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序言
作者 | (美)霍顿
翻译 | 尹继武、林民旺
正文 | 5512字
阅读时长 | 约8-15分钟
译丛总序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一位先哲如是说。起初，智慧或许只是一丝火花，飘落于人的头脑中。那些消失在茫茫脑海中的智慧之花，只有少数是幸运的，它们在智者的敏锐扑捉下，经叙事和言说，流传于世。于是，思想的世界才有了经典。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至今不过百余年。论说时间，论说影响，自然难以与传统人文学科并肩。所以，何谓政治心理学的经典，何以成为经典，自然成为知识叙述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虽然政治心理学晚近才得以兴起、发展与繁荣，但我们看到，借助于心理学学科的迅速发展，同时在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势推动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任何思想的盛宴，均不可脱离盛宴的主人而空谈。同理，政治心理学的奠基和发展，也离不开一批先哲，正是他们的拓荒与耕耘，才有了今日学科发展的繁荣。回首历史，我们应时刻铭记于心的是，那些思想前辈，在早先的学术研究条件下，生产了哺育后来者的一批经典著作。在学科发展史上铺下一块块砖石的前辈们，烙下了不同时代、研究阶段的特征。或汲取当时的心理学理论营养，或专注于问题领域研究，或从案例分析中归纳规律，或偏重于定性分析，或诉诸于心理学实验或定量技术。凡此种种，他们对政治心理学的拓展性贡献，他们所提供的智慧和思想，是后人受益无穷的。
从华莱士第一次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政治非理性，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拉斯韦尔在美国对政治心理学的开山贡献，政治心理学学科已经初现雏形。那时候，精神分析学说成为主流的理论营养，这也滋养了几位杰出的后来者，比如乔治夫妇和埃里克森等人。随后，心理学中认知革命兴起，政治心理学全面走向了认知路径。关于选举政治、政治态度以及外交决策等方面的研究，均是乘认知革命之东风，成为战后政治心理学的主流。同时，社会心理学也开始发挥影响，造就了一批研究群体政治心理的经典之作。最新、也是最为前沿的政治心理学，可能更多走向了情感和情绪研究的回归，以及进一步向实验技术的迈进。
说实话，要从形形色色的研究中，挑选出政治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亦非易事。幸运的是，我们基于若干种标准，经过反复斟酌，多方咨询，细致盘点了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著作，陆续挑选了一些名家之名作。这种选择，要么基于选择对学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和推动的先哲及其著作，要么选择能够全面反映政治心理学经典以及进展的著述，同时也不排斥新锐的力作，尽管他们的努力尚须时间证明。由于政治心理学的学科交叉性，我想，对于何谓经典或许见仁见智，但我们所选择的著作，虽不敢称之为巨著，但大多是不同研究路径的里程碑著作，或是学科发展史上的扛鼎之作，或是学科知识谱系的典范，或是引领前沿的新著。我们意在为海内外学界，呈现一幅骨肉鲜明的政治心理学知识图谱。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是解释过去的，而现实给我们带来希望。一百年来，政治世界已是天翻地覆。纵然十年前，我们难以想象20年之后的政治世界。经典的著作，是对于当下时代和社会最为重要问题的回答。时过境迁，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问题，也对人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冲击。经典的著作，不在于对细枝末节的精雕细琢，而在于对人性与政治关系的永恒解读。技术的变迁，可以改变世界，改变宇宙，但是它改变不了人性，也改变不了政治。所以，经典的政治心理学著作，一定是围绕人性与政治这个永恒的话题，展开自己的叙述和解释。唯有如此，经典才能传承，经典才能感受。思想家之深刻，就在于对人性的深邃洞察，当然，心理学方法的突飞猛进，为我们更为客观、全面以及深刻地认识自己，明白政治世界，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技术保障。
认识自己，理解世界，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政治心理学的经典之作，能够给我们提供别具一格的思想启迪。相信本套译丛的出版，对于我们架构完整的政治心理学学科系谱，更好地理解政治世界中的人性，能够贡献绵薄之力。政治心理学的本土化，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我们也希冀为此提供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当然，译作之中可能的纰漏及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尹继武 谨识
序言
