗痴迷王羲之书法一样程度的书，居然是一部「伪书」。不知道这件事算不算中国翻译史上的最大「骗局」？连作者自己，写到这里，都忍不住连飙三道质问：「到底是谁骗了谁？谁要骗谁？还是谁在骗自己？」
赖女士的这间「翻译侦探事务所」，显然不是课余挂牌开着玩的，是动了真格的。赖女士最擅长的，正是「行业捉奸」。这也不怪她狠辣，中文世界往往是「文章一大抄」，翻译更不在话下，很多译本即便出自名社名家，其实也难免有「雅贼」上下其手，肆无忌惮。比如大陆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件「大案」：著名大翻译家陈筱卿突然被告，指控他2005年翻译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书，直接搬运抄袭了已故泰斗范希衡1956年译本，而原告正是范的女儿。官司打了整整5年，直到2022年1月，上海的法院才最终下达判决书，判决陈筱卿抄袭成立！随后，陈也不得已在【北京晚报】刊登了道歉声明，着实晚节不保。这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大瓜，它光溜溜表明一个丑陋事实：即便是翻译圈大佬，都功成名就德高望重老前辈了，利欲熏心的驱动之下，照样会鬼使神差地干抄袭的勾当！
赖女士不愧为翻译圈的「侦探女神」，为了洗雪冤情，勘定疑案，她费尽心血，投入巨大，而初衷仅仅是让这个行业更干净。近5年多来，她多次往返北京、上海、香江乃至国外大学及其公共图书馆，从来都是自费，目的只有一个：追查出各种抄袭译本的源头，然后陆续发表出「评测文章」，或还翻译圈一个清白，或直接抓现行，反正就是要除暴安良，正本清源。而据她的说法，截止到前年底，她已查出为抄袭本的译本1478种，被无辜抄袭的「种子书」超过600种，被冒名的译者达380余人。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坊间各种「世界名著」，尤其是译者不知哪来阿猫阿狗的，往往极大概率都是抄袭之作。原来我们所见所读的译本，目前已知的，至少都有1478种都是抄袭或搬运的，这是什么概念和比率？真不敢闭眼想。
据她说，有个别名家早期译本，是被盘剥的最惨的。比如张爱玲译的【老人与海】、傅东华译的【飘】、李霁野译的【简.爱】，几十年来被不法之徒一抄再抄，有的连续作案20次之多。张爱玲要是知道报案，或许去世后的版税遗产，能增加个10倍都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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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做起了「学术侦探」，赖慈芸也发现，当代翻译圈的各种乌龙案、掉包案、抱错孩子案，往往一件比一件离谱。
比如，在过去的文化界，大家普遍以为 法国作家司汤达 的名著【红与黑】在台岛上译本只有一种，就是「1978年远景出版社黎烈文译本」。结果经赖女士一查，「真相」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原来大陆早期的两种译本即赵瑞蕻与罗玉君的，台岛书商早在1950年代就找来不知道翻印了多少次挣了多少银子。但是，书商有意遮掩，从不会声张，只是闷声发大财，而几乎所有读书人似乎都眼神不好，从没人发现和质疑。
再比如，台岛最早引进的莎士比亚故事【丹麦王子】，刊于1906年的【日日新报】上，作者（译者)署名「观潮」，这是此前学界公认的说法。可是赖女士拿出旧报刊一查以比对，赫然就发现，这个所谓的译本实际是洗稿自晚清林纾的，是很巧妙的移花接木改头换面法而已，似乎所有「专家」也都蒙在鼓里，就是发现不了。赖女士的类似发现，似乎也能证明一个可悲的事实：所谓「大专家」，所谓「大学者」，其实往往连常识都不具备，专著可以一年一本地出，可是连最基础的材料都可能是从未翻阅过的。所以，所谓「丑 闻」何止是翻译界，何往而不是呢？
当然，翻译界也不仅仅只有「丑闻」，也有大量让人开心的段子、趣闻。比如按赖的说法，名满华夏的「仲马」父子，即写出【茶花女】与【基督山伯爵】那对，人家法名「Dumas」，正常汉语音译显然该叫「杜马」。中国人之所以一开始就错叫成为「仲马」，完全是1899年首译【茶花女】的译者林纾的「罪责」：林纾是福建人，闽南语「知端不分」，即现代汉语的「zh」声母在中古语系是「d」声母，所以「Dumas」愣是让他念成「仲马」，从此一锤定音，积非成是，「杜马」就误成为「仲马」，让中国人挂在嘴边直到现在，也没改过来。这对父子文豪，就因为一个福建人普通话的不过关，在汉语世界受委屈太大了。
再比如，当年与林纾合作大张译业的「晓斋主人」王寿昌，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他的孙子其实在当代华语文坛更是赫赫有名，那就是去年刚辞世的著名作家王文兴。类似这种「家族关联」案，最搞笑的，则可能还得属于那桩「两个憨孙案」：话说2009年，一代名译耿济之的外孙听说外公失传的【罪与罚】在台岛突然出现，特意从美飞台见证奇迹，稍后还将这个版本的【罪与罚】译本以祖孙合译的署名方式整理面世，还请了郑振铎的孙子作序鼓吹。
本来，多传奇多美好的文坛译苑佳话，可惜很快被人「打脸」：有人发现，这个所谓的「失传本」，其实压根不是耿济之当年遗失的那部，而是市面常见的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的汪炳焜译本。这是不慎闹了一出轰动两岸三地的大笑话。也许，一部「当代翻译史」，还真是一部「罪与罚」的故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