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中旬，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收到中央电报，命令他领导一支庞大的顾问团秘密赴越。代表中共中央帮助越军组织、实施边界战役。
抵达越南后，陈赓见到了急切期盼胡志明主席和先期抵达的中国顾问团，突然笑问：「和我唱反调的那位政委在哪里？」
陈赓口中说的那位「和他唱反调的政委」，指的是早已前往越南的中共中央驻越南联络代表、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罗贵波。
罗贵波是江西人，1907年7月14日生于南康县潭口镇。他的祖父原是一个木匠，俗话说手艺是活宝，天下饿不倒，他就靠着这木匠手艺积攒了些钱，立起了家。
他的父亲继承部分产业后，在潭口镇开了家点心店，谁知一次借了高利债，从此全家陷入贫穷。
两代积攥的家产被这一次高利债就逼破了产，害得在上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罗贵波只上一年学，便不得不中途辍学回了家。
好在师范学校里，罗贵波结识了廖贵潭、陈铁生、范成益、廖忠尧等一批有志青年，回家后，他仍和他们保持联系。
1926年江西大革命浪潮汹涌而起，经廖贵潭介绍，罗贵波认识了南康县的革命先驱陈赞贤。在他的教诲下，罗贵波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当年年底，罗贵波经廖贵潭、兰广孚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大革命的阵营中充满权力的较量。北伐军攻占南昌后，总司令蒋介石以南昌为中心，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
1927年3月6日，他指使亲信将领倪弼封闭赣州总工会，枪杀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陈赞贤，制造震惊全国的三六惨案。
4月12日，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在南京建立新的政府，大革命失败。在蒋介石的屠杀后，南康首先恢复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临时县委，由廖贵潭负责。
这年秋，罗贵波以国民党员身份带领师生在潭口高等小学搞学潮，赶走了反动校长黄培森和曾荣棠。
这次学潮取得了胜利后，罗贵波被反动当局盯上，无法再待在学校。
1928年2月16日，罗贵波组织潭口100多农民，凑了些大刀、梭镖、土枪，突然包围乡公所驻地真君庙。这次战斗缴获十几支步枪，再占潭口镇。
随后，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南康潭口工农革命委员会，罗贵波任土地委员。
但当天敌人疯狂反扑，一个营分四路包围潭口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他们只好分散隐蔽，暴动仅一天时间内就结束。
这是罗贵波第一次拉队伍。潭口暴动规模虽小，时间短，影响却很大，它举起了南康第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烈火。
这次暴动让罗贵波看到了暴力革命的威力，很希望自己从此去打仗。
1929年秋，组织上调罗贵波去安远县农村开展党的工作。他在修田光远学校开办夜学班，传播革命道理，发展党员。
不到两个月，安远县不少乡村都建立了党支部和秘密农会。随后，在枫树园成立了安远县委，罗贵波任县委书记。
1929年初，罗贵波又开始拉队伍，很快就在安远县仰天湖成立县赤卫队（后改为县游击大队），罗贵波自任队长。
这支队伍有30余人，十几支枪和一些大刀、梭镖。队伍虽小却很精悍。
但罗贵波说：「几十人难成气候，要拉人马，壮大武装。」他领着他们多次攻打靖卫团和收税的厘金卡。
人一多，武器就少了，为了解决武器问题，他们自办兵工厂，制造枪支、弹药，最后还配合了红5军攻打安运县城。后来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组建了赣南23纵队。
罗贵波第二次拉队伍后，没在部队多久，又调任赣县县委书记。
赣县邻近兴国、于都苏区，1930年初，红军来到了赣县的白鹭一带，赣县的革命烈火立即迅猛地燃了起来。党的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
1930年4月，赣县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罗贵波为县委书记。
