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丹道教起义
张莉
金丹道教起义，是由金丹道教、在理教和武圣教共同领导的。金丹道教，是白莲教或清水教在热河地区的支系。【凌源琐记】载其以「学法术，抗大清，兴真主」为行动口号，并且它还「劝人学好」、「劝人吃斋」。在理教是从关内沧州一带传至热河地区的一种反对吸食鸦片的秘密结社组织，武圣教是当地流行较广的一种民间结社组织。这三教都具有反清性质，且教义相近。他们彼此结合、渗透，共同领导了这次起义。
一、起义原因
同历次人民起义一样，金丹道教起义的爆发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阶级根源的。
当时，热河地区的汉民靠租种蒙古王公的土地为生，他们常遭受蒙古王公的经济剥削和欺凌。如：蒙古王公自称「占山户」，霸占着山上的土、木、石、柴及牧场，汉人用时必须高价购买，买时还「不准自行运输，必用蒙古车马乃可，设有犯者，罚钱鞭楚，收官充公」。汉民如路遇蒙古王公，必须「规避路侧」，稍有怠慢，则「飞骑骤至，鞭笞备尝」。蒙古王公的恶行，使汉族贫民对蒙古王公「恶感日深」，「报复之谋愈加逼迫矣」。
金丹道教起义前后，热河地区的人民遭受清廷各级官吏的掠夺和盘剥十分严重。朱寿朋在【光绪朝东华录】中道：「热河近年，政以贿成，婪索相竟，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
外国传教士及其入教奸民在当地的恶行也是起义的原因之一。外国传教士靠直接出租土地，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并且还放高利贷、拐骗和杀害儿童。热河新任都统奎斌在奏报中说：「此番乱萌总起诸在理之党，实由洋教民平日行事过差，有以召衅而纳侮也。」
另外，当地贫苦人民在饱尝人祸的同时，还频遭天灾的袭击。光绪十七年，热河地区春旱夏涝，七、八月间，淫雨为灾。
二、起义经过
以上所述种种原因使人们无以为生，1891年（光绪十七年），贫苦群众终于不甘坐以待毙，在南方反洋教斗争的影响下决定铤而走险。
1891年十月初十，起义军们在杨家湾子集聚，他们按青、黄、红、白、黑旗色分成五队，高举起「替天行道，扫胡灭清」的大旗，攻向敖汉贝子府。十二日黄昏，义军攻入府中，为泄多年以来对蒙古王公的怨恨，他们杀死府中多人，并把贝子府的珠宝、米粮、衣服等全部运走。初战胜利，起义军改贝子府为开国府，拥杨悦春为开国府总大教师，李国珍建号扫北武圣人。接着，义军分北、南、东、中、西五路攻向各地。
北路军在李国珍率领下，于十一月十日占领翁牛特旗治所乌丹城。他们「自乌丹城以北至那林沟巴林旗地面接连八十余里，按八卦方向立二十余营，每营二三百名或一二百不等，各有军师、将帅带领，俱听李国珍号令」。此路还有部分义军攻向赤峰北面。南路军在十月十二日顺利进入朝阳县城后，又于十九日进攻东土默特的红帽屯，占领了该旗的大部。接着，起义军继续前进，一直打到奉省边界的朝北营子。
东路军攻到土默特旗、鄂尔古板一带。中路军于十一月十五日攻入奈曼旗界，占领了旗王府后，义军发放旗仓粮食救济穷人，同时该旗「所有庙宇房产财物档案均被烧毁」。西路军攻克喀喇沁王旗，将该旗的「喇嘛庙、天主堂焚毁无余」。接着攻打建昌城，并有一部进犯平泉州城。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影响和推动了这一地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也使朝廷大为震惊。清政府急调奉天、直隶、热河三路大军进剿。十月二十日以后，各路义军相继被镇压。之后，芦台练军记名提督聂士成率重兵攻向起义军大本营开国府一带。官军首先进攻的是距开国府四十四里的下长皋，因为久攻不下，聂士成决定改变战术。他们一面佯攻下长皋，一面则由聂士成亲率人马驰往开国府，趁夜色对开国府发动突然袭击。
开国府的义军仓促应战，结果开国府很快陷落。攻克开国府后，聂士成于十一月十八日带队折回下长皋，布阵围攻。此时的下长皋，被围八九日，「人众食少，粮草缺乏」，官军用过山炮攻破前门，进入城中，下长皋失陷。总大教师杨悦春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聂士成部俘获，后经审讯，于光绪十八年正月被凌迟处死。至此，金丹道教起义基本失败，其余部的斗争，也被镇压下去。
