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宋史.苏轼列传】，对苏轼的人品有了新的认识。
简单的说，苏轼一辈子被旧党和新党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原因就是人品不行。
这人格局太小，本质上是个有点小聪明和文才的投机分子而已。一辈子只想着当官发财吃喝出名，没干过几件为国为民的大事好事。
在王安石变法中的表现，对比真正的国士王安石，苏轼暴露出自己的水平实在太差。
面对紧张的宋夏形势，快要崩溃的财政体系，苏轼没有提出一点好的建议，光说些聚人心、明礼仪等虚里吧唧的正确的废话。
对真正有用的王安石变法，他一方面引经据典明着反对，另一方面就是不执行。
要是放在任何一个朝代，这样的碎嘴子老油子，必被变法当局杀了祭旗。
苏轼不但不感谢大宋的政策好，反而故意反潮流，以彰显他的水平。对有才华有能力的王安石、章惇等人，他是一万个看不上。
苏轼被李定陷害，王安石、章惇都不计观点之争，全力伸手相救。
而章惇落难，苏轼正当红，却一个屁不放，装作无事人。
王安石下台隐居金陵，请看苏轼的表演，那厚黑程度，真是影帝级别。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翻译成白话就是：苏轼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变这些。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你没有一句话去补救吗？」
——西北对西夏用兵，是西夏人要打，由不得北宋。东南几个案子，也没多大，北宋党争烈度不大。两者的危害远不到汉唐亡国的程度。苏轼完全是危言耸听，主要就是试探前宰相、变法带头人王安石。两人都是天涯沦落人，被朝廷打击的对象。苏轼自己不说话，却怂恿王安石，只能说是用心不良。王安石也是千年的狐狸，一眼就看出了苏轼的小聪明。
王安石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发动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么敢说？」
苏轼不依不饶，又发挥其善于引经据典的优势。没有典故，苏轼自己可以瞎编，叫作杜撰。
苏轼说：「在朝廷就说话，在外地就不说，这是服事君王的礼节。皇上对待你不是通常的礼节，你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
果然，正人君子王安石上当了，不善于伪装的他，动了脾气，脱口而出。
王安石厉声说：「我王安石要讲。」
一秒钟后，王安石就后悔了——卧槽！六十多岁的人了，还不够稳重，被滑头苏轼一个激将法就暴露了真心。
毕竟，朝廷上下都在关注远在江南的前宰相、大宋第一强人，到底是不是真正「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是彻底隐居，还是蛰伏等待时机？隐居就算了，放你一马。若是贼心不死，立马灭了你丫的！
王安石马上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口，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
觉得还不放心，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终可以算是好人。」
苏轼一看，情况不对，赶紧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们，争着减少半年的考察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
——这一句实在毒辣至极。一方面为自己开脱，人家君子都这样毁人不倦，我也不能免俗，请您理解。另一方面，以王安石的性格肯定会追问，哪些君子这么孬种？这样，稍加引导，苏轼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王安石对朝廷当权者群体的言语攻击。然后，苏轼就可以拿着王安石去做投名状，再次进入权力中央。苏轼没想到，王安石还有终极大招。
祸从口出，既然你不怀好意，那我就啥也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