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出土文献重写秦汉史，不仅有可能，而且大有可为，可谓今日秦汉史学者面对的重大机遇，怎能不令人心潮澎湃？
想了解汉初政区面貌，很困难。
秦汉史研究最大的障碍是史料匮乏。这在西汉政区地理研究上更为明显。传世文献中，只有【汉书】保留了一份【地理志】，完整记录了西汉全国政区面貌。但问题是，这是西汉末年的政区记录，汉初政区又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
上世纪80年代，正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周振鹤先生想到一个办法。他以【汉书·地理志】记录的西汉末年政区为基础，结合【史记】【汉书】关于汉初政区记录的零散记载，「逆推」出汉初政区面貌。周先生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他让世人对汉初政区有了一个粗略的认知。也是凭借这一研究，周先生成为中国首批文科博士。不过，用周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复原的汉初政区，是用逻辑推理「计算」出来的。那么，汉初政区是不是周先生逆推的那个样子？
汉初是否存在广汉郡
跨入本世纪，学者们遇到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大量汉初简牍文献的出土。这些简牍文献蕴含的政区信息，是了解汉初政区面貌最直接，也最可靠的资料。其中，2001年公布的湖北荆州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最为重要。这份【秩律】记录了吕后初年汉朝所有官员的秩禄等级，相当于一份「薪酬表」。最为奇特的是，这份「薪酬表」居然不厌其烦地把汉朝所属280余县、道（管理蛮夷的政区）长官都罗列了一遍。毫无疑问，这是了解汉初政区面貌最为重要的资料。但这份资料致命的缺陷是，280余县、道是按照长官秩级排列的，并没有列出当时汉朝有哪些郡，更没有说明这些县级政区属于哪一个郡。所以学者们虽然意识到【秩律】的重要性，却无法利用它窥探汉初政区建制。
在【秩律】的利用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晏昌贵先生。他发现【秩律】280余县、道的排列，存在一些规律。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规律，是各县、道按照其上属郡集中排列。这一规律的发现，使得利用【秩律】研究汉初政区成为可能。
例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称广汉郡为汉高帝所置，【水经注】更明确记录汉高帝六年置广汉郡。所以直至周振鹤，甚至晏昌贵先生本人都坚信汉初存在广汉郡。可是，如果汉初真的存在广汉郡，【秩律】巴蜀地区的县、道排列就毫无规律可言。反倒是按照巴郡、蜀郡的划分，县名排列规律井然。【二年律令】中还有一篇【行书律】，其中一条律文涉及减免巴蜀地区「邮人」的赋税和徭役，律文只提到巴郡、蜀郡，也没有出现广汉郡。正是基于【秩律】【行书律】透露出的政区线索，我提出汉初并不存在广汉郡。由于这个观点完全颠覆了传世文献的记录，几乎没有人敢于接受。
又如，【汉书·地理志】称九原郡于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为五原郡，按照这种说法，汉初阴山一带应该同时存在九原郡和云中郡。北京大学的辛德勇先生便持这种看法。但是【秩律】阴山一带的县名排列只能分为一组，无法区分出两组。汉初肯定存在云中郡，【秩律】阴山一带的县名排列，显然是汉初存在九原郡的不利证据。
秦代曾设置阳陵县，见于大名鼎鼎的「阳陵虎符」。上世纪末公布的里耶秦简中，有一批追讨阳陵县戍卒债务的公文，又引发学者对阳陵县的关注。秦代阳陵县究竟在哪里？清朝以来众说纷纭。而这个阳陵县，也出现在【秩律】中，跟巴郡属县排在一起。所以复旦大学的周波先生认为，秦代的阳陵县就在巴郡。不过，【秩律】阳陵县排列在蜀郡县名和巴郡县名之间。我就提出，不能排除阳陵县在蜀郡的可能。
2023年，又一批重要的汉初出土简牍文献公布，那就是荆州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这批竹简中有一份包括十六篇律文的法律文献——【汉律十六章】。这之中虽然没有【秩律】，却有一篇【迁律】，同样蕴含丰富的汉初政区信息。秦汉时期，对于一些触犯律令的罪人，会让他们迁徙到边塞作为惩罚。【迁律】就是对犯人迁徙地的安排。张家山336号汉墓【汉律十六章】的制定年代为文帝元年，与吕后元年制定的【秩律】，年代非常接近。这就可以把【迁律】【秩律】所反映的汉初政区信息进行对读，来检验以往的一些认识。（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