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瘗鹤铭】是中外瞩目的著名石刻，但它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尚无定论。今从鹤与文学、碑版署名、干支纪年、文章内容、书法风格五个方面，对流传的王羲之、陶弘景、隋人、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王瓒七说，进行审核，纠其讹误，补其阙漏，提出新说，请中外学者指正。
鹤与文学
在中国文学作品里，鹤的出现频率很高。【诗·小雅·鹤鸣】描写过鹤的叫声。班固【西都赋】、左思【吴都赋】都提到鹤。历代诗赋笔记小说以鹤为题材者，不胜枚举。
虽然谈鹤的文学作品多得可以汇集成一部书，但却找不到唐朝以前有瘗鹤刻铭的迹象。这是探讨【瘗鹤铭】时代无可回避的问题。然而自宋至清争辩【瘗鹤铭】时代的许多文章中，只有一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孙矿【书画跋跋】卷二上【碑刻·瘗鹤铭】云：「鹤死而瘗之铭之，此等好事，亦近唐人所为。」他从社会风俗的角度，探索【瘗鹤铭】的时代，很有见地。可惜他没有进行考证，尚不足以服人。
本来，墓碑铭、墓志铭都是施于真人实事的。富于创造性的古文大家韩愈才破了例。李观之砚，坠地而毁，埋于京师，韩愈为撰【瘗砚铭】，把为死人撰铭推广到物。在韩愈之前，虽有为器物撰铭的悠久传统，但把毁坏了的器物，视同死了的人，瘗之铭之，是没有前例的。中唐的李观、韩愈开风气之先。
韩文的影响很大。写过【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的晚唐皮日休，即是韩愈的崇拜者。皮日休瘗鹤撰铭的举动，与李观、韩愈之瘗砚撰铭，是一脉相承的。程嗣章【张力臣瘗鹤铭辨书后】云：「皮日休……诗集内有【悼鹤】诗，云：‘却向人间葬令威’，此瘗鹤之证也。又一诗，序云：‘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干得一双，养之殆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经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陆鲁望和云：‘更向芝田为刻铭’，……此撰铭之证也。」程嗣章主张皮日休书【瘗鹤铭】，论证欠精密，不能成立（详下）。但他提出皮日休有书瘗鹤撰铭的举动，比孙矿的推测，进了一步，应予肯定。
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书、陶弘景书的人，既未考虑东晋、南朝萧梁有无瘗鹤刻铭的风俗，更未考虑王、陶是否爱鹤。今案：【晋书·王羲之传】云：「性爱鹅」。李石【续博物志】卷上云：「陶隐居云：学道之士居山，宜养白犬、白鸡，可以辟邪。」把瘗鹤刻铭的举动，强加于爱鹅的王羲之，养白犬、白鸡的陶弘景，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碑版署名
书碑是苦事，唐以前，达官贵人不屑为之，大多出于书佐、小吏手笔。唐太宗重视书法，亲自书碑，并常敕名家书碑，书碑者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了。我们所看到的地上及出土的魏晋南北朝石刻，大多不署撰者、书者姓名。到了唐代，石刻上署撰者、书者姓名才逐渐形成潮流。【瘗鹤铭】当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此【铭】的撰者、书者，顺应时代风气，不能不署名，却又不愿留下真姓名，所以用了别号。前人探索此【铭】的时代，不从由汉至唐石刻署不署名的历史现象中求答案，却在「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人逸少」两个别号上进行曲解和武断。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瘗鹤铭】说：「或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又说：「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赵明诚在【金石录】卷三十【跋尾·瘗鹤铭】说：「题华阳真逸撰，真逸未详其为何代人。欧阳公【集古录】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余遍检唐史及况文集，皆无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厅记】自称华阳山人尔，不知欧公何所据也。」欧阳修的猜测被赵明诚驳倒了。