为保卫红色政权，消灭靖卫团，罗贵波第三次拉起了队伍，把各区、乡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赣县游击大队，有百八十人，罗贵波任大队长兼政委。
后来队伍逐渐壮大，发展到二三百人，扩充为赣南28纵队，罗贵波任政委，主要在赣县、兴国、汀口一带活动。
6月，红军第四次攻打赣州。红6军政委陈毅率部驻在江口，赣县县委去向红6军汇报赣州城内敌情。
罗贵波第一次见到陈毅，两人一起研究如何配合攻打赣州，很投机，最后罗贵波说：「我想到部队去打仗，请你帮我向特委说说！」
「好啊！」陈毅满口应承。
果然没过多久，特委把罗贵波叫去，说：「同意你离开地方，与甘霖一起去筹建赣南3纵队。」
红军攻打赣州后，罗贵波等在田村成立赣南3纵队。这是以赣南28纵队为基干力量，加上赣州、于都、兴国三个游击大队组成的队伍，有300人枪，甘霖任司令员，罗贵波任政委。
甘霖烈士
这是罗贵波第四次拉队伍了。赣南3纵队主要在赣州作战，有时也转战于兴国、万安边界。不久，甘霖调走，罗贵波兼司令员。
三个月后，赣南3纵队奉命与瑞金游击4纵队，兴国、万安游击5纵队开往信丰，一起组建红军22军，陈毅任军长，罗贵波任副军长。罗贵波正式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0月，赣南红22军刚组建不久，就遇上蒋介石向江西红区发起第一次「围剿」。陈毅奉命率军北上，配合主力攻打吉安。罗贵波只带不到一个团的兵力在赣南坚持游击战。
不久，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指示，赣南行委发出第2号通告：「迅速将赣南各县赤色武装，除边远必要的地方、各县、政府留少数外，全部集中编为红军第三十五军。」
据此，各县赤卫队、游击队汇集到信丰，以22军留下的部队为基础组编成35军，罗贵波任军长，邱达三任政委。
11月19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司令部调红21军军长邓毅刚任红35军军长，罗贵波任政委。
邓毅刚（中）
此时，红35军人不足2000、枪不满1000，多是大刀长矛。这是罗贵波第5次组建部队。
王明等人掌握党中央领导权后，罗贵波被免去红35军政委，调到政治部当秘书长，下放到地方为部队筹粮、筹款、扩军。
搞了三四个月地方工作后，他又被调任红35军教导总队政委，年底又奉命调到闽、粤、赣边界独立3师任政委，蒋信才师长牺牲后又兼师长。
后来，他奉命到瑞金在红军学校上干队学习，学了二个月，留校任政治教员。几经波折，五次拉队伍、一心想去打仗的罗贵波还是离开了战斗部队。
1933年冬，红军学校扩大为四个分校。罗贵波被分到彭杨分校任政治总教官。1934年10月一天，红军大学、彭杨分校等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
干部团由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全团随中央纵队行动。随军行动的名单里没有罗贵波，后来又通知他走，到干部团三营担任政委。
翻过夹金山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罗贵波调任上级指挥科政委，周士第任队长。
红军抵达哈达铺时，北上先遣部队编为陕甘支队，上级指挥科、特科团等红军大学一方面军的干部改为上干队，罗贵波任政委兼队长，不久，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罗贵波奉命筹建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后出任八路军120师新358旅政委。
1942年8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晋绥分局，罗贵波任分局委员。12月，北方局调罗贵波到晋绥第八区主持全面工作，担任八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罗贵波来到八地委后，刚上任就遇上一位刺头。
他就是八分区的小老虎文尚志。
罗贵波夫妇合影
早在年初，军分区6团在中庄遭到日军伏击，小虎将文尚志在团长牺牲的情况下主动代理团长，反败为胜，将伏击的日军大部歼灭，名震晋绥。
随着军的扫荡越来越疯狂，为保存干部，原分区司令员韩钧对文尚志说：「组织上派你去抗大学习。」
「我不去学习，我要在这里打仗杀鬼子。」
「你暂到抗大学习一下，等你从延安回来后，再回6团任团长，重振八分区对敌斗争。」
这样不愿意去读书的文尚志才去了抗大七分校，谁知才学了半截，晋绥军区负责干部工作的戴金川来校选干部，又选中了他和特务团团长刘鸿儒两人，刘仍回原部任职。
文尚志以为是韩钧调自己回6团，也乐得不「读书」了，打起背包乐哈哈地跟着戴回了军区。
可在军区住地兴县蔡家崖住下后，戴金川才告诉他说：「你就留在军区任人民武装科科长。」
「这怎么行？！」这大大出乎文尚志的意外，坚辞不干说：「我文化低，不适合做参谋工作，更不习惯在后方。」
