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保存革命火种，不得不走上长征的艰难道路。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路程之远，环境之恶劣等，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在每位共产党人的心中，它是经久不衰的动力源泉，是永恒不变的信仰。同时，长征也是我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作为长征策划人和指挥者之一的周恩来，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切还得从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开始讲起：
存亡之际该如何？
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清剿工作，始终将我党视为心腹大患。即使在如此高压的打击下，我党依旧日益壮大，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还在赣南、闽西等地建立起了红色革命根据地。
一山不容二虎，蒋介石自知若继续放任共产党成长，往后必将成为他建立独裁政府的最大阻碍。因此，蒋介石容不下共产党，陆续展开了第一、二、三、四次「围剿」行动，妄想将共产党连根拔起。
在中共领导人的正确指挥下，战士们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多次赢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几次交锋下来，蒋介石终于意识到我党并非任人揉搓之辈，更加疯狂针对红军。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雄兵，对红军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行动，此次规模之大是空前的。面对数十倍且装备精良的强敌，经过数月苦战，红军伤亡惨重，一退再退，我军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在周恩来等人想方设法挽回局面时，蒋介石前往庐山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打算给我方最后一击。这次老蒋是抱着必胜的决心，国民党高层们也倾注所有精力，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国民党大军从四面八方进行包围，形成铁桶合围之势。
除了百万大军外，蒋介石为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飞机、大炮，运送军需物资的卡车等一应俱全。可以说，共产党哪怕有飞天遁地之术也难逃此劫，覆灭之兆已经慢慢显现。
时间很快就到了1934年4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11个师分两路进攻广昌，企图打开苏区北面的大门。我军虽拼死抵抗，但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毫无还手之力，伤亡情况异常惨重，这导致战士们军心涣散，广昌难以坚守。
不到一个月时间，红军根据地面积迅速缩小，多处地区皆已失守，最后只剩下会昌仍在苦苦支撑。可面临敌人猛烈的攻击，苏区这最后一道屏障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如此一来，摆在红军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与根据地共存亡，死守到最后；第二，实行战略转移，换取一线生机。
同年5月下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撤出苏区。6月底，共产国际回电，同意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但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身在包围圈中的红军部队往哪撤，突围成功后如何摆脱穷追不舍的追兵？
长征前夕，3招铤而走险
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中央命周恩来担任指挥者之一，然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战前准备工作。周恩来深知中央这次是拿前途命运在做赌注，自己必须主动担起挽救党和红军的重任。
就是这种危难时刻，周恩来下达了三条关键性的指令，彻底扭转了即将覆灭的命运。
其一，组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朝闽浙皖赣边前进。一方面，部队在北上抗日的同时为长征之行探探路。毕竟红军突围的机会只此一次，要是突围方向没有选对，无法全身而退，部队将再次陷入困境之中。
这将使本就苟延残喘的红军，遭受国民党的重创，如此希望便更加渺茫。另一方面，先遣队将战火引到国民党的老巢，以此减缓对我方根据地的压力，从而让包围苏区的敌军阵线松动，这样更有利于我军逃出重围。可光是探路还远远不够。
其二，派王震等人率领红六军团离开中央根据地。国民党一直对我军密切关注，只要稍有动静就会倾巢出动，红六军团刚刚撤退，部分敌军就紧跟其后，追赶我军。殊不知，这是周恩来为他们准备的调虎离山之计，而包围圈也出现了一个缺口。
但突围成功的概率依旧不高。
前文提到过苏区被敌军四面包围，无论我军要从哪个方向突围，都会遇到蒋介石提前安排好的强敌。而这就到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其三，打开国民党内部的「缺口」。
众所周知，国民党除了嫡系部队外，都是由各路军阀组成的军队，也就是所谓的杂牌军，从而军中出现许多不公平待遇，军阀暗地里早已经和蒋介石离了心。
他们表面上听老蒋指挥，实则更看重自己手中的地位和权势，一旦触及谁说话也不好使。周恩来正是考虑到这点，认为争取军阀暗中通信对突围很有必要。
他将目光投放在敌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身上，此人本就主张抗日，又与蒋介石有利害冲突，且害怕嫡系部队会趁虚侵入广东，动摇自己的权势，因此对围剿红军一事并不积极。就在此时，陈济棠竟主动向我军递交秘密停战协议，并请求与我方代表进行面谈。
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于10月选定潘汉年和何长工前往谈判。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诉两人：「你们在谈判时一定要沉着勇敢，必要的情况下见机行事。这次密谈对中央来说很重要，希望你们能够取得成功。」