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瘗鹤铭后】说：「弘景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者，岂其别号欤？」蔡绦【西清诗话】进一步说：「余读【道藏·陶隐居外传】，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今案：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第五册，有【华阳陶隐居内传】三卷，「薛萝孺子贾嵩撰」。卷上有一段话：「仲尼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我今日义达无复其方，请从求志之业，乃自称华阳隐居。」贾嵩又引：「【本起录】云：絓人间书疏皆以此号代名。」【本起录】是陶弘景「犹子」陶翊撰，所言可信，与史传碑志亦同。蔡绦把「内传」误为「华阳真人」，又捏造了一个别号「华阳真逸」。由于【道藏】是一部大书，不是人人都能阅览的，蔡绦所谓「华阳真逸」即陶弘景的谬论，曾蒙蔽了许多人，今予以彻底拆穿。
古人别号中带华阳地名者，如华阳子、华阳生、华阳君、华阳樵人、华阳散人、华阳道人、华阳居士、华阳老人、华阳处士、华阳逸者、华阳洞叟、华阳山外人等，不胜枚举。「华阳真逸」是一个完整的别号，怎能丢掉「真逸」，只用「华阳」去牵强附会呢！
「上皇山樵人逸少」也是一个完整的别号。王羲之、皮日休都字逸少，但都无「上皇山樵人」之称。丢掉「上皇山樵人」，只用「逸少」进行猜测，当然是徒劳的。上皇山在那里？前人或云在会稽，或云即降真山，或云在镇江，但都举不出王羲之、陶弘景、皮日休自称「上皇山樵人」的证据。
【瘗鹤铭】的署名是：「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夅山征士、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立石」。分明是五个人。主张陶弘景书【瘗鹤铭】的吴东发，继承陶弘景号「华阳真逸」的谬说，但「华阳真逸撰」不等于陶弘景书，（郝经【陵川集】卷二十【瘗鹤铭辨】云：「矧于铭中书华阳真逸撰，不书其并书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竟然把几个别号一齐加在陶弘景头上。他在【瘗鹤铭考】中说：「……‘征君’、‘外仙尉’皆隐居其寓其衔，‘上皇’、‘降真’皆自寓其栖隐之地，而‘丹阳’则纪其故乡也。」这样就把撰者「华阳真逸」、书者「上皇山樵人逸少」、立石者「山征士、丹杨外仙尉」（除「江阴真宰」外）都曲解为陶弘景一个人，是猜测【瘗鹤铭】署名之谜的最武断者。但吴东发无法解释陶弘景为什么要在【瘗鹤铭】石刻中用四个别号这一特殊现象，按照惯例，署「华阳真人撰并书」不就行了吗？
翁方纲主张陶弘景书【瘗鹤铭】的意见虽不可取，但他在【瘗鹤铭考补】中还有一段话：「以理论之，则华阳真逸、上皇山樵、江阴真宰、丹阳外仙尉之类，皆无姓名可考。自以阙疑为是。」这段话是清醒的。
干支纪年
【瘗鹤铭】序云：「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探索此【铭】的时代，应将壬辰、甲午两个干支，与王羲之等人的行踪，进行对照，是否符合？
晋咸和七年壬辰（332年）
晋咸和九年甲午（334年）
黄伯思【东观余论·跋瘗鹤铭后】云：「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四十九，始去会稽而闲居，则不应三十二年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此铭决非右军也审矣。」今案：王羲之的生卒年，有几种不同的推算。推算生于西晋大安二年为最早，生于东晋大兴四年为最晚。黄伯思是按照王羲之最早的生年推算，如按照最晚的生年，则「甲午岁」瘗鹤之年为咸和九年，王羲之才十四岁（虚龄），决无书写【瘗鹤铭】之理。黄伯思判断王羲之「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是正确的。王羲之「不在华阳（茅山）」，更不在焦山，决无书【瘗鹤铭】之事。
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书的郝经，在【瘗鹤铭辨】中反对黄伯思：「是大不然。其铭之年月，作文之年月也，非书之年月也。鹤瘗文成之岁，则甲午岁也，书之之岁，焉知非永和之末、升平之初乎？」他假设作文在前，书写在后，拉开距离，以自圆其说，是徒劳的。因为：【瘗鹤铭】中有王羲之卒后的事（详下），难道是王羲之鬼魂写的吗？
梁天监十一年壬辰（512年）
梁天监十三年甲午（514年）
【东观余论·跋瘗鹤铭后】又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四年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十三年正在华阳矣。」黄伯思此考，似是而非。茅山非焦山。如陶弘景是鹤的主人，为什么不把鹤留在茅山喂养，而让鹤死于焦山，将鹤葬于焦山呢？