以后，他反复「争取」，戴才好不容易松了口：「我拿你没办法，那你还是回前方吧。」
他再派武装护送文尚志从方山城和马坊镇间通过敌封锁线，回到八分区。一到分区司令部，文尚志才知司令部已改组全换人了，韩钧已经走了！
老司令走了就走了吧，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就行。他也无所谓，大大咧咧住下来了，「拜亲访友」在老战友家里串。
这时他仍以为自己报到后就回6团，可他万万没想到新来的张中如参谋长在接见时，说：「你留分区当参谋。」
时任第八军分区参谋长的张中如（晚年）
「军区让我当科长我都没干，回分区居然只是当个小参谋？！」这使文尚志十分惊异。
他转而一想，不会是军区首长因我不接受分配而对我的惩罚吧？当即大声问参谋长：「这是不是军区首长意见？」
参谋长笑着说：「不是，是我的决定。」
那肯定是张参谋长新来，对自己不了解，文尚志于是又红着脖子向他说明：
「我过去一直是带兵打仗，参谋工作干不了。军区留我，我不干才回来的！我的志愿是到部队打仗去，对机关工作不熟悉。」
尽管他一再说明，张参谋长还是不答应，小老虎一上火，就骂人，结果两人大吵起来了。
这时军分区政委罗贵波派人来叫他了。文尚志想：现在我还不归你管，干嘛不放我，想干架吗？与敌人白刃战都拼过，难道还怕你一个政委不成。
他带着怒气，呼哧呼哧地去见罗贵波了。谁知他一进门，罗贵波见着他笑脸相迎，等他坐下后，他还亲自倒了一杯水，送在他手里。
文尚志一看罗贵波温文尔雅，倒不像要干架的样子，刚才要打架的气也消了一半。罗贵波问他在抗大学习情况后，问：「通过封锁线时正下大雪冻着了没有？」
「那天我在山上迷路，在雪窝里蹲了半夜。」
「八分区形势严峻，敌人很疯狂，根据地缩小，人心惶惶，若不狠狠教训一下敌人，我们就很难站稳脚。」
「听说你愿打仗，这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干部，现在6团已缩编成支队，营取消了，你回去不合适，所以我想留你在司令部。」
「这样你以后不仅可以到6支队，其他支队你都可以去帮他们打仗，这不比一个团的范围更大吗。」
「再说我们新来，情况还不熟，你在八分区多年，为我参谋参谋，咱们共渡难关好吗？不要走啦。」
这一席话说得有道有理，文尚志暗暗点头，心想我受党的教育多年，也是讲道理讲正气的人，岂能在我军困难时当逃兵。
这时罗贵波又趁热打铁：「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委曲和战火考验，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么。」
「共产党员不能计较名誉地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长征路上部队缩小了，有的团长就当了连长，照样干革命。」
「革命工作只有职责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了。」
「以我为例吧，我原来是晋西北军区党委副书记，旅政委，现在到分区当政委，并不是因为犯错误被降职，是形势需要啊！」
听到这，文尚志心动了。罗贵波又说：「我听说，你当连长时才18岁，你手下的班长都比你年龄大；当营长时才20岁。」
「别的团精简时，营级干部有的编到你们营当连长，他们不是都干得很好吗？而且都很尊重你呀！过去你所以能打胜仗，还不是这些同志卖力的结果吗？」
」比如6团的老排长郝树骞，长征当过我的警卫员，现在已经30多岁，比你大差不多10岁，像老大哥似的，紧紧护着你，他们的品德是多么高尚，难道你还不如他们吗，小虎将！」
这一说，又全是文尚志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文尚志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对头了。
经过罗贵波一番耐心细致的谈话，文尚志服了，最后表态说：「当连长去我也干，我向参谋长道歉！」
不久，罗贵波和张参谋长要文尚志负责干部轮训队，他不仅接受了分配，而且干得还很好。军分区的人说：「罗政委一来，就收服了文尚志这狂傲不羁的小老虎，肯定本事不小！」
1943年，日军的秋季攻势开始了。为了最后战胜法西斯同盟，英、美等国希望八路军配合反攻日本。
为此派了一个外国记者团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采访，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
一天，记者考察团在国民党中央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陪同下，从延安来到八分区驻地关头村。
司令员王长江和政委罗贵波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对敌斗争全面情况，记者参观了分区警卫连、修械所、医疗所。
