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精髓所在，无疑是中医体系中的灵魂。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临床治疗的根本依据和落脚点。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辨证论治始终贯穿于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的各个环节，充分展现了中医治疗疾病的独特魅力与显著优势。
在漫长的中医发展历史中，无数中医前辈凭借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辨证论治财富。他们不仅精通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更能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和病情特点，灵活运用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方法，精准地判断病因、病性、病位及病势，从而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在现代中医肾病临床领域，众多知名的肾病专家同样展现出了高超的辨证能力与水平。他们不仅继承了传统中医的精髓，还结合现代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肾病治疗体系。这些肾病临床大家在治疗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各类肾病的辨证论治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心得，为肾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总之，中医的辨证论治不仅体现了中医治疗的特色与优势，更是中医传承精华、创新发展的基石。在未来，我们应该继续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医辨证论治的宝贵财富，推动中医在现代医学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辨治慢性肾病容易遇到的问题
然而，在中医传承的道路上，我常常遇到一些后学之士，他们在继承前辈的学术经验时，总会遭遇一些困惑。他们反映，有的经验在临床上确实取得了显著疗效，但也有一些经验却无法经受住重复验证的考验；有的患者经治疗后病情好转或康复，但当病情再次反复时，原先的治疗方法却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效。这些困惑和质疑，无疑对中医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主要是由于部分中医在传承过程中，原创性思维逐渐弱化，对中医理论的理解与掌握不够深入，临床功力尚显薄弱。他们往往局限于表面的学习，如同「照猫画虎」，仅仅停留在模仿的层面，缺乏深入的思考与创新。同时，他们也容易沉浸于资料的堆积与复制粘贴，忽视了对中医理论的深入挖掘与临床实践的积累。这种学习方式，虽然看似简单快捷，但却难以真正领悟到中医的精髓，更难以取得真正的「真经」。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在肾病临证中，面对出现明显症状的患者，一些中医尚能进行一般水平的辨证治疗。然而，一旦遇到「无症可辨」的情况，他们便失去了临床定力，表现得无所适从，甚至开始依赖现代医学的实验检测结果进行主观分析或臆测。这种「以西律中」的做法，不仅违背了中医的诊疗原则，还可能导致理论上的混淆与临床上的误解。
最为明显的是，有些中医错误地将尿中的「蛋白」或「微量白蛋白」视为肾脏的「精气」或「精微物质」，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和临床上的误诊误治。他们忽视了慢性肾炎尿中「蛋白」的真正成因，即脾肾两虚、水气不化、清浊相干、水精互混所致。这种「蛋白」实际上已成为人体的「肾浊」或「死阴」，若不当使用收涩类药物，不仅无法达到治疗效果，还可能加重病情或引发尿毒症等严重后果。
因此，我们必须警醒并深刻反思这些问题。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原创性思维，深入挖掘中医理论的精髓，不断提高临床功力。同时，我们也要避免「以西律中」的错误做法，坚持中医的诊疗原则和方法，确保临床治疗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医事业，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慢性肾病作为一种复杂的病症，在长期或反复使用「激素」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往往会出现一系列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包括但不限于满月脸、水牛背、围裙腹等体表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更可能引发心理上的压力与困扰。更为严重的是，激素的使用还可能导致临证症状与病机上的假象，如舌红少津等，使得疾病的本质变得模糊，给中医的辨证论治带来极大的难度。
在临床观察中，我们发现这些现象与使用激素之后出现的暂时的伤阴或化热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这些现象并非疾病的本质反映，而是激素治疗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因此，对于慢性肾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短暂肾阴不足或化热伤阴的症状或现象，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明确标与本的关系，不能将这些症状简单地作为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来对待。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虽然慢性肾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表现出肾阴不足的病机，但这往往是阴阳两虚并存的基本病机的一部分。在临床实践中，除紫癜性肾炎外，很少有单一肾阴不足的病机存在；除高血压性肾损害外，也很少有单纯肝热上扰的病机出现。因此，在激素用药减量或停服的配合或支撑治疗过程中，中医应针对短暂性伤阴化热的兼夹病机进行辨证论治，但务必注意避免药过病所，以免伤及无辜，加重病情。
尤其是在针对病情反复、激素间断用药波动的情况时，中医更需保持临床定力，不可被一时的症状假象所迷惑。否则，只会做出一些似是而非、贻笑大方的治疗决策，不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还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伤害。因此，在慢性肾病的治疗过程中，中医应充分发挥其独特的辨证论治优势，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慢性肾病的三个病机层次
凡是疾病，它们无不遵循着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纷繁复杂的病机层次。慢性肾病，作为一类病程漫长且复杂的疾病，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其内在病理机制与外在症状表现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病情往往呈现出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的特点。在慢性肾病的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病机和症状表现往往千差万别，这使得医者对其的认识和理解难度加大。特别是在慢性肾病的病机层次上，由于病情复杂多变，涉及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多个方面，因此识别起来更是难上加难。目前，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慢性肾病的阶段认知，而忽略了对病机的深入探讨。这种「重病轻机」的现象普遍存在，亟待纠正。