吴东发感到黄伯思说法有漏洞，他企图弥补这个漏洞，在【瘗鹤铭考】中说：「按隐居【许长史旧馆坛碑阴记】梁天监七年往永嘉。十年涉海。十一年夏还木溜屿。其年十月有敕迎还旧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是年岁在甲午。则所谓‘甲午化于朱方’者，乃自会稽奉敕还茅山时也。于时适过焦山，因瘗鹤镌铭于此，不然何不瘗于华阳而于焦山耶？」暂且不说吴东发所谓【碑阴记】是否可靠，据【道藏·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会上使司徒慧明迎还旧岭。道中书敕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晋陵，辞以疾，乃还华阳。」可见陶弘景的路线是会稽——晋陵——茅山，未经焦山。吴东发弄巧成拙，他自以为弥补了陶弘景将鹤「不瘗于华阳而于焦山」之漏洞，却暴露了陶弘景由会稽还茅山的路线与【瘗鹤铭】内容之不可调和，可谓欲盖弥彰。
隋
蔡襄说【瘗鹤铭】「当是隋代书」。隋起开皇元年辛丑（581年），终义宁二年戊寅（618），无壬辰、甲午两个干支。蔡襄说不能成立。
唐天宝十一载壬辰（752年）
唐天宝十三载甲午（754年）
据殷亮【颜鲁公行状】、令狐峘【颜鲁公神道碑铭】、留元刚【颜鲁公年谱】、华沅【颜鲁公官阶考】、黄本骥【颜鲁公年谱】等，颜真卿天宝十一载为武部员外郎，十二十三载为平原太守，与焦山如风马牛不相及。
唐元和七年壬辰（812年）
唐元和九年甲午（814年）
董逌【广川书跋】卷六【书黄学士瘗鹤铭后】云：「顾况卒于贞元末，当元和七年为壬辰，九年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岁为天宝十一载，况当儿稚，其号华阳乎？」今案：【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唐诗纪事】卷二十八、【唐才子传】卷三均云顾况至德二载进士及第，当天宝十一、十三载时，正准备应试，与【瘗鹤铭】求仙思想不合。顾况卒于贞元末或元和初，董逌云元和七、九年「良不及也」，是。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书张处士瘗鹤铭辨后】云：「证为顾逋翁书。盖逋翁故宅虽在海盐之横山，而学道句曲，遂移居于此。」今案：皇甫湜【顾况诗集序】云：「为江南郡丞累岁，脱縻无复北意，起屋于茅山。」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叙历代能画人名·唐朝下·顾况】云：「贞元五年贬饶州司户，居茅山，以寿终。」顾况居茅山是贞元后，非天宝十一、十三载，朱彝尊不考顾况居茅山之时代，已误，更何况茅山非焦山。
唐咸通十三年壬辰（872年）
唐乾符元年甲午（874年）
程嗣章【张力臣瘗鹤铭辨书后】云：「袭美为唐懿宗咸通八年进士，崔璞守苏，辟为军事判官。自叙以九年从北固至姑苏，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袭美正在吴中。其年相合。」此考不确。皮日休【破山龙堂记】云：「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襄阳皮日休记。」【河桥赋】序云：「咸通癸巳岁，日休游河桥。」可见皮日休咸通十三年在常熟，十四年已北上。【新唐书·艺文志三·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注：「皮日休，字袭美，咸通太常博士。」（【唐诗纪事】卷六十四同）【河桥赋】即咸通十四年皮日休入京为太常博士「游河桥」时作。乾符元年皮日休不在吴中，何能有焦山瘗鹤刻铭之事？
文章内容
【瘗鹤铭】如是王羲之所书，就应是东晋人所撰，从文章内容进行鉴定，是必要的。李之仪【姑溪题跋】卷一【跋瘗鹤铭】云：「世以为右军书，或谓其语不类晋人，然卒不能辨也。」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云：「世传以为王逸少书，然其语不类晋人，是可疑也。」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瘗鹤铭】云：「今考【铭】引雷门故事，按【临海记】：昔有晨飞鹤入会稽雷门鼓中，于是鼓声闻洛阳，孙斫鼓，鹤乃飞去。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之子凝之，盖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时岂复有羲之谁肯遽取以为引证哉？然则非晋人文，不辨可知矣。」刘昌诗未考王羲之卒年，发言微误。孙恩杀王凝之时，王羲之已卒，【瘗鹤铭】「雷门去鼓」的典故，决不会出现在王羲之的笔下。