警卫连的日式武器装备引起了记者们的特别注意。其中【合众社】的记者福尔曼忍不住问道：「我在重庆后方听说你们八路军已经多年不打日军了，这些日本武器是哪里来的？」
这话一说，记者团内那个国民党「邓副局长」听了默不做声，脸却「扑哧」一下红了起来。
哈里森福尔曼（右二）
「谁说我们多年不打鬼子啦？这些武器全是缴获日军的！」罗贵波说。
重庆的「撒谎」不攻自破了。「邓副局长」不甘心地说：「那我们就去看看八路军杀鬼子吧。」
「好啊！」记者们早就希望到前方去「看打仗」，而罗贵波早就有了准备，说：「你们想看，我亲自带队。」
记者们在罗贵波带领下，去了汾阳前线，夜间，6支队奔袭汾阳火车站、飞机场、发电厂；
次日夜，八路军又利用内线关系开启堡门，一举攻克协和堡，俘虏日军4人（其余全被击毙）、伪军1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记者们又跟着看了场「实战」。
这些洋记者观战后，惊奇地说：「你们八路军，一没飞机，二没大炮，这么轻松攻克敌据点，真是奇迹。」
「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奇迹，是小菜一碟。」罗贵波说。
福尔曼观了两场实战，大受鼓舞。第二天，老乡来慰问打了胜仗的八路军，平时喜欢出点「风头」的他在大街上热情地向老乡们发表「演讲」，说：
「今天老乡来慰劳军人，我感到最有意思。中国有句土话耳闻不如目见，我亲眼看到八路军和老百姓亲密合作的情景，证明我在延安听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群众热烈鼓掌。
福尔曼又高声说：「八路军和美国英国打共同的敌人，咱们都是朋友。不久，美国就能给八路军飞机大炮，打日本鬼子。」
听到洋记者福尔曼「演说」的事儿，罗贵波说：「洋记者演说虽然是一时冲动，但说明国民党说我们不打鬼子骗他们太久了！我们还得亮点独门秘籍给他们看看！」
当记者返回关头后，2支队采取坑道作业爆破战术，摧毁敌碉堡，消灭敌军。这一次实战参观，更是让洋记者们大开眼界，忍不住说：「八路军这种战法怪得很，全世界都没有。」
这话高兴得战士们哈哈大笑。
记者返回重庆后，写出大量通讯报导，在后方和国外报刊上发表，国民党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一下子全都破产了。
有位记者还说「在八路军里，最好最先进的武器是缴获日军的，但他们有独门秘籍，这比世界上最好的武器都管用。」
但到底是什么秘籍，在新闻检查时被删除了，据说是因为怕鬼子知道。事后，日军情报机关忙碌了好大阵子，派出多路人马去寻找着「秘籍」，结果―无所获。
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在各地设立军调组，太原军调组共产党负责人为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
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派罗贵波代表他本人去太原谈判，罗因故未去，改由军区参谋长张希钦为团长，四分区专员张于丞、军区一科长文尚志为团员，组成三人代表团前往太原。
张希钦
张于丞曾在阎锡山的旧军官训练团当过主任，与阎军高级将领有过交往，想趁此机会，见见面，叙叙旧，沟通一下关系。
不料阎锡山发现后，立即命令其将领不准会见。这样张于丞不仅不能活动，反而受到监控，只好回去了。
不久，张希钦也因临时任务到汾阳去了。这样就留下文尚志一人在太原与敌周旋。
在谈判桌上，阎方谈判代表见中共代表就文尚志一人，张狂得很，提出：「八路军撤出宁固阜，以示脱离。」
文尚志按罗贵波指示，据理力争，寸土不让，说：「宁固阜原系日寇侵占的据点，八年来我军在此与敌浴血奋战之时，贵军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晋西。」
「现在是日军把你们接到城里，不论天时地利，均应由我方对日军受降，应撤离的是你们和日军，而不是我方。」
尽管文尚志理足义正，驳得阎方无言以对，但对方代表仍称：「我是奉阎司令长官之命来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兄弟无权撤离。」
文尚志从文水回来后，太原军调组我军代表陈赓告诉他：
「为了争取阎锡山共同对付老蒋，我已答应把平遥县宁固阜的日军和武器交给阎方，已电告吕梁首长彭绍辉、罗贵波，你和阎方作战科长张联鸿去办一下交接事宜。」
怕彭绍辉、罗贵波有意见，陈赓又特别嘱咐说：「如你们需要武器，我可以拨给，你一定要说服彭、罗，不要小气，影响大局。」
第二天，文尚志准备出发。临行前，陈赓还又特别把阎方代表叫来，当着文尚志的面，一起交代任务，以示真诚。