三、起义失败原因和影响
导致金丹道教起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过度依靠宗教迷信。金丹道教起义是由杨悦春等靠宗教的形式组织和发动起来的。宗教，在金丹道教起义之初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宗教迷信毕竟是经不起现实斗争的考验的。各路起义军相继溃败后，原先那些用以发动、组织群众的说教，都不攻自破。另外，金丹道教起义军还不讲究战术，试图靠宗教迷信去战胜敌人。这种做法，虽然有时会唬住敌人，但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
其次，战略战术上有严重错误。起义首领在战略上犯的主要错误是，在后期敌军人数大增之时没有集中兵力抵御敌人进攻。在战术上，义军的主要错误是不够灵活多变，御敌时基本是据城死守，结果丧失了主动，终被攻败。
另外，热河等地的马贼、盗匪等在起义爆发后加入起义军队伍，他们常乘乱打劫，坏了起义军的声望，使义军难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清廷派来镇压起义的官军，其武器装备远优于农民起义军。两军交战，清军用的是西式来复枪、排枪、洋炮等，而义军用的却是鸟枪、土炮、抬杆及长矛、大刀等。尽管义军作战勇猛，但面对先进武器的攻击，还是难以抵御。
最后是没有处理好与广大蒙古族群众的关系。起义军在战斗中，常常人为地扩大打击面，将对蒙古王公的仇恨发泄到蒙古族百姓身上，大肆屠杀蒙古族百姓。比如，金丹道教义军「称与蒙古有嫌，凡遇蒙古人及喇嘛庙宇无不烧杀抢毁」。在喀拉沁右旗西咀子村避难的敖汉旗蒙古人，「皆被杀尽，有铡刀铡者，有牵到石槽砍之者」。义军对蒙古百姓的屠杀，很自然地将他们推向了敌军方面，叶志超在总结清军速捷的原因时也道：「实赖地方蒙民随地随时戮力相助，始无掣肘之虞。」
并且，义军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失当，也对蒙汉民族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自此以后，直至民国初年，或谓汉人预备杀蒙古，或蒙古筹划杀汉人，互相勾牵之词时闻于耳矣。然幸而未能见诸实施也。唯有各备器械，以防不虞。有时办理团练及巡警，时办时止，忽合忽散，始终未尝一致也」。没有搞好与蒙古族群众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地区之后很长时间内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这是必须引以为鉴的。
金丹道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对劳动人民做出某些让步。比如，在口外一些州县，清政府开始采取「满汉兼用」之法，以防止满蒙人员掌握地方大权。针对蒙古王公平日里强取豪夺的问题，清政府规定如蒙古王公同商民进行贸易，遇到「彼此赊欠至有亏折之事」，不准蒙古王公「私行责罚」，而要由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此外清政府为整饬州县，惩办了朝阳知县廖伦明、建昌知县章奏凯等人，调离了热河都统德福、承德知府启绍等，并令新任官员以之为鉴，使这里的地方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肆意妄为。
第二，金丹道教起义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东北、热河、奉天的教堂几乎全部夷为平地」，作恶多端的教士和教民也受到了惩罚。
第三，金丹道教起义表现了当地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提高和锻炼了他们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觉悟和斗志，为以后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