随后，周恩来又交代了他们的密语和任务，两方人马见面后互相试探。经过深入探讨，陈济棠也认识到，内战只会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之地。现如今，蒋介石能将枪口对准红军，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以后回过头来收拾他们也并不稀奇。
陈济棠所求，就是希望红军不要入粤，避免造成双方不必要的损失。而红军的意图也不在广东，只是想借个道而已。两方在老蒋未察觉时，已经在湘粤边境悄悄撕开了一条通路。
经过3天时间的谈判，双方最后达成5项协议：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相借道、我方可设立后方医院。这次秘密协定的签订，减少了我们前进的阻力，且为突出重围创造了契机。
突破重围，受命于危难之时
与此同时，蒋介石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准备于下旬红军突围时发起总攻。好在我军通过侦察和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察觉到了即将面临的危险，由此决定将突围时间提前一个月。
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红军各项准备工作颇多，哪怕有心也是无力，突围行动只能一拖再拖。而周恩来主要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无权干涉和知道所有准备工作。
在研究留人名单时，负责这块的干部虽说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却只告诉他一个数字，具体内容只字不提。出于责任，就毛泽东去留这个问题，周恩来始终保持自己的意见，并与中央产生了争论。在他的竭力坚持下，毛泽东如愿加入了长征队伍。
10月10日，周恩来随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趁着浓浓夜色悄悄离开瑞金，踏上战略大转移的西征旅程。那是一条布满荆棘与艰辛的道路，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移动，周恩来此刻内心感慨万千。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一眨眼就在这待了3年了，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他倒是有些不舍得离开了。
这时，苏区的老百姓们也赶来了，拦住行军的战士们，将仅有的物资送到他们手上。风声中夹杂着乡亲们的告别声，泪水在许多人眼中打转，这刻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这一去，不知道前路会经历多少困难险阻，也不知道付出多少牺牲，才能重新回到此处……
很快，红军部队就来到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众将士齐心协力，经数小时激战，顺利突破封锁线，并俘虏了部分敌军。与此同时，陈济棠遵守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命令其部下退守广东，佯装打了几枪后，让出进入湘南的通道。
趁敌人没缓过神来，红军瞅准时机又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蒋介石大怒，决心将红军消灭于湘粤赣边区的封锁地带，周浑元和薛岳共集结16个师待命。
如果红军行动迅速些，便还有机会摆脱追捕，可惜带队的干部处理事情不果断。只见队伍中，有挑着各种物资的担架队、驮着辎重的骡马队。还有被数人抬着的笨重机器、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以及由妇女组成的休养连，首尾相衔，十分拥挤。
而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则夹护在庞大队伍的两翼，形成了甬道，你挤我我挤你，根本拉不开前进的步幅。想曾经的红军行军如飞，哪怕是国民党再厉害，这点是从未超越过的。再看看现在，战士们行军速度缓慢，有时只能走10-15公里，相信不久敌军就会追上来。
看到队伍前进速度如此慢，周恩来内心非常焦虑，既要注意后方的追兵，还要亲自疏通拥挤的队伍。不顾其他干部的要求，他下令让战士们减负前行，不是必要品就全部丢掉。
在这期间，红军部队边打边退，伤亡情况日益增加，身后的追兵仍死死咬住不放。此时，蒋介石也看出了我军打算西征的意图，随即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周浑元和薛岳也一同对红军加紧「围剿」，同时陈济棠、白崇禧率主力部队驻守在湘江沿岸。
当下局势异常严峻，红军被全歼于湘江不是不可能，中央领导立即召开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临时指挥部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等人围坐在一起，朱德首先发表意见：「那些坛坛罐罐还需要丢掉一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渡河，省得夜长梦多。」
周恩来等人闻言点点头，意思是可行。可仍有少数干部持反对意见，认为那些物资不能丢，直言：「这都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抢回来的，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丢掉了革命的本钱。」这话怎么听都别扭，难道凭借这些无用的死物还能翻身不成？
一番争论过后，周恩来等人强调：「只要战略转移能够成功，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话已至此，自是全员减负，强渡湘江。
尽管渡江队伍全力加速，但在敌人的密集扫射和猛烈轰炸下，无数红军战士倒在了血泊里，最后整个部队锐减到3万余人。危机暂时解除后，红军部队原地休整，周恩来拿出望远镜看向湘江。滔滔江水上泛起了阵阵殷红，累累的烈士尸骨横列在两岸，此次渡江我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时此刻，红军高级军事领导猛然意识到指挥之重要，显然这次的指挥官空有大道理，在排兵布阵这块一窍不通，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党和红军将彻底毁灭。