可他们一起到达宁固阜时，情况大变，罗贵波派政治部主任何辉赶来，对文尚志说：「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能让步，此处日军应由我军受降，决不能交给阎方。」
何辉少将
罗贵波和陈赛两位首长交代得都如此明白，可两相矛盾，并且两人都要文尚志坚持照办，这可难为了文尚志：咋办呀？但又事不宜迟，还不能叫阎方代表看出这一矛盾！
文尚志急中生智，与何辉密商说：
「叫驻军代表11团政委孙继争同志先设宴招待我们代表，为代表接风洗尘。席间不谈交接之事，只谈些风土人情家乡话，然后叫代表休息，第二天再谈。」
就在代表「休息」的当晚，孙继争等人派人与日伪谈判，令他们把武器交出，再放他们走，不知底细的日军只想着早日逃离生死之地，只好答应条件。
文尚志和阎方代表吃好了，睡好了，次日早饭后，再去11团，然后文尚志大声宣布陈赓的决定。谁知这时，孙继争却苦着月佥说：「我只能表示个遗憾呀！」
「遗憾？什么遗憾？」阎方代表问。
文尚志也装着惊讶的样子，厉声问道：「怎么回事？」
孙继争少将
孙继争政委说：「这个据点已为我军受降，不存在再交割的事。」
文尚志「劝说无效」，生着气说：「我只能打电话找军区首长请示。」接着，他就去打电话。而何辉早就暗中做了安排，军区回电话说：「彭、罗首长到晋绥军区去了。」
文尚志「只好」再去和阎方代表商量，说：「领导也不在了，这事我也没办法啦！只能请你谅解了。」
文尚志与何辉合演了一场双簧，表演真真切切，阎方代表目睹此状，也只好叹气说：「咱们都是当参谋的，我理解，咱们尽到力就行了，回去再说吧。"
第一天，文尚志赶回太原，正好陈赓去机场，要去延安。文尚志立即赶到机场向他报告此行结果，陈赓听后很不高兴，当着美蒋阎代表的面，说：「无能，愚蠢。」
因飞机马上要起飞，陈赓边上舷梯，还边回头狠声地说：「文尚志，等我回来再和你说。」
陈赓的意思是要和他秋后算账呢！众目睽睽之下，弄得文尚志下不了台。
1949年8月，太原警备司令罗贵波奉命调任解放军第7军任军政委，彭绍辉任军长，准备开赴青海。罗贵波因有病暂留北京治疗。随后，他在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
10月一天，朱德总司令突然把他找去了，说：「罗贵波，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各项工作都要逐步走上正规，中央军委的工作机构急待建立健全，你不要去7军了，就留在北京吧！」
「我还是想去部队。」
「你还在部队，不过是去组建中央军委办公厅。」
不久，由毛泽东任命罗贵波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于是协助朱德筹建解放军三军统帅部。
没过几个月，罗贵波又有了新任务。
年底，越共中央派代表携带胡志明主席的秘密文件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的请求。
原来，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举行八月革命，占领了河内。
法帝国主义不甘心放弃这块殖民宝地，卷土重来。胡志明随即转入农村，进行武装斗争。
这时越共的抗法斗争正处于极其困难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研究后，决定援越抗法。
因为我党对越南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经与越共中央协商后，毛泽东决定先派一名高级干部作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代表。他就是罗贵波。
临行前，刘少奇专门召见罗贵波，交代说：
「中央交给你的任务是：进行调查研究，将情况报告党中央，供中央制定援越抗法的方针、原则和计划，并帮助越南制定军事援助计划，建立两党中央的正式联系。」
「我会努力做好工作的！」罗贵波回答。
最后，刘少奇说：「时间三个月，此项工作目前注意保密。」
1950年1月，罗贵波同妻子李涵珍告别，踏上了去越南的征程。妻子李涵珍只知中央派丈夫去越南，对执行什么任务、去多长时间一概不知。
罗贵波去越南后，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原定三个月，结果一拖再拖，期间受命组织迎接陈赓，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故事
老战友异国相见，有着说不完的话，罗贵波和陈赓兴奋地交谈了一整天。
谈起文水受降之事，罗贵波说：「我那小科长背后捣鬼，和你唱反调，至今还在担心你找他算账呢！」
陈赓哈哈大笑，说：「这帐要算，就算得算到你罗贵波头上，和我唱反调的，是你。」
然后，他接着说：「你胆子大，这文尚志的胆子比你还大，竟敢违反我这个司令员的命令！不过，你们俩这大胆儿，还真让我算准了。」
「那你还骂文尚志无能、愚蠢？」
「他和何辉、孙继争唱双簧，事后当着美蒋阎代表的面向我汇报，我能不骂他？也算是把这双簧唱完吧！」陈赓笑嘻嘻地说。