陶弘景是道教茅山宗的创立者，被尊为「百代之名师」，他自称「身有仙相」，十分自信。而【瘗鹤铭】序云「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夺之遽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修道之人的口吻。两人身份不合。【南史·隐逸传下·陶弘景】记载陶弘景的政治地位：「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山中宰相。二宫及王公贵要参侯相继，赠遗未尝脱时。」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描述陶弘景的隐居生活：「养志山阿，多历年所。摄生既善，冥祥亦降。猛兽不据，魑魅莫逢。亭无荆棘，远同阙里。阶吐神泉，径动疏勒。于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鸾凤游集，芝英丰润。」这样一个声势显赫、养尊处优的地上活神仙，死了一只仙鹤，算什么呀！何能对前途丧失信心，竟然悲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呢？
皮日休虽有瘗鹤撰铭之事，仔细推敲，仍于【瘗鹤铭】内容不合。皮日休【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干得一只，养之殆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经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南阳润卿博士、浙东德师侍御、毗陵魏不琢处士、东吴陆鲁望秀才及厚于予者，悉寄之，请垂见和】首句云：「池上低摧病不行」。从诗题、诗句看出：一、皮日休的鹤，是在「吴中」、「池上」喂养，与华阳真逸的鹤，在焦山大自然中喂养，不合。二、皮日休的鹤，「养之殆经岁」经死，与华阳真逸的鹤，「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不合。三、皮日休对友人、入仕者称官衔（「博士」、「侍御」），未仕者称「处士」、「秀才」，与华阳真逸对友人，皆称「真侣」，不合。陆龟蒙【和袭美先辈悼鹤】诗有句云：「但掩丛毛穿古堞。」翁方纲【瘗鹤铭考补】指出：「则当日袭美所葬之鹤，乃依城隅葬之耳，非在焦山崖下江流乱石之间，亦可知矣。」是。但必须补充：咸通十四年皮日休已北上，他葬鹤是咸通十三年以前之事。
【瘗鹤铭】虽非皮日休之作，而时代断限大致可定。因为序与铭皆无骈俪之习，应在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
书法风格
从宋至清，否定【瘗鹤铭】为王羲之、陶弘景、顾况所书者，如董逌【广川书跋·书黄学士瘗鹤铭后】云：「然逸少，逋翁其书可见，不与此类。……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贞白自书，与今铭甚异，则不得为陶隐居所书。」陈继儒【泥古录】卷四云：「黄伯思以【瘗鹤铭】为陶隐居书，……谓以【朱阳帖】参之绝类，则余所不许。」杨宾【铁函斋书跋】卷三【梁陶弘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壇记碑】云：「陶隐居书，见诸记载者，有【黄庭外景经】、【大洞真经隐诀】、【画版帖】、【入山帖】、【旧馆壇记】五种，而皆未之见。缘前人多称【瘗鹤铭】是隐居笔，遂以隐居书皆【铭】一例。今观此帖，中规中矩，沉着方严，全从【劝进】、【受禅】等碑脱胎，似与【瘗鹤铭】别以结法。」
黄庭坚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瘗鹤铭后】云：「右军曾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所谓「龙爪书」，黄庭坚没有见过，毫无根据，显然不能成立。鉴赏家认为，黄庭坚「大书酷仿【鹤铭】」，深得其变化之妙。如章法的对称、平衡、韵律的振颤、凝重，用笔的长横、长撇、长捺，都是从【瘗鹤铭】发展起来的。可见他主张此【铭】是王羲之所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书法渊源，抬高自己的书法地位。郝经佩服黄庭坚，在【瘗鹤铭辨】中提出【瘗鹤铭】「甚多【兰亭】笔法」的观点。任何人将【兰亭序】与【瘗鹤铭】对比一下，都能看出是两种书体。黄庭坚以人所未见的「龙爪书」立论，是狡猾的，而郝经以人人可见的【兰亭序】立论，是愚蠢的。
认为【瘗鹤铭】类似唐人书法者最多，其中又分为三派。
