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章黄学派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开山宗主章太炎，被誉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黄侃则为章氏大弟子，并最得其师推崇，被赐名为「天王」；而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时，追踪黄侃，诵习师说，被认为颇堪传授「衣钵」。章太炎、黄侃、范文澜三代嫡传的国学大师，在20世纪初，曾前赴后继，共讲【文心】，协力「雕龙」，不仅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直接促成了现代「龙学」的诞生。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讲授【文心雕龙】
190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1906年出狱后，即东适日本，在东京主【民报】笔政，并开办「国学讲习会」，为青年讲学，受业者达数百人。在章氏1908年开始的有系统、多序列的讲学活动中，就有【文心雕龙】的专门讲授。钱玄同1909年3月和4月日记，记载了章氏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大致情况，并说明讲授地点就在【民报】社章氏寓所，黄侃也曾参与听讲。进入21世纪，又发现尘埋于上海图书馆的章门弟子记录章氏讲授【文心雕龙】稿本两种，其中还附有一张教学进度表，注明讲授的次第、篇目和日期，每周一次，五周而毕其事。
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拉开了现代「龙学」的序幕，意义非凡。首先，章氏旅日期间，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现代改造。所办「国学讲习会」，亦发布【章程】，将科目分为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这与早期北大文科的体制和科目颇相近，已具有现代学制的特点。其次，章氏选择讲授【文心雕龙】，也有因应时代需求的因素。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逐渐频繁，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国内学界客观精神大行，科学主义日盛，成体系的要求开始抬头。于是，【文心雕龙】特受青睐，成为传统与现代联结的桥梁。因为人们发现这部书具有客观理性精神，重标准模式，有规模体系，即使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标准来衡量也毫不逊色。这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就是章太炎。再次，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内容，亦颇有契合时代潮流和现代精神之处。如认为「【宗经】一篇，殆彦和救弊之言欤」，强调文学要关注时代，发挥针砭现实的作用。而解释【辨骚】「楚人之多才乎」，则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一样，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入手，颇显时代风尚。至于讲解【诸子】时所言，「【论语】【孝经】，亦子书之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则洋溢着对传统经学的反叛意识，深契现代精神。
清儒不喜聚徒讲学，章氏在日本的讲学活动，无疑具有开风气的意义。而其所讲【文心雕龙】，虽然尚有可待完善、提升之处，但毕竟促进了传统「龙学」的现代转换，使现代「龙学」雏形初现。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
1914年，黄侃受聘担任北大教授，并在校讲授【文心雕龙】，名声大震，以致他在课堂吟诵的声音，被学生称为「黄调」并模仿，晚上响彻校园。听他讲【文心雕龙】的学生，除了国文系的，还有哲学系的；除了文科的，还有法科的；甚至还有只在家看其讲义，而成为私淑弟子，最终走上治学之路的。黄侃在北大执教时间一共五年，若以讲授【文心雕龙】为线索，以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1914—1916年）主要在「词章学」课堂上，以【文心雕龙】为诠释文本，主讲【神思】以下创作论部分，并编撰二十余篇【文心雕龙札记】作为授课讲义；后期（1917—1919年）主要在「中国文学概论」课堂上，主讲「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同样撰写了相关篇目的【札记】作为讲义。
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既继承了太炎师的某些传统，又有明显的发展提升。继承方面，黄侃明显效法太炎师讲解文本时采用的总评、解句加简单校注的方法，编写其授课讲义【札记】，且保持其师校注简洁，不做烦琐考证的风格。发展方面，首先针对其师的泛文学观，提出「文辞封略，本可弛张」的观点，即推而广之，则文无所不包，不限于文饰、句读与否；缩小而言，有句读者皆为文，不论文饰与否；至于文章，则尚韵语偶词、修饰润色、敷文摛采，故阮元所言，「良有不可废者」。这就将其师的泛文学观和阮元的纯文学观综合起来，宏通圆润，可以解释各种层次的「文」。不过，在黄侃看来，【文心雕龙】所论，重在有韵文饰之文，所谓「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这正符合了20世纪初文学独立和专门化的潮流。
与此观点相一致，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重点，也放在下篇「剖情析采」的创作论部分。他认为【文心雕龙】下篇特别重要，而且必须详加疏解，才能领悟其中的精妙奥义；其「手自编校」的【札记】，也只收录【神思】以下创作论二十篇。作为当时的听课者，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中说：「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后期在「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目下，黄侃又主要讲授了【文心雕龙】上篇「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概论」是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时，从日本引入的西洋化的课程名目，当时的文学门还是首次开设这门新课。黄侃尝试在一门新潮的「舶来」课程中，讲授传统诗文评的经典之作，致力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和共通处，并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为现代「龙学」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范文澜在天津北京讲授【文心雕龙】