1950年10月，罗贵波陪同陈赓回国，专门向党中央汇报越北战况和援越工作。
最后，毛泽东说：「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来电报，向我党中央提出正式的请求，让你继续留在越南帮助工作，还请求我党派出党政方面的顾问。」
「中央决定组成若干人员的政治顾问团到越南，帮助越南党政方面的工作，由你任政治顾问团团长，长期在越南工作。」
刘少奇说：「你的出色工作赢得了胡志明主席和越方的信任，他们挽留你呀！胡志明主席、越南中央还欢迎你把家眷也带到越南去。」
毛泽东问罗贵波：「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罗贵波回答说：「她在部队中搞过机要、组织、干部工作，她1933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的锻炼……」
毛泽东一听，笑着说：「很好嘛，她可以同你一起去越南工作。」
回到家后，罗贵波把这个情况向李涵珍详细说了，说：「胡主席强留，毛主席点将，我们去越南工作，不能与其他出国工作的同志比。」
「我们是去帮助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是去帮助他们打仗，帮助他们建设根据地。」
「现在越南军民在越北山区坚持抗战，战斗频繁，生活还很艰苦的，与我们抗战时在晋西北坚持对敌斗争的情况大致相同。」
罗贵波夫妇在越南
「你莫小看我嘛！」李涵珍说，「我也是长征老红军，老革命去工作，还讲什么条件！」
罗贵波又对她说：「我们去越南帮助工作，对内、对外还是要保密，不像抗美援朝，是公开的。」说完后，又问她：「你能去吗？愿意去吗？你考虑考虑。」
李涵珍说：「我是党员，是党的干部，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去打仗我不怕，去吃苦我更不怕。」
在临行前，毛泽东又召见罗贵波。交谈中，毛泽东说：「你是去当顾问，你是从苏区来的干部，你知道李德的事吗？我们只提出意见，当顾问……」
罗贵波在中央苏区工作过，也经历过长征，对毛泽东的话早已深有体会，说：「我在实际行动中去认真贯彻执行。」
12月，罗贵波夫妇一同赴越。
在越南，罗贵波担任胡志明和越共中央的总顾问，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对越共的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罗贵波（左一）与武元甲握手
在胡志明的主持下，越共采纳顾问团的建议，对党、政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越南各方面的工作。罗贵波的工作也得到了胡志明的好评。
罗贵波在越南，一直保持着顾问身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不干涉越共的内部事务。
对越方的内部事务，不在顾问范围的，他从不随便提出意见，特别是对越方的干部和人事问题，绝对不介入。他与越方上至主席胡志明，下至普通干部的关系都很融洽，亲密无间。
越北丛林的生活很艰苦。为了对空隐蔽，顾问团的营地设在深山的丛林深处，只有几间竹笆草屋，闷热潮湿，蚊虫成阵，瘴疟横行。
时间一长，罗贵波在国内战争的伤、病多次复发，有时腰痛得不能站立，他便躺在木椅上办公。
一次，胡志明来开会，他挣扎着要起来，胡志明叫他别动，风趣地说：「你真的成为卧龙先生了。」
罗贵波抱歉地说：「我能工作。」
在越南工作中，罗贵波仔细小心，谦虚谨慎，他最突出的特点是遇事反复思考、斟酌权衡后，才发表意见；
不属于顾问工作范围的事，不去表态，如对越南党内人事安排，即使对方主动问起，他也不提意见。
对此，胡志明说：「罗同志，你太过谨慎了。」罗贵波则以颔首微笑作答。
罗贵波很有涵养，在越南好几年，他从没当面或背后对越方任何人发过脾气。双方交谈，他既和颜悦色，又不苟言笑。胡志明曾形象地说：「你会当哥哥，但不会当姐姐。」
由于罗贵波在越期间的杰出工作，1953年9月2日，胡志明亲自向他授予了越南的最高勋章——胡志明金质勋章，对中国顾问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4年，越南北方终于获得了解放。罗贵波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越大使，顾问团改为专家团。
这时，越南政府尚未进驻城市，罗贵波是骑着马，前往深山老林，在一临时搭成的草棚里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
在任大使期间，罗贵波率领全馆工作人员紧密团结，勤奋工作，工作颇有建树。
