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总理视察南京，委托刘伯承办一件事：寻找鲍靖中下落。
图|周恩来1927年4月的上海，风云变幻，危机四伏。就在不久之前，3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规模宏大，参与罢工的工人达到了惊人的80万，而直接参与战斗的就有近万人，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军成功夺取了除了租界以外上海整个地区的控制权。
3月22日，上海南市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上海特别临时政府。蓬勃的工人运动，令蒋介石等一部分国民党右派惊慌失措。
事实上，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北伐军薛岳指挥的第一师已经进驻到上海龙华，负责起义的指挥汪寿华曾派人联络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希望能获得北伐军的配合，但白崇禧事先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密令，暗中不动，妄图借助军阀消灭工人武装。
虽然起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周恩来心里明白，斗争远未结束。最坚固的堡垒，往往容易从内部被破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尽管依然装出一副左派的面孔，但反革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后，连续十几天的时间，上海市民众都陷入到欢欣鼓舞之中，但在黑暗处，却已经有人露出了险恶的獠牙。
1927年4月11日晚，负责指挥上海工人起义的周恩来、汪寿华分别收到了邀请。
图|商务印书馆给汪寿华发来邀请的是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声称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商量。尽管当时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与杜月笙的青帮流氓之间已经发生了多次冲突，但汪寿华还是决定前往，因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摸清敌人的底细。
然而，他没有料到蒋介石和杜月笙早已经勾结在一起，企图暗杀他。最终，汪寿华被杜月笙指挥的青帮流氓打昏并活埋于沪西枫林桥，年仅26岁。
这个事件也导致了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分别被人以不同的借口邀请，离开了指挥的位置。
蒋介石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决定整肃国民政府内部，首先解决的是上海工人的武装。许多党员由于对蒋介石的防范放松，认为上海的斗争形势已经缓和下来，但事实上，蒋介石已经暗中下定决心要动手。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升起了信号旗。按照事先的计划，数百名青红帮的流氓和特务全副武装，袭击了分散在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工人被迫反击。
然而，由于主要的领导人都不在岗位，仓促之下，工人出现了较大的伤亡。驻扎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蒋介石收编的原孙传芳部队）以调解工人冲突为名，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余人。
到4月12日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住所都被占领。接下来的三天里，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进行了血腥屠杀，被杀害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多达300余人，被捕500余人，失踪达5000余人。
周恩来对此毫不知情，直到4月12日凌晨，他在宝山路天主教堂听到了外面的枪声。斯烈是通过弟弟斯励的关系，才将周恩来骗到了天主教堂的，一到地方，随行的卫士就被收缴了枪械。
一开始见面，双方还都很客气，斯烈假意对周恩来说：「这次邀请周总指挥来，就是为了消除误会。」周恩来也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蜚语。
」但每次周恩来谈到关键事项上，斯烈便顾左右而言他。
周恩来凌晨预感到不妙，斯烈想调虎离山。周恩来起身要走，斯烈想继续谈话。周恩来掀翻桌子，双方僵持。斯励斡旋，斯烈未动手。
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指示黄俊峰联系赵舒。赵舒痛斥斯烈，反复劝说下，斯烈最终答应释放周恩来。
图|斯烈周恩来经历生死，打算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继续指挥战斗，然而为时已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已经被敌人占领，开始满世界的通缉他。
为了躲避追捕，周恩来临时坐上了一条船，准备前往浦东贫民区暂避。等到风声过后，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特意留了一个心眼，让刚从孙传芳部改编过来的部队去做这件事，这样就算是事后追究起来，蒋介石也有足够的借口推脱。
「我是黄埔四期的鲍靖中」周恩来离开宝山路天主教堂后，危机仍然未解除，当时上海整个就是国民党军26军的天下，26军下辖3个师，除了斯烈的第二师外，还有伍崇仁的第一师、张国威的第三师。
躲在浦东贫民区的周恩来很不幸，因为贫民区也是26军重点布控的区域，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被26军第一师第七团的几名士兵抓捕，并被送到第七团的团部。
几名士兵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到了团部。「抓了一个共党要犯。」第一团团长鲍靖中一听这个消息，立即起身到关押周恩来的屋子，打算亲自审问，就这门缝，鲍靖中看清了屋子里的人，不由得大吃一惊。
鲍靖中本人就是黄埔四期毕业，对于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不陌生，甚至打心眼里还有些许钦佩，几乎就是在进门的一瞬间，鲍靖中就决定，搭救这位令人尊敬的首长。
听说周恩来被捕，鲍靖中立即为他松绑，并愿意帮助他逃脱。他让周恩来换上一套军服，混入第七团士兵中，然后一起离开浦东。
第一师师部的黄埔毕业生们对如何处理周恩来被捕的消息产生了分歧，一名副师长主张直接枪决，参谋长主张待处理后拘押，而酆悌则计划前往第七团团部请求周恩来发表声明，以期保全他的生命。
鲍靖中和周恩来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经历了一段危险的旅程。他们一路上遇到了几次盘查，但都被鲍靖中小心翼翼地瞒过去，最终将周恩来安全送到火车站，成功逃脱了危险。
然而，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周恩来并没有立即离开上海。他坦承，他和邓颖超在起义胜利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住进了礼查饭店。
这段话是周总理亲口讲述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在访问期间，他们一同游览了上海，并在浦江饭店的十八层俯瞰了黄浦江。
在浦江饭店，周恩来回忆起了他几十年前的一次遇险经历。他向陪同人员讲述了他的故事，并说这栋建筑曾经是礼查饭店，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
他还回忆起当年在饭店里的生活，说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只能依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周总理还说，礼查饭店在当时是上海的高级饭店，住的多是世界各国名流政客，国民党当局不敢上门搜捕。
他在那里住了两个月，每天的住宿费高达12元，几乎相当于普通上海家庭一个月的开支。由于党早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财政制度，所以周恩来的住宿费用是由党的经费来负责。
在7月2日，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被捕后，在他住所搜出的3.8万元钞票，应该就是周恩来在上海住宿的开销之一。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部分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只有少数人成功逃脱，比如顾顺章，他在4月22日抵达武汉，并在中共五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周恩来在会议上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提议尽快解决蒋介石问题，同时派得力人员去东南地区准备军事活动。
周恩来在礼查饭店住了两个月，直到风声过去后才离开。据包达三之孙包言正回忆，周恩来曾在包达三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包达三是商人，多次资助共产党，因此被蒋介石以军费摊派的名义勒索了十万大洋，几乎使他破产。
我们向这位为中国革命付出心血的人致敬。
图|南昌起义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汪精卫也逐渐露出獠牙。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将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军事。
从六月开始，周恩来便开始策划军事斗争准备，并两次提出在湖南武装暴动的想法，但因共产国际的干预未能成行。
一直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委员会才确定了组织武装起义的新政策。周恩来作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将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控的武装力量全部集中起来，一起拉往南昌。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举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下定了决心，不再做中国革命的看客，而要做中国革命的引导者。周恩来对只有一面之缘的鲍靖中搭救的恩情，始终铭记在心。
鲍靖中尽管是黄埔毕业生，但命运多舛，或许与当年搭救周恩来不无关系。抗战爆发后，鲍靖中曾担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副师长，后来因负伤辞去军职，抗战胜利后在南京闲居。
1950年夏，周总理来到南京进行工作视察，委托南京市市长刘伯承与副市长张霖之去寻找鲍靖中的下落。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周总理陪伴他一起参观南京，这次他终于与鲍靖中取得了联系，并专门写信向他问候。
1957年，周总理再次来到南京，特地去探望鲍靖中。鲍靖中后来在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