从我能记事起，我就一直喜欢探究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行为的原因，尽管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我最大的兴趣就其本身来说已是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名曰「 政治心理学 」。事实上，直到我去美国读研究生，我才最终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自己的爱好。我是在英国大学体系中接受教育的，但如今早已不记得我在谢菲尔德大学读本科时，是否接触过政治心理学这个词。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在英国大学里，政治心理学已是「路人皆知」。我在大学里接受的是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初始，我有些天真地相信，我本该从微观经济学中学习与人类经济行为原因相关的东西，但我很快失望地发现，许多经济学家将各种事情简单地假定为人类行为是正确的——将它们看作是「给定的」——继而运用上述假定建构各类模型。
曾经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讲述工程师、牧师和经济学家掉入一个巨大洞穴中的故事。自然，他们开始辩论脱离困境的方法，并且经过一番思考后，每个人都想出了一个建议。工程师说「让我们组成‘人梯’，互相攀踩一下肩膀，这样大家都有立足之处，我们就能爬出去了。」继而牧师开始说了，并不出乎意料地提供了一种更具精神性的解决办法：「让我们手拉手一起向上帝祈祷，他会为我们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接下来该轮到经济学家了。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淡淡地向其他人说道「用梯子吧!」微观经济学的老师基于他们自己也承认明显是不正确的人类行为(完全信息、没有夸大等等)假定，徒劳地尝试将各种图表的偏好曲线和移动线(shiftinglines)灌输给我。[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d man)之后]他们从不推荐应该把它们当作「好像」是正确的来处理。这绝对不是我所要的，并且我也没有在上面费多大功夫。我并不想假定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事情。我想知道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并且为什么思考。
尽管谢菲尔德的政治学系没有开设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但它仍为我提供了卓越的本科教育。一贯迷人的政治理论家安东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Arblaster)将斯坦利·米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的电击实验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介绍给我(本书将随后讨论上述两部作品)，这两本书直到今天仍吸引着我。与此同时，在第一年中，我选修了心理学系的一些课程，但是无论他们尝试想教给我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们似乎对观察实验室老鼠的学习(或其他)行为更感兴趣，详细描述无穷无尽的研究设计，谈论大脑的生理构造。颇具讽刺的是，我将稍后看看它们对于理解政治行为是多么重要，但当时我带着这样一种清晰却完全错误的印象离开了，亦即心理学和政治科学是极少相互对话的几乎封闭的两门学科。第二年，我被要求要么必修心理学，要么必修政治学；并且我已经认识到，诸如对投票行为的经验研究感兴趣的政治学，并不仅仅是假定人们如何或应该如何投票，而在当时这些似乎是更有前途的路线。
直到我二十岁出头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才逐渐开始感觉到本书所包括的领域事实上是存在的。我选择了另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学习——匹兹堡大学政治科学系，这个地方有点像它在英国的后工业钢铁堂兄谢菲尔德。我在学生时代的最大遗憾之一，就是我从来没有机会选修卡内基·梅隆大学蜚声于世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课程，如果我上了他的课，那么我可能更早就上路了。作为匹兹堡大学的学生，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跨校选课是有可能的(两校走路也就几分钟而已)，但是西蒙是诸多学术领域的牛人，而且他的课堂总是爆满。尽管如此，在匹大我已很幸运选修了乔恩·赫尔维茨(Jon Hurwitz)的「大众政治」课程，这激起了我对大众行为心理学的兴趣，同时平衡了我对精英如何思考和行为的主要兴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学生时代所选修的最后课程之一，让我最终发现了奠定本书支柱的传统，亦即对我来说姗姗来迟的传统。那时，布莱恩·里普利(Brian Ripley)——他随后成为我的良友与合著者——每年在匹兹堡大学教授一门名为「外交政策中的文化与认知」的课程。起初，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个名字是啥意思，但是在与布莱恩交谈后，我决定尝试一下。作为我曾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布莱恩娴熟地将我引入外交政策分析的主题，我高兴地发现，大多数主题事实上是运用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理论解释决策。当我越来越深入到这些主题当中，我认识到这就是我多年来时断时续苦苦搜寻的传统，并且这一传统不仅仅只是赫伯特·西蒙，在这一领域还有其他的杰出前辈，诸如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内德·勒博(NedLebow)等等。我写了一篇主题为国内和外交政策中的类比推理的博士学位论文，随后基于上述视角，撰写了一本关于伊朗人质危机期间决策的专著，并在大约十年中，发表了有关这一主题及其他方面的论文。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意识地尽量不让本书过度体现自身极为浅薄的贡献。