他根据国内的指示，经常会见胡志明和越南各级领导，就越南的革命形势发展和经济建设，提出不少宝贵的建议。为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8年1月，罗贵波调任回国。
罗贵波调任回国后，于1958年1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部党委副书记，他先后领导过苏欧司、西欧司、礼宾司、干部司和党委办公室的工作。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党中央决定罗贵波到山西去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
这时，罗贵波已经71岁了，眼睛和耳朵不好使，大量的文件、书报，都要靠秘书读。
但他的精神很好，记忆力特强，思维敏捷，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对工作严肃认真，抓得很紧。他稿子不是叫秘书写，而是自己动手，可眼睛不好，他又习惯用毛笔，字写得很大。
由于他拿着八开的大纸写。写完后，讲稿足足有一尺多厚。省委一副书记去看望他时，见到这厚厚讲稿非常感动，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厚的讲话稿。」
罗贵波哈哈大笑，说：「我眼睛不好。不过，这比古人用竹片写的讲稿薄多了呢！"
一次，罗贵波到吕梁地区去考察老区。
这是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当地老百姓都对他很熟悉，也很亲热。他们围着他，都叫他「罗政委」。
罗贵波也不客气，和老百姓们坐在灶上盘起腿来，问寒问暖，也是亲热得不得了。
但当他看到老百姓们端着大碗吃的，还是玉米面大疙瘩，穿着漏着脚指头的鞋子，心痛地问老百姓：「怎么你们现在还是这样的生活呢？这真叫我这省长痛心啊！」
罗贵波已是年高体弱的人了，但他在这艰苦的山区一待就是10多天。山沟沟里还没有正式道路，村庄小路都是坑坑洼洼，非常难走，坐的北京吉普车颠得老高，他从不说苦和累。
工作人员劝他休息半天再下去，他说：「老区的人民生活还是这样苦，我们下来看看有什么苦累的啊！」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山西还很穷，很落后。但是，历届山西省领导都很节约，罗贵波亦然，有「节约省长」之称。
一次，省政府行政处从水利局借来了一套抽水喷雾器，安装在梅山的下边浇梅山的草坪。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山西太原
罗贵波看到此情况，马上把处长叫去，说：「山西的水资源很缺乏，很多地方老百姓吃不上水，他们跑多远去挑水吃，你们在梅山搞这东西多浪费水啊！这不好啊。」
听了罗贵波的教导，行政处很快把喷水器撤了。
事后，有人说：「罗省长十分关心节约用水」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是节约，不仅仅是节水。
1982年3月，正当山西省人代会召开之际，罗贵波一位红军时代的老战友，从江西千里迢迢地来看望他。
一天，罗省长对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郭起云说：「老友相逢，难得一遇，我请他吃顿饭，四菜一汤、汾酒一杯，我出钱。"
随后，郭起云虽然按照罗贵波的指示安排了，但觉得「四菜一汤」太寒酸，又增加了二道菜。
饭后，罗贵波严肃地对着他说：「四菜一汤是周总理多次倡导并坚持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它，现在还穷，就是将来富裕了，四菜一汤也得执行。」
郭起云争了起来，说：「罗老，你的客人也是山西的客人，劳苦功高的红军战友相聚加两个菜算什么！」
罗老没有吭气，瞪了他一眼，显得不太满意。
没过几天，他的警卫员小吴来宾馆结算饭费。郭起云说：「交两张会议饭票就行。」
为此，小吴去请示罗贵波，最后，还是以请客费结算才算了事。
山西是产煤大省。罗贵波在山西主政期间留下了不少和煤有关的故事。
省政府东大院家属宿舍区，在没用上煤气以前，所有住户烧的都是大块煤或煤糕。这既浪费煤炭，又增加了大院的污染。
于是行政处决定进行改革，让各住户改烧蜂窝煤，这样既节约煤又减少污染。
可有的住户怕麻烦，没去买蜂窝煤炉子，行政处只好给他们垒蜂窝煤炉子，千方百计让大家烧蜂窝煤。
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有人向罗省长反映说：「省政府东大院家属宿舍区住户吃不上饭了，写了大字报小字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行政处让烧蜂窝煤引起的。」
罗省长听到这汇报后，发了脾气，连夜给副省长卫逢祺打电话说：「是谁让东大院改炉灶的，住户连饭也吃不上了你知道吗？」