一、似颜真卿。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瘗鹤铭】云：「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黄庭坚既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书，又认为欧阳修的意见正确。其【题瘗鹤铭后】云：「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的【瘗鹤】法，详观其笔意，审如公说。」郝经既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书，又认为：「其准绳意匠，后世唯颜鲁公书【中兴颂】、【宋文贞公碑】为近之。」主张【瘗鹤铭】是陶弘景所书的翁方纲，其【山谷说大字无过瘗鹤铭辨】也说：「故或者遂以是铭为颜鲁公书，何者？为其中壮笔有近于【宋广平碑】也。」包世臣【艺舟双楫】既认为「可证【鹤铭】为隐居书」，又认为「杭州定庵藏宋拓【八关斋】七十二字，一见疑为【鹤铭】，始知古人【鹤铭】似颜书说有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四【余论】则云：「鲁公书如【宋开府碑】之高浑绝俗，【八关斋】之气体雍容，昔人以为似【瘗鹤铭】者，诚为绝作。」今案：二王书体是魏、晋式清谈的产物。初唐，从宫廷到社会，都摹仿王字。到颜真卿才「变法出新意」。应是【瘗鹤铭】的书折仿颜体，而非颜真卿仿【瘗鹤铭】。
二、中、晚唐人书。如安世凤【墨林快事】卷四【瘗鹤铭】云：「以为右军者，非。为隐居者，亦非。盖晋、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谛玩皆唐人笔意，明之乎非二公也。……必唐中、晚之人无疑。」孙矿【书画题跋·瘗鹤铭】云：「此铭佳处，惟在字画飞动。然笔势太纵，隋以前恐无此法，应是李北海以后笔。顾况虽无据，然唐人善书者多，如王士则【成德军】等碑笔法，与此略相似，大约唐人所书耳。」判断力最差的是郝经，他看到【瘗鹤铭】与「张嘉贞【北岳碑】……极形似」，而没有能像安世凤、孙矿那样，判断为唐人书。
三、疑王瓒。如赵明诚【金石录·跋尾·冬日陪群公泛舟诗】云：「在润州【瘗鹤铭】傍，其字画正同，盖一人所书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书·答巩仲至】云：「焦山【瘗鹤铭】下有【冬日泛舟诗】一篇，句法既高，字体亦胜，与铭文意象，大略相似，必是一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与刘无言论书】云：「予又云：焦山【鹤铭】，俗传王逸少书，非也。……然此山有唐王瓒一诗刻，字画全类此铭，不知即瓒书，抑瓒学铭中字而书此诗也。刘曰：尝亲至彼观疑即瓒书也。」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云：「余尝以穷冬至山中，观铭之侧近，复有唐王瓒刻诗一篇，字画差小于【鹤铭】，而笔势八法，乃与【鹤铭】极相类，意其是瓒所书也。因模一本以归，以示知书者，亦以为然。」今案：以上四家意见，还不能肯定【瘗鹤铭】是王瓒所书，因为：王瓒诗刻署名为「谪丹阳功曹掾王瓒」，而【瘗鹤铭】署「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如皆出于王瓒手笔，为什么一署官职姓名，而另一署别号，对姓名讳莫如深呢？又，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新唐书·地理志五】，天宝元年曲阿县改名丹阳县。从王瓒官衔看出刻诗是天宝后之事，至于后到那一年，有待考证。董逌云「诗在贞观中已刻铭后」，大误。黄伯思认为王瓒学【瘗鹤铭】，可取。
综合以上，【瘗鹤铭】的产生，应在受李观、韩愈瘗砚铭之影响而出现了皮日休瘗鹤撰铭之后，应在颜真卿新体书法风行之后，应在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具体时间为唐乾符元年（或五代吴国大和六年）。撰者、书者、立石者是几个普通的修道之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
蔡绦【西清诗话】云：「丹阳焦山断崖有【瘗鹤铭】，……自晋迄唐，论书者未尝及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书瘗鹤铭后】云：「余尝怪唐人尚书学，而此名字特奇伟，宜世赏爱，而卒不见传于人。自张怀瓘、张爱宾、徐浩论书，备有古今字法，亦不见录。」又【书黄学士瘗鹤铭后】云：「或疑梁以书传逮六百年，不应如新刻于石。」他们的怀疑，也给我们以启迪：焦山【瘗鹤铭】唐末才产生，所以东晋、萧梁、隋、唐人未提到它。经过五代乱世，到北宋才大显。北宋距唐末不远，所以石刻如新。
原载【中国书画】2008年第1期，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