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源于隶书，是在隶书的快速书写和草书书写过程中，通过对隶书笔法的解构和结构体式的转变而形成的。它在汉末时期初具规模，魏晋时期逐渐定型，到了唐代，逐渐演变为以提按为主导，夸张端部和折点的用笔方法。
因此，早期的楷书与隶书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在用笔还是结构上，都明显受到隶书的影响。在用笔上，摆动与提按共存，上下笔画之间保持横向的连接，平画宽结与斜画紧结的结构并存。而唐代楷书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隋代南北书风的融合，不断演变形成的。正如清代杨守敬所言：「隋代混一南北，其书法亦有整齐气象。【龙藏寺】【贺若谊】已开虞、褚先声。」当代书法理论家刘涛先生也曾有言：「初唐三家，欧、虞分峙于先，他们人在唐朝而艺守陈隋，是前朝书风在新朝的代言人，算不上唐风代表、唐楷典型。欧、虞谢世，褚遂良继起，游移欧、虞二家之后，自写心得而卓然自立。真正的大唐书风，实由褚遂良开张。」唐楷在欧、虞之世，尚艺守陈隋与魏晋古法相去不远，到褚遂良便为之一变，更加强调提按用笔，强化棱角、夸饰肥笔等渐成时尚，终与古法分离，使唐楷之法得以完备。因此，褚遂良开创了唐楷典范创制的先河，不仅在唐楷发展史上具有奠基地位，而且被誉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博涉文史，工隶楷。他的先祖世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十二世祖褚砦在任晋安东将军扬州都督期间随晋元帝渡江，始迁居丹阳（今安徽当涂县），因其后一支居于杭州钱塘，史称杭州钱塘人。褚遂良之父褚亮，「幼聪敏好学，善属文。博览无所不至，经目必记于心，喜游名贤，尤善谈论」，历任南陈太子春坊、尚书殿中侍郎，隋东宫学士、太常博士、黄门侍郎，唐通直散骑常侍等。隋唐之际，褚亮曾与欧阳询共掌隋朝礼仪制度，参修【魏书】，与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等名士同任文学馆学士，为李世民智囊团中的一员。隋开皇十六年（596年），褚遂良生于长安，自幼受到陈隋书法的影响，并凭借其父的政治关系，与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多有交往，使他的书法承袭了隋朝融合南北的风格。
褚遂良的书法取法，张怀瓘在【书断】中有所记载：「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这句话揭示了褚遂良书法的两大影响来源。虞世南，作为褚遂良父亲褚亮的好友，同时也是隋东宫和唐文学馆的高官，他的书法对褚遂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褚遂良在贞观初年担任秘书省秘书郎，在魏徵和虞世南的领导下工作，负责秘书省内的经史子集四部经籍图书的整理和缮写。他还担任弘文馆的「馆主」，负责检校馆务。在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诏让京官文武五品以上职事官的子弟在弘文馆内学习书法，由虞世南和欧阳询教授楷法。作为馆主的褚遂良，在日常工作中自然受到了虞世南和欧阳询的影响。
虞世南和欧阳询的书法风格融合了南北朝的特点，既有南朝的峻雅，又有北朝的古质。唐代书法史研究专家朱关田先生认为，褚遂良早期的楷书多具隶笔，与欧阳询的风格相似，可能受到了欧阳询的影响。褚遂良在贞观年间所书的【伊阙佛龛碑】（641年）和【孟法师碑】（642年）两碑，从书法风格来看，似乎受到了欧阳询的影响，并带有浓厚的齐周隋遗绪。这两碑的用笔斩截，线条方直瘦劲，带有明显的八分笔意；平画宽结，结构方整。可见，褚遂良早期的书法取法欧、虞，但明显受到北朝的影响，保留着浓厚的隶书遗意。
褚遂良晚年，体察到唐太宗对王羲之行书的推崇，因此他将行书的技法融入楷书，强化了提按顿挫的用笔，实现了「变古制今」的风格转变。他的楷书呈现出宽绰疏逸、缜密劲练的面貌，成功摆脱了周隋楷书的影响，使唐楷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褚遂良被誉为「唐之广大教化主」，对中晚唐的楷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王澍在【虚舟题跋】中所言：「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为柳公权，稍纤媚则为锺绍京，稍腴润则为吕向，稍纵逸则为魏栖梧，步趋不失尺寸则为薛稷。」