卫逢祺一听罗省长发了脾气，马上找副秘书长栗春友，粟春友深夜找到李益民家说：
「出问题了，省长对东院改炉灶烧蜂窝煤生气了，让马上停止改炉灶的工作。」
李益民想，我们是给大家办好事的，罗省长一贯支持大家办好事，怎么会发脾气呢？一定是情况反映有误，对粟春友说：「请你放心，我去找罗省长汇报改灶的情况。」
第二天一大早，罗贵波刚起床，李益民就来到了他家，向他汇报东院改烧蜂窝煤的情况，说：「开始普通住户对此是满意的，况且太原市一再号召烧蜂窝煤，减少城市污染。」
罗贵波听了他说的情况，把桌子一拍，说：「有些人反映说让他们烧蜂窝煤就吃不上饭了，我很着急嘛，若是这种情况，要继续干下去，而且要搞好。」
后来，太原市政府在东大院区召开全市节煤现场会议，太原电视台也播放了消息。但罗贵波的思想没只停留在「节省用煤」上，他思考得更远了。
有一次，办公厅的负责人吉政国去他的住处。罗贵波说：「到会客室说说话吧。」
坐下后，罗贵波就说：「山西是产煤的大省，省城太原也很大，烧煤浪费的问题还未引起重视。要下力气去解决煤气供应问题呀！」
然后，他问吉政国：「你家一天需要烧多少煤，每天要往外倒多少灰渣？」
吉政国粗略估算了一下，说：「我家有5口人，每天需烧煤6公斤左右，不包括烧土；往外倒垃圾4至5公斤。以我一户估算，一年我家就要耗用煤2100公斤，出灰渣1800公斤。」
「你一户就有这么大的数字，太原市这么大，居民户那么多，再从全省的一些主要较大的城市来说，用煤烧出的灰渣，数量就更大了。」
「这些煤和灰渣都要从城外往城里运，又要从城里往外拉，不仅耗用很大的物力、人力和财力。还要给城市的污染带来极大的危害，也给广大的市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说到这里，罗贵波坚定地说：「在我任省长期内一定要把太原市的煤气抓上去，逐步再推向全省。」
随后，他亲自主持召开多次会议，研究部署上煤气工程，筹措建设资金，终于在他任省长期间，1981年太原居民户开始用上了管道煤气。
1982年是中日恢复邦交10周年。6月，日本埼玉县副知事松永绿郎率团来访，与山西省人民政府草签山西、埼玉建立友好关系的意向书，两地结为了「友好兄弟」。
双方在商讨友好协议书的文本时，中方起草文件中使用了「友好、合作」字样，而日方草案中却用上了「亲善、提携」字样，日方说这是等值对应的措辞。
省外办主任张克传达罗贵波的指示说：「事关国格，必须字斟句酌。」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曾打着亲善、提携的幌子侵略山西，创痛犹新，现在弃嫌修好，我们决不能再让这种字眼刺痛山西人民的心。」
经过据理力争，日方同意完全按照我方文本草签。
10月25日，应埼玉县知事烟和的邀请，省长罗贵波率山西省代表团访问埼玉。
原定带些 黄芪香烟 去，以便在宴会上送人，宣传黄茂的药理作用，有一句话是「可治咳喘」。临行时，罗贵波一听就摆手，说：
「不要带了。万一话音刚落，当场有人咳嗽一声，岂不大煞风景？」结果，代表团只带去了五台山全景的漆屏和汾酒、竹叶青。
山西省政府的友好访问轰动了埼玉县。当地的【朝日新闻】以显著的位置发布消息，刊登了代表团全体团员的头像和简历。
这次出访，代表团正式签订山西省同外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第一份友好关系协议书。
罗贵波有着丰富的军、政、外交经验。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着记者们的口锋、笔锋和镜头，高龄的罗贵波神采奕奕，口若悬河，舌战群儒。
这时正值「教科书」问题甚嚣尘上，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蹂瞒的亚洲人民义愤填膺，韩国学生捣毁了日本使馆的宣传栏；日本的正直友好人土也纷纷抗议，引起轩然大波。
有记者提出了这一敏感的问题，罗贵波平静地回答说：「亚洲人民的感情，日本人民该是理解的。不过，我高兴地看到，这个问题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第二天见报后，罗贵波说：「你们（指外办）准备得好，翻译准确。」
右翼教科书样本
结束了埼玉之行后，罗贵波一行取道东京回国。在归途中，代表团访问日本广播电视协会。
那里海外部记者突然提出请罗贵波向全球华人讲几句话，当晚播出。罗贵波一口回绝了。事后，他对随行人员说：「这也许是机遇，但更可能是陷阱。一句老话，不打无准备的仗。」
有人说：「罗省长亦攻亦守，不卑不亢，我们胜读了十年书。」
这次访问回国后不久，罗贵波就调往中顾委。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3月，山西领导班子调整，罗贵波退居二线。1995年11月2日21点20分，罗贵波在北京医院103号病室里渍然离开了人世。终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