虽然最近出版了好几本将政治心理学介绍给学生的教材——事实上，这也是在既有教材脱销很长时间之后——但是没有一本教材能足以很好地反映我想教授给学生的想法。那是可以理解的：政治心理学是一门高度异质的学科，所以不同的教授以不同的方式授课。我撰写本书，与许多研究人员撰写教材的目的一样：我找不到一本现存的著述能在一本书中包括所有我想讨论的东西。特别是，我想写这样一本书：(a)宽泛定义「政治心理学」，将过去或现在并不首先承认自己是「政治」心理学家，但确实撰写了关于内在政治主题的心理学家和研究者的著作包括进来；(b)对心理学中的情境论者(situationist)和性情论者(dispositionist)的传统作出均等的判断；(c)包括对有益于教学的某类清晰的组织设计进行一般介绍。自然，我希望本书服务于上述目的，对其他人亦是如此，或者至少本书应说服其他教授「政治心理学」的老师，应该用几周讲述本书所论述的而通常他们都没有包括的主题。我也希望，本书能为那些专攻大众政治行为，诸如选举选择的师生，以及那些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背景中的领导人和精英的师生充当一本介绍性的课本的功能。时常，政治心理学中的上述两大「阵营」是独立前行的，但是我希望本书能吸引他们当中的专家。
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诸多朋友给了我帮助。我特别想感谢劳特利奇(Routledge)的安娜·卡罗尔(Anna Carroll)、迈克尔·克恩(Michael Kerns)、莎拉·菲利普(Sarah Phillips)以及伊丽莎白·伦纳(ElizabethRenner)：当此计划只是一封邮件附件中的粗略想法时，迈克尔特别鼓励我开展这一计划，并且安娜和伊丽莎白的专业编辑大大地提高了手稿的质量。诸位匿名评阅人同样提供了有益的评论，我已将其融入书中。关于第十一章认知神经科学的理念，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马可·亚科博尼(Marco Iacoboni)以及佛罗里达中央大学(UCF)的杰夫·贝德维尔(Jeff Bedwell)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对我来说，认知神经科学的理念是最为新颖的，因为当我获得博士学位时，它只是大多数政治心理学家(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眼中的「小屁孩」而已。杰夫同样特别友好地阅读了那一章的初稿，并耐心地纠正了我的一些误解。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戴维·珀尔(DavidPearl)同样激发了我对认知神经科学主题的兴趣，我感谢他提示我要掌握如今政治心理学研究生需要学习的一些最为尖端的方法。斯蒂芬·戴森(StephenDyson)，一位先前我在埃塞克斯大学的学生，如今已是康涅狄格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在最新的运用操作码分析的著述方面，对我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所以我同样也感谢他。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将大多数章节的初稿分发给我在佛罗里达中央大学政治心理学课程(POS4206)的学生。我应感谢上述课堂中的每一位学生，他们充当我的理念和初始努力的实验者。特别感谢那些给我提供评论、建议和继续前行勇气的课堂成员，即使有时候只是指出打字稿和我所参阅的电视秀的错误名称!我想特别感谢(依字母顺序)Dacia Anderson，Frederick Ayer，Brendan Byrne，Michael Carrano，Travis Dawry，Lacey Fitzpatrick，Maggie Fundora，Dale Greenstein，Patrick Hines，Kenny Klamper，Bennett Lessmann，David Magovern，Genevieve Napolitano和Kimberleigh Swift。我知道你们都将继续创造精彩的生活。
与之前的著述一样，若不是因为我父母持续的爱和鼓励，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若没有他们持续不断的经济支持，我想继续深造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同样感谢他们的付出。写完了一本书，同样允许你可以与家人共渡更多的时光，而当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敲键盘时，他们常常得忍受你的「人间蒸发」。我感谢我的妻子安娜贝尔(Annabelle)、女儿伊莎贝尔(Isabelle)和儿子卡洛斯(Carlos)给我的爱和耐心，特别是安娜贝尔，她毫无怨言地在诸如迪斯尼世界和环球影城的地方照顾孩子，而爸爸却呆在家里写作，在段落之间玩来玩去，并偶尔从玛格丽塔酒(Margarita)中获取点灵感。希望我的为人之父技巧从今能够得到进步。
奥兰多，佛罗里达
2008年4月
本文来源：【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美)霍顿著；尹继武，林民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2。书名原文：Political psychology：situations，individuals and cases。ISBN978-7-5117-1689-7。部分内容由编者整理，注释从略。本文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如有侵权可通知予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