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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国军51军军长,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率部起义,后来结局怎样

2024-04-14历史

刘昌义,国民党第51军最后一任军长,他带领部队在上海解放之际起义,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他起义后却被按照投诚来优待,这中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他最终的结局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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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成功解放南京,国民党军队逃至上海。

在蒋介石的调集下,30多艘舰艇、100多架飞机全力援助,国民党军企图依靠上海丰富的资源与我军对抗,同时掩护国民党逃往台湾。

5月3日,杭州解放,为了解放上海,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与副司令粟裕进行了多次商议,最终决定将攻击重点设在吴淞。

因为吴淞是敌人海上补给的通道,拿下这里可以避免对城市造成大规模的损害,同时也更有利于日后的重建。

12日,上海战役开始,三野从上海的两翼发起对吴淞的攻击,使得敌人不得不从市区调兵投入战斗。

此刻,城市中的一位国民党中将却一直在思索如何推翻独裁,为上海的解放做出贡献。

这位英勇的战士就是刘昌义,他身居第一绥靖区副司令之职,虽名头响亮,但实则是个闲职,既无兵权也无话语权。

在当时的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和顶头上司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

但是刘昌义并未被忽视,当他得知汤恩伯等人眼看上海即将被攻破,便打算逃跑,计划将他留在上海充当炮灰。

就在此时,刘昌义得知第51军军长王秉钺被俘,部分战士逃回上海后群龙无首,无人能够主持大局。

刘昌义决定,他要站出来,为上海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战。

刘昌义在关键时期挺身而出,为了解决51军的骚乱问题,他找到了汤恩伯,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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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对刘昌义的话非常赞同,因此立即任命他为51军军长。

在之后的时间里,刘昌义一边密切关注汤恩伯等人的动向,一边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上海地下党。

随着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日期日益临近,蒋介石被迫下令撤退。

在撤退前,汤恩伯将掩护任务交给了刘昌义,并任命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

这样的形势无疑为起义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在5月25日下午,刘昌义抓住这个机会,通过造币厂桥前往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与解放军代表罗维道商谈起义事宜。

刘昌义在协议书上写下「停止抵抗,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的承诺,并立即通过电话命令其五十一军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随后,刘昌义与罗维道陪同,前往解放军二十七军军部,受到军长聂凤智的接待,继续进行谈判。

5月26日,刘昌义部队退出防区,由解放军接管,上海的苏州河北岸最终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可以说,刘昌义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渡过苏州河,而且对于迅速解放全上海、保护这座大都市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为什么作为国民党将领的刘昌义会有起义的想法呢?起义后又为何被视为投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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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义,这位河北籍人士,曾经坚决支持冯玉祥将军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冯玉祥创建西北军后,李大钊曾派遣多名共产党员进入该军进行政治工作。

共产党员宣侠父被调入西北军后,刘昌义曾在他身边担任参谋,因此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理念也十分认同。

但是,在中原大战期间,冯玉祥的联军被蒋介石击败,刘昌义只能在全国各地进行抗日活动。

在抗日战争中,刘昌义和八路军有所接触,也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

刘昌义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也受到打压,最终连军饷和武器都停止发放,只能依靠部队自给自足。

在1940年,刘昌义表面上投靠了日伪军。

尽管他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但他和他所在的部队仍然保留着作为中国军人的坚韧不拔的品质,耐心等待着能够逆转局势的时机。

当日伪军派员前来检查时,刘昌义果断下令消灭了600多名伪军,并俘获了多名日伪头目。

这一消息传出后,刘昌义身上的汉奸标签终于被消除,他的部队也被改编为暂编第15军,他自己也被提升为中将军长。

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对刘昌义的看法。

在1944年豫中会战后,他为刘昌义颁发了三级云麾勋章,但这并不是他对刘昌义的重视,而是一种明升暗降的策略。

无论是刘昌义西北杂牌军的身份,还是他与共产党员的关系,以及在豫中会战中他的部队所剩无几,都让他在蒋介石的眼中失去了地位。

蒋介石对刘昌义实施了冷处理,将他安排为副司令,让其无权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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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义察觉到蒋介石的用心,于是选择了在上海长期居住,尽管挂着副司令的头衔,但实权却一分也没有,甚至连军官会议都不被邀请参加,更别提指挥部队了。

