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一个我们常常不愿深入探讨的话题，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命运。每个人都将面对死亡，在那个时刻，我们或许会陷入生理和心理的困扰，感受到死亡给予我们的恐惧和焦虑。然而，当我们纠结于死亡的原因时，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活着的意义。
1999年，巴金先生病危入院，经过抢救，虽然生命得以延续，却也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煎熬。每天要通过胃管进食，这根管子每两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每次更换都令他痛苦不堪。长期插管导致他无法开口，甚至下巴脱臼，最终不得不切开气管，依靠呼吸机来维持呼吸。尽管巴金本人很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但家人和领导的坚持让他束手无策。「每一个关心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即便他陷入昏迷，即便是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在这样的煎熬中，巴金在病床上挣扎了整整六年。他曾经说过：「长寿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这样的场景也每天在医院上演，很多病患家属出于所谓的孝顺，不愿轻言放弃，即便病人针眼、插管遍布全身，已经面目全非，最后可能也只能多活半个月。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如果能自主表达，他愿意要多活这半个月吗？」
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利，有的只是痛苦，生命的意义何在？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他吗？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很多病患家属有一种愚蠢的孝顺观，因为我孝顺你所以我不准你死，哪怕你临终前痛苦万分。而医生则有一种傲慢的治疗观，因为我是医生所以我必须抢救、不然我就没有职业成就感。
医生面对癌症的选择：生活质量胜于一切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文章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许多美国医生在面对绝症时，往往选择与普通人截然不同的方式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穆尤睿讲述了他的导师查理的故事。几年前，查理在手术探查中被确诊为胰腺癌。尽管负责手术的是美国顶尖专家，查理却毫不动心。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就出院了，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医院。他选择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将精力投入到享受余生中。查理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充满了质量。
穆尤睿发现，这不仅仅是查理的选择，许多医生在面对绝症时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穆尤睿写道。医生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的品质，而不是无尽的治疗和痛苦。
对于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现代医学的手段有时显得极其残酷：病人被开刀、插管，最后被维持生命的机器所束缚。穆尤睿指出，「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当一个失去意识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时，家属通常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即回答：「是。」然而，这往往意味着患者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般的结局，许多美国医生在重病后会在脖子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或者干脆把这句话纹在身上，以提示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穆尤睿强调，「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穆尤睿的文章不仅揭示了医生们在面对绝症时的独特选择，也引发了人们对生命质量和治疗意义的深刻思考。医生们的选择表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生活的质量远比无尽的治疗和延长生命更为重要。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思并借鉴的态度。
英国的死亡质量为何全球第一？
【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显示，英国在全球排名第一，而中国大陆则位居第71位。那么，什么是死亡质量呢？它指的是病患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
英国为何在这一方面表现如此出色？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通常建议并实施缓和治疗。
缓和治疗是什么呢？当一个人罹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改变病程时，缓和治疗便旨在减轻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使其最后一程走得完满而有尊严。
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
- 承认死亡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 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
- 提供减轻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英国建立了众多缓和医疗机构和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在这一阶段，医生除了「提供减轻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
- 要多抽时间陪伴病人度过最后时光。
- 要尊重病人希望在何地离世的愿望。
- 倾听病人的人生故事，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
- 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
- 帮助病人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
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使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感受到更多的关怀与尊重。这种对临终关怀的重视，正是英国在死亡质量指数中名列前茅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何如此低下？
为什么中国的死亡质量指数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
可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治疗不足，二是过度治疗 。
在中国，治疗不足的情况非常普遍。许多人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无法接受及时和有效的医疗，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而另一面，过度治疗的问题同样严重，许多患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痛苦。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40年行医生涯中经手了至少2000例死亡病例。「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这些话，他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虽然点头应允，心中却常常感叹：「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这些病人不仅受尽了折磨，还花费了大量冤枉钱。
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建议：「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不久后，病人卖了房来住院，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却离世了。
在医院里，刘端祺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ICU，尽管那里配备着最先进的设备。他感叹道：「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
中国在面对绝症时的治疗方式，无论是治疗不足还是过度治疗，都亟需反思和改进。只有提升死亡质量，才能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过得更加有尊严。
我们必须承认，或许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陪伴可能才是最好的治疗。有时候，最深情的告白就是告别。放手也许才是最深刻的挽留。正视死亡，才能真正拥抱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