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科举制度向普通民众开放的宋代，接受教育的人群逐渐增加，而大量落第的士人无法凭借特权走向仕途，只能沉浮乡里、下移基层， 以自身的文化优势，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如果士人无法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那么教育是另一种改变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隐性权力。
一、从教济贫
从事教育事业，是投身基层的落第士人首要职业选择，宋代社会对知识文化的尊重使得教师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职业。落第者在教育民众的同时， 对儒家思想中诸多理念的实践，也是落第士人在基层社会获取名望的重要途径。他们凭借「教」与「行」来影响地方社会，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这二者相辅相成。
宋代的地方教育日趋完善，这给予了许多落第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北宋时期就存在中央官学辟举落第士人担任学官 ，传道授业的案例，如知名的理学家胡瑗「累举进士不中」后在地方讲学，后受到范仲淹的赏识，皇祐年间被辟为国子监直讲。
由于宋初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内容之间存在偏差，导致了官学不振的现象 ， 民间士人被学校授予教职的案例也并不普遍。 随着范仲淹实施庆历新政，地方州县相继建立了地方官学，而学校师资需求也就相应扩大，落第者出任州县学官的现象也就逐渐普遍。
北宋立国以后还并没有积极地鼓励地方教育，官学承担着主要的教育任务，但经过官员申请，对少数私学予以优待，准许开办少数的官立学校。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财力导致官学式微，而地方的教育、文化需求依然强烈，这就使得地方私学逐渐发展壮大，落第者参与教育的机会也就增多，其中包括家教、书院教育等方式。
家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士人对子女的直接教导 。许多落第者就以家教为业，北宋末期的士人吴择，其父辈为乡里贤士，生活富裕，在科举落第后就是以家教为业。
【苕溪集】记载：「教其子甚严，朝暮课试，不惮寒暑，故罕自初及壮无他师，艺业绝人，有称太学，再以荐书。」
在宋代，有许多落第者终生无法以自身实力实现阶层跨越，但自身的文化优势使得其子孙，可以凭借优良的教育完成父辈的理想。 总之，家教的盛行为宋代落第士人提供了一种人生选择，这些落第士人身体力行，将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人，但仅凭借家教或是私塾教师传播文化，影响力是有限的。
二、书院教育
书院教育是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教育方式。宋代私学是士人读书讲学，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场所， 其中常有落第士人的身影。
【范文正公文集】记载：「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杨雄之风，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赐采收，议者嗟惜，可谓遗逸矣。」
类似书院这样的公共文化机构，不仅仅起到单一的教育职能，此外，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士人与士人之间、 士人与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提升士人在区域社会中的社会名望。这也是落第者参与文教活动，扩大文化影响力的一种具体体现。
作为儒家文化的传承者，落第士人在教育乡里的同时，也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来实践儒家思想中诸多理念 。对于在地方社会中小有财力的落第者而言，教育大众有部分功利的诉求，也有传播儒家思想的责任，而帮扶邻里，是实现儒家思想中「仁爱」、「民本」精神价值的具体实践。
张纯臣在落第后以家教为业，享受生活的同时也承担一些乡里义务。在面对社会灾难时，即便他没有跻身官僚群体， 仍以富民、乡贤的身份，安顿乡里贫民，为他自身积累了相当的名望，遂而成为了一名乡里善士。
可见，他们在乡里的作为不仅仅停留在对知识文化的传播上，也有对乡里人物质层面的资助。「教」与「行」的结合， 是落第士人以民间知识者的身份，为基层社会民众所做的具体贡献，而正是这两者的双重作用，提升了民间落第者的社会名望。
落第士人从教，无疑是一种普遍的人生选择，这种地方的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理论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上。 知识文化上的教育具有更多的工具性，即以参加科举入仕为目的，如士人对子孙的言传身教；而帮扶乡里、社会教化诣在建立法度，建构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以达到化民为俗，稳定秩序的作用，如士人扶危济困。
对于落第者而言，在渴望寻求文化享受的同时，也渴望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能够走向秩序化，那么具体的社会实践便是使社会走向稳定， 建立秩序的一种途径，因此，他们在教书之外，仍需要去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来证明他们作为儒家士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在社会影响上，他们的教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也起到了规训民众，缓和底层社会矛盾的作用。 士人推崇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能够在乡里传播，以儒家「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便得以在基层建立。另外，随着各地私学的普及，教育岗位的增多也为落第士人的治生提供了出路。
三、归隐治学
以知识文化为志业是士人的一种普遍选择，宋代不乏有落第士人归隐乡里，以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为生。虽然他们在走入仕途上受阻， 但凭借著书立说也能够被人所知晓尊崇，他们的学习兴趣多种多样，这直接推动了宋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不同的学习兴趣也使得部分落第者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宋代落第士人归隐后治学的主要内容以经与史为主，他们以「文」为己任，以著书立言为人生的理想 。北宋时期的士人李楠擅长解读【春秋】，在乡里教授学徒数百人。胡铨的侄子胡季怀在科举不第后绝意科场。隐居在庐陵永和镇，刻苦学习，著有各类文集，被后人所铭记。
落第者受科举考试内容的影响，在治学兴趣上偏向经史 。 正是学习与考试内容之间的互补，许多归隐的落第者并非真正厌倦科场 ，只是治学与应考互不冲突，这些落第士人名为归隐，实则继续学习并准备伺机再考。如士人史通，「贡举不第」后闭门著书，在研学期间著书颇多，著书研学并没有打消他仕进的念头，终于在元祐三年登进士第。
落第者为学的兴趣不仅仅只局限在儒家经典中，著书也并非均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的宋代， 士人读书、写作的内容并未受到较大的限制，因此，落第者的学习兴趣也较为多元。
【霍邱县志】记载：「六经诸子，历代史牒，无不研究，往往手自编录。至于阴阳卜筮、人伦医术、天文地理，虽非所长，皆涉猎。」
北宋徽宗年间的士人韩潭，他年少聪颖，对读书学习有强烈的兴趣，他阅读的范围不仅限于儒家经典，兴趣可谓广泛。 在亲人意外亡故后，积极游学、参加科举但屡试不第。这同时，也藏书著书，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后来，他因屡试不第被特奏名授予容州文学，又调延州延县担任主簿，但他并没有前去赴任。以身为乡居士人为乐。
读书学习的兴趣与习惯对一个士人的思想认知，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对于参加过科考的不第士人，他们通常也以儒学的传承者自居 。而在宋代，佛道思想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士人的文化品位、思想行为有所触动。
针对落第士人的身份而言，佛道思想中主张「弃仕」、「修行」的观念，为处于愁苦时期的落第士人提供了一种摆脱思想困境的办法 ，因此，在宋代落第者中出现了阅读佛道书籍，改变信仰以至于弃儒从佛、从道的现象。
宋代儒学的发展对于佛教的诸多思想有所吸纳，从落第者阅读佛学著作，到部分落第士人真正削发为僧， 可以看出一些士人在思想上的完全转型，即便部分落第者弃儒从佛是受现实所迫。
结语
没有入仕的落第者的人生选择各有不同，但部分人无法脱离文化事业，选择以教育为职业者较为普遍，在地方的私塾、书院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通过「教」与「行」的结合来影响地方社会，获取乡里的名望。一方面推动了宋代思想、学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影响着落第者自身的人生走向，使得部分落第者皈依佛道。
参考文献：
[1]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
[2]马端临.【文献通考】.
[3]陆鼎敩、王寅清.【霍邱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