中医的灵魂在于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的核心正是「辨别病机」。只有深入剖析病机的层次和变化，才能准确把握病情的本质，制定出有效的治疗方案。同时，审证求因与审证求机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同向思维，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今却有人将审证求因与审证求机简单地归结于现代医学的「病理研究」范畴，这种混淆概念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中医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更可能导致临床思维的固化，带来诸多弊端。
因此，我们必须将慢性肾病的不同阶段与病机的不同层次相互融合，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慢性肾病的诊治规律，提高临床应变能力，更好地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和特色。例如，在慢性肾病的不同阶段，其病机层次是有所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诊治过程中，根据具体病情灵活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综合而言，慢性肾病具有三个层次鲜明的病机特点。首先，我们要深入剖析的是基本病机。在慢性肾病中，脾肾两虚、水气不化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所在，堪称各类慢性肾病的共同核心。这一病机在疾病的各个阶段都有所体现，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病情趋于平稳后，这一基本病机往往更为显著。然而，此时若患者或医者忽视了对这一基本病机的持续治疗，转而过度关注某些表面症状或主观认知的病因，如滥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药物，则可能耗伤正气，反而加重疾病，使得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难以扭转与恢复。因此，正确区分和把握基本病机至关重要，特别是要处理好扶正与祛邪之间的辩证关系，确保微观辨证始终服从于宏观辨证的原则。
其次，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复杂病机。在基本病机的基础上，慢性肾病还可能受到诸多临床因素的干扰，从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病机变化。例如，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导致伤阴症状，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就一定存在阴虚的病机；同样，化热症状的出现也并不意味着单纯属于热证。这些复杂病机实际上是疾病表面现象的反映，容易误导医者的辨证论治。因此，在临证治疗时，虽然可以适当根据病情偏移治疗方向，但绝不能偏离基本病机，更不能背道而驰。
最后，我们还要关注兼夹病机。这种病机与基本病机相对平行，常常表现为与基本病机并存的其他病理过程。例如，肾性高血压可能伴随肝热上冲的病机，肾性贫血则可能形成气血不足的情况。当遇到这类兼夹病机时，医者需要综合基本病机进行综合分析，明确两者之间的主次、轻重和缓急关系。在兼夹病机得到改善后，应重新回归基本病机的辨证治疗。此外，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以及环境、季节、外感等因素也可能影响病情的发展，导致短暂性的病机变化。对于这些情况，医者应当灵活应对，以急则治标为原则，待短暂性病机解除后，再回归正常治疗。
值得指出的是，慢性肾病虽有不同的病机层次，甚或更加复杂的病机关系，但其基本病机始终存在。不论疾病的不同阶段，也不论出现其他层面的相关病机，都必须服从于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或核心病机。任何凌驾于基本病机或核心病机之上的其他病机，都是从属的、次要的、兼夹的。所以，辨证论治决不能离开基本病机，采用与之相反的治疗方法。
另外，由于慢性肾病的疾病发展，导致肾阳虚衰，水气不化，蓄浊害清，潴水蕴毒，形成终末期肾衰竭或尿毒症的特殊病机。至此病情危重，更应治病求本，或标本兼治为主，千万不能有背离特殊病机的任何用药举动。
慢性肾病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慢性肾病研究领域，尚有两大议题亟待深入探讨。一方面，鉴于肾脏疾病发病率不断攀升、致残风险居高不下以及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等严峻问题，中医理应挺身而出，积极应对并深入思考，以充分发挥其在肾病防治中的临床优势和治疗特色。然而，遗憾的是，部分研究者在中医肾病的研究路径上仍沿袭着「研究中医」而非「中医研究」的陈旧模式。即便他们尝试按照「中医研究」的方法前行，也往往受到「双重标准」的束缚，难以真正展现中医的独特魅力。更有甚者，一些非中医原创思维的「解读」或「评价」方法，将中医治疗肾病的精髓与优势全盘否定，几乎将其价值消磨殆尽。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医界必须坚守原创性思维，凸显临证特色与优势，绝不能因外界质疑而迷失方向，丧失自信。另一方面，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作为国内肾病治疗研究的主力军，以中医药为主导，已取得了若干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然而，中西医结合在肾病研究领域仍处于探索和研究的初级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临床实践，都面临诸多挑战。尽管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在肾病研究的目标上高度一致，但由于两者在基本思路和方法上的差异，临床上经常出现中西医配合不够紧密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中医和西医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文化和思维模式，其诊疗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更好地融合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形成更为完善、有效的肾病治疗体系。
互换思维的建立，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中西医各自的优劣势，既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又认可对方的长处，从而实现互补共赢。配合思维则强调在疾病的不同阶段，中西医应灵活变通，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治疗优势，共同应对疾病挑战。互让思维则要求我们在诊治过程中，既要坚持各自的治疗特色，又要适时退让，避免盲目冲突，确保治疗的有序进行。逆向思维则鼓励我们在面对疑难问题时，能跳出常规思维，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以突破治疗瓶颈。
值得强调的是，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形成与发展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与经验的积累。因此，我们在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时，必须始终坚持中西医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的并重原则。只有在深厚的中医理论支撑与丰富的临床实践基础上，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体系与学科建设才能稳健发展。
同时，我们还需警惕那些借中西医结合之名，实则违背中医基本规律、进行名实不符的科研设计与项目计划的行为。我们应始终坚持中西医研究的准确性、中西医思维的包容性、中西医治疗的互补性以及中西医评价的公正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凸显中医的优势与特色，实现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互补，推动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的独立或平行发展，共同营造出一个繁荣而和谐的学术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