从褚遂良不同时期的作品，如【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以及【房玄龄碑】（652年）、【雁塔圣教序】（653年）等楷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楷书对提按用笔的逐渐强化和法度的不断完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是褚遂良的中期作品，仍然保留了陈、隋的旧格，以及欧、虞的书法法度，分隶遗意，起收转折处可见一定程度的提按用笔，结体宽绰秀逸，笔力挺健，端庄奇伟。正如梁巘在【评书帖】中所云：「褚河南书【龙门三龛记】（即【伊阙佛龛碑】），中年笔也，平正刚健，法本欧阳，多参八分，碑头字尤佳。」王世贞评价【孟法师碑】时说：「褚公以贞观十六年书，时尚刻意信本，而微参以分隶法，最为端雅，饶古意。」
到了褚遂良晚年，他所书的【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都明显地融入了行书的笔意。在这两件作品中，用笔细腻而迅疾，点画的起收和转折处强调了提按顿挫，线条既婉媚又遒劲，呈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结构宽松而朗逸，已经完全摆脱了隋书质朴和板刻的面貌。因此，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时说：「（褚遂良）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朱关田先生也评价说：「有唐楷书始有门户可寻，且其书瘦润华逸，刚柔相济，遂使魏晋流风一变而尽。」褚遂良自然也就成为唐楷法度臻于独立、完备的创造者，为尽显「盛唐气象」楷书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房玄龄碑】中，褚遂良的书法展现出了特有的婉媚多姿，已经定型并进一步走向成熟，成为他书法艺术的标志性作品。
【房玄龄碑】是为已故丞相所书，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大约五十二三岁，虽然他比房玄龄低一辈，但感情笃深，临碑作书，充满了一种情感的冲动，也很少有顾虑，故势随情生，法因势生，节奏极为明快，枯笔由此而生。其书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横画呈现左低右高的俯仰，竖画的努笔向内凹而呈背势，隶书似的捺脚依然存在，同时增加了行书用笔，使字势显得极为活泼。遒劲秀逸，字势活泼，收放自如，气势开张，可谓褚遂良变法之里程碑。
【雁塔圣教序】则是为御制文字所书，深感圣恩，因此下笔较为小心谨慎，笔笔写来，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的神情，展现了清远的艺术境界。其作品被形容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这种风格既清远萧散，又疏瘦劲炼，容夷婉畅，铅华卓约、灵和劲逸。以中锋行笔为主，藏锋与露锋相结合，但藏锋的使用更为明显，如「生」、「乎」、「方」等字。这一特点也被后世用来验证一些作品是否为褚遂良的真迹。此外，他在横画起笔时多使用逆笔，然后提腕波转而回，仅以毛笔笔锋处一段与纸面接触。行笔速度较快，笔画整体呈两头粗若坠石，中段细如铁线的形态。这些技巧使得褚体不仅突破了传统唐楷的制约，还营造了形式活泼的书写美感。
【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在笔法和结构上的创新之作。他多采用能够向外延展拓张的重笔与长笔画，以此扩宽字的左右取势范围。因此，字体结构从欧瘦长严整之态变得更加方正开张，有的字形仍可看出隶书正面扁平的结构影响。结字松而不散，体格宽博和谐，笔笔相断实则笔笔相连，显得舒展流畅而文雅。
褚遂良作为「唐之广大教化主」，对薛稷、颜真卿、柳公权、锺绍京等书法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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