1922年，范文澜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受其师黄侃的影响，范文澜在南开开设的课程「文论名著」中，主要讲授【文心雕龙】，课本为其所著【文心雕龙讲疏】。【讲疏】是范文澜第一部学术著作，其中充满了黄侃【札记】的痕迹，两者之间的继承性一目了然。该书不仅体例上以「黄札」为准，内容上也「于黄氏之说，唯恐或遗」。他对「黄札」的大量引用，一方面说明其「龙学」研究渊源有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老师的充分尊重。除了继承性，【讲疏】对【札记】的发展也有目共睹。范文澜明确说：「【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他要在传承师说的基础上，补足「黄札」缺略的另一半内容，并在文体上将「札记」推进为「讲疏」。「五四」前后，学者常以「讲疏」的形式，阐释古代学术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是古典新义背景下的一个潮流。范氏在书中常常联系现实，既放眼世界又关注当下，使这部古典讲疏之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1927年底，范文澜回到母校北大任教，并在辅仁大学等校兼课。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课上，他接续讲授【文心雕龙】。在北京诸高校讲授【文心雕龙】的同时，范文澜也开始在【讲疏】的基础上，为【文心雕龙】另作新注。1929—1931年，文化学社出版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在文化学社本出版之后，范氏又对其进行修订，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的【文心雕龙注】，这也是他本人修订的最后定本。从此「范注」与「黄札」各自独立，花开两朵，成为两部既相关更有别的现代「龙学」经典。
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与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在利用新材料、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就新材料而言，「范注」充分利用了当时刚出现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宋本【太平御览】和铃木虎雄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新材料，为其【文心雕龙】校注增色颇多。就新方法来说，「范注」在借鉴「黄札」三结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以注为论」的新方法。凭借新材料和新方法，「范注」又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首倡【文心雕龙】主导思想是儒学古文经派，最先提出【文心雕龙】写作方法受到释书的影响等。而对【文心雕龙】全书结构体系的揭示，则是「范注」又一重大贡献。
章、黄、范合力开创现代「龙学」
学界通常认为，黄侃将【文心雕龙】搬上北大课堂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这种看法并不错，但完整、严格地说，20世纪初，现代「龙学」的诞生，是由章太炎发其端，黄侃扬其波，范文澜殿其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章黄学派一脉相承的三代学人（章、黄、范）前后配合、鼎力相助的结果。不过，从现代「龙学」诞生的过程来看，章太炎、黄侃和范文澜三个角色的作用和特色又各不相同。
作为开山宗师，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开」——开疆辟土，创立门户。他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认识到【文心雕龙】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价值，可以借此开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故而披挂上阵，登坛开讲。然而，从现存的记录稿本来看，则多为发凡起例，始立规摹，以待后人填采。
黄侃犹如一员征战沙场、冲锋陷阵的大将，重在「破」，即致力突破古典「龙学」的旧范式和集大成者——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并与当时执掌北大教坛的桐城派「阐道翼教」思想相抗衡。故而他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不重校注而以篇章题旨的意蕴阐释为主，思想上标举刘勰的自然观，内容上突出【文心】的创作论，且「札记」随写随发，并不在意篇目的完整和体例的规范。
真正成为【文心雕龙】校注新范式的是「范注」，因为范文澜重在「立」，以「黄注」为底本而补苴超越之，取「黄札」之长处又丰富发展之，在前贤与新锐的基础上「参古定法」，在时代与现实的感召下「望今制奇」，从而确立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范式。首先，「范注」开创了新式校注体例，采用全录原文，以数系注，校注并施的方式。其次，「范注」将乾嘉实证学风与「五四」科学精神相对接，综合利用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不仅著成考订详赡的注本，而且使其注本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故远超「黄注」。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1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