后来他担任51军军长,也是因为汤恩伯需要他来掩护自己逃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刘昌义并非只是国民党内的中将军官,他还是民革的成员,留在上海的目的是为了迎接解放军的起义。

1946年,被排挤丧失军权的刘昌义在李济深的劝说下,开始着手争取部队的工作,考虑挂上副司令的头衔,并有可能策划部队起义。

两年后,李济深在香港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并派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秘密来到上海进行地下工作。

为了不引起怀疑,王葆真住在永川医院内,并在那里会见了刘昌义。

刘昌义与王葆真是同乡,他们之间的关系加上李济深的介绍,使得王葆真得以劝说刘昌义为解放事业出力,而非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

在刘昌义的询问下,王葆真进一步解释了中共与民革的关系,以及中共对国民党将领的处理原则。

在民革的见证下,王葆真与刘昌义加入了该党,并承诺等待时机起义,迎接解放。

但是王葆真被叛徒出卖,关进特务机关的大牢,刘昌义与民革和中共的联系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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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始终牢记起义的任务,成功获取了51军的军权,增加了起义的可能性。

刘昌义在汤恩伯率队逃走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最高指挥官。他计划通过与中共代表洽谈,随时进行起义。

但令他意外的是,失去与王葆真的联系后,尽管他的副手努力寻找,却始终找不到中共的身影。

同时,田云樵作为上海的地下工作者,正在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但他并不知道51军军长王秉钺已被俘,更不知道51军的军长已换成了刘昌义。

为了策反王秉钺,田云樵找到了曾经与王秉钺共事过的王中民,请他来说服王秉钺起义。

但是,当王中民到达军部时,他发现的却是他的老同事刘昌义,这让他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

刘昌义得知王中民为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后,两人一同前往解放军驻地商讨起义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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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5月25日下午,刘昌义陪同王中民乘车前往解放军81师师部,与政委罗维道共同商谈起义细节。

在刘昌义提出保留部队建制和番号的建议后,罗维道表示,「只有放下武器,才能算你们起义。」

双方在如何撤军、如何接管城市、以及国民党需要保留什么设施等具体问题上没有太多分歧。

于是,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随后,刘昌义立即打电话给51军,命令部队停止抵抗,并将将军法处处长魏震亚留在解放军处,负责双方的联络工作。

刘昌义以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名义,给其他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和交通警察总队写了多封劝降信,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同时,罗维道命令解放军81师利用广播公布协议书,让国民党官兵了解协议内容。

在协议的推动下,26日上午,解放军顺利接管了原本51军布防区域,部队毫无阻力地抵达苏州河,解放了苏州河以北区域。

为了让进城的解放军不给百姓添麻烦,我军从24日开始就宣布了进城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不得进入老百姓家里,不得随地大小便。

最终,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

在解放上海市区的三四天里,解放军战士为了不给上海人民增添负担。

即使在马路上睡觉休息也不敢多喝水和吃饱饭,因为他们面临的生活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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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刘昌义是起义将领,但他待机起义的内容是民革机密,外界并不知晓。

他们认为刘昌义是在战斗打响后,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才选择放下武器,因此许多人将刘昌义的行为视为「投诚」。

尽管刘昌义一直被视为投诚将领,但直到1982年,组织重新考证这段历史后,终于确认刘昌义为起义将领。

1985年8月19日,上海还为刘昌义颁发了起义证书。

刘昌义对于自己的起义还是投诚并不在乎,他积极参与抗日战争,虽然遭到蒋介石的排挤,但他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

上海解放后,他还在解放舟山的战役中协助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做了有益的工作。

此外,他还担任了第一至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委员、常委等职务。

1994年,刘昌义去世。

他是西北军出身,但后来在起义中表现突出,成为上海解放的大功臣。虽然他一直被按投诚人员优待,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经过多方调查,刘昌义起义将领的身份已被证实。那段历史的真相,正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