众领导背后一阵发凉，纷纷希望周恩来能接过重任，带领剩余红军支撑困难的局面。就这样，所有军事事务全部交由周恩来负责，一切红军调动、打仗、行军全都靠他出面指挥。
周恩来在长征路上
白天，周恩来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有时候还要指挥部队作战。好不容易到了驻地，他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一刻也不得闲，常常需要忙到下半夜。假如遇到突发情况，周恩来就算刚睡下，也会立即醒来，继续处理工作。
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导致周恩来双眼布满红血丝，脸色也十分难看。但除此之外，你看不到他身上一丝一毫的倦意，眼里也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芒。
可人也不是铁打的，光靠周恩来一人撑着也不是办法，中央经过多次研究，建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三人指挥小组，共同负责红军后续的所有行动。事实证明，打胜仗靠的还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用兵如神的能力。团结合作，默契配合，更是关键所在。
在之后的战斗里，毛主席制定战略方针路线，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不论战役大小，他一贯将「知己知彼」放在首位。战前，周恩来会将敌我军情研究吃透，下达命令到各个部队，先到哪里，战斗怎么打，都要交代得明明白白才会睡下。
很多时候，通过周恩来才知道，敌人是嫡系还是杂牌军，兵力部署如何，作战能力怎样。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好，各部队发挥各自特长，总能让敌人吃败仗。
因此，周恩来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十分敬重、钦佩他，也很喜欢与他接近。毛主席也曾经说过：「周恩来同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长征途中，要说最操劳的人肯定是周恩来，日夜不歇地工作，指挥战事，再加上营养跟不上。积劳成疾的周恩来一病不起，不同以往，这次病情来势汹汹，连续几天体温飙升到40℃，且没有退烧的迹象。一开始，军医以为是常见的多发病，可治疗了几日还是不见好。
期间，周恩来时常昏迷不醒，神志不清，中央万分焦急，派王斌和李治一起治疗。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他们都错了，周恩来患的是肝炎，因未得到及时治疗，现已经病变成阿米巴肝脓肿。这种情况只有一个治疗办法，那就是排脓。
两位军医都面露难色，这下可不好办了。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和环境极差，连最简单的消毒也做不到，这就意味着穿刺或开刀都不行。可再耽误下去，病情持续恶化，保不齐会有生命危险。经过商量，医生提议让战士去高山取些冰块回来，采取冷敷的方法排脓。
同时，为了照顾病重的周恩来，组织特地将邓颖超叫过来。面对邓颖超的一次次呼喊，周恩来还陷入昏迷中，无法做出回应。感受着床上的人呼吸微弱，浑身发烫，邓颖超心如刀绞。
一旁的毛泽东赶紧遣散众人，安慰道：「你放心吧，恩来同志会没事的……」很快，战士们就将冰块取了回来，两位主治医师将冰块敷在肝区附近，将近过了七八个小时，才终于将周恩来体内的脓全部排出。
次日，周恩来的烧已经退了，睁开眼就看见眼睛红肿的邓颖超，感到有些意外，惊讶地问：「小超，是你吗？」终于听见丈夫的回应，邓颖超泪如泉涌，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是我，恩来你怎样了？身体好受些了吗？」刚刚醒来，周恩来十分虚弱，微微点了点头。
听闻周恩来醒过来的消息，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急忙赶来问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屋内好不热闹。惊喜之余，毛主席将主治医生拉到一边，询问周恩来身体的具体状况。
医生说：「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太有限了，病情根本无法得以救治。虽然只是暂时脱离危险，但我相信会有一线生机，让他渡过难关。」毛泽东听完沉默了许久，随后走进屋里。
与此同时，红军又迎来了新的危机，周恩来不顾病体，躺在木板上与毛泽东商议军事行动。组织以周恩来需要休养为由，将事务分工给其他领导，并叮嘱他安心养病。不久后，红军开始过草地北上，可周恩来仍旧处于病重中，身体异常虚弱。别说过草地，就连平时走动靠他一人也做不到，那该如何是好？
彭德怀思索了一小会儿，心里有了打算，派人叫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过来，叮嘱道：「周恩来同志我就交给你了，你负责组织好担架队，务必将人安全抬出草地。」随即，彭德怀又补了一句：「就算把大炮都丢了，也必须把恩来抬出草地！」
最后，肖劲光从迫击炮队调出几人，组成担架队，轮流抬着周恩来向大草地进发。同时，得到消息的陈赓立马赶来，说什么也要担任担架队长。杨立三也坚持加入担架队，为将周恩来抬出草地尽一份力。
草地里的气候瞬息万变，时而下雨，时而天晴，一会儿狂风暴雨，一会儿下冰雹。这使得草地上到处都是泥潭，还有过腰的水草，要是途经沼泽地就更艰难了。稍有差池，小命可就不保了，更别提抬着担架的战士们，对他们来说这是场很大的挑战。
这些周恩来心里都清楚，自己现在虽然身形消瘦，可毕竟是个成年男性，战士们因为自己需要消耗大量体力，他深感不安。于是，周恩来多次表示自己可以下来走，可每次杨立三都会出声拒绝，让周恩来不要想太多，大家有信心将他抬出草地。
无可奈何，周恩来只好继续让杨立三他们抬着，时不时和战士们说说话，给他们打精神。历经六天六夜的艰难行军后，我军终于甩开围追堵截的敌军，走出大草地，离长征胜利也更近了一步。
出了草地，周恩来的病情也开始慢慢好转，再次接过指挥部队的重任。在战胜重重磨难，扫清前路障碍后，红军部队继续北上。1935年10月22日，我军抵达终点站，赢得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长征之路就此圆满结束。
「长征」两个字背后，蕴藏着无数共产党人的流血和牺牲，也深藏着像周恩来这般为革命事业默默付出的人。如果不是周恩来下好这「三步棋」，红军不会这么轻易突围成功，或许也不会有长征以后的故事，这些充分体现出周总理的深谋远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