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战犯管理所
前言
1975年3月19日早上六点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上百名两鬓斑白的战犯，像往常一样，在管教人员的带领下，有序走进礼堂，准备一起收听重要广播。
这件事如果放到前几年，他们可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出去。自1959年到1966年，国家曾先后进行过6次特赦，当时他们还抱有一定期望。
但是，自1966年到1975年的近9年时间里，因为特殊社会原因，一直没有再进行过特赦。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自己很可能要在这里了此残生了。
但是，就在前一天晚上，他们得知此次广播事关「特赦战犯」。因此，在播音员播报消息前，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想确定一下自己在不在特赦之列。
当播音员说道：「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时，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当听到「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犯」时，整个大礼堂瞬间沸腾。房间里持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以及此起彼伏的「毛主席万岁！」高呼声。
有人激动得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有人仰天痛哭、泪流满面。当然，也有人表示怀疑。那么，毛主席为何时隔九年，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呢？
毛主席下令全部特赦
战犯做早操
自第六批战犯特赦后，周总理就一直关注战犯们的情况，多次提醒公安部门注意。由于很多战犯年纪越来越大，再加上他们本身就疾病缠身，战犯们的死亡率逐年增多。
因此，公安部门于1971年给周总理上交了一份【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
得知这个情况后，周总理对公安部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并给出指示：应该给他们以「特赦」的出路。否则只会让这些人觉得「释放大战犯，小战犯却要关到死。」这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
很快，公安部门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周总理的批示。此后又召集辽宁、山东等地关押战犯的负责人，以及有改造任务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
同年六月底，他们向周总理上交了一份【关于加强改造战犯工作的请示报告】，建议在召开第四届人大会议时，特赦一批战犯。此后，公安部门进一步研究特赦问题。
周恩来
1974年12月，周恩来批示，要求公安部门列出全部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23日，周恩来在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指示：
「还有一批战犯，他们已经放下武器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做什么，把他们放了吧，可以来去自由。」
此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但他依旧非常重视这个工作，拖着病体找华国锋谈了一次话。随后，华国锋指示公安部收集所有在押人员的详细资料，编成简报上报。
公安部门立即夜以继日工作，将所有战犯的名字、职务、表现以及身体情况等信息详细整理列出。周总理看过后，指示他们进行分类工作，以便党中央与毛主席审批。
为挑选出特赦名单，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在搞清楚每个人基本信息的基础上，他让大家畅所欲言，说一说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特赦，以及相应的原因。
华国锋
这样的会议，常常一开就开到后半夜。年纪大的同志，到后半夜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坐在那里稍微打个盹，然后继续会议。经过二十多个日夜的努力，大家终于确定：包括周养浩、谢代生在内的13个人不能特赦，其余人等都可特赦。
其中，周养浩曾是国民党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就是由他策划杀害。另外，1949年，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他还秉承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大屠杀。可谓罪孽深重。
后来关押战犯管理所期间，周养浩表现也一直不太好。起初，他凭借着较好的口才，拼命为自己辩护，但法官自然不允许他狡辩。后来他干脆破罐子破摔，不但改造较差，连监规也不遵守，更不好好劳动，经常装病。
此前，党中央一直采取的是分批审理，视改造情况，分批特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也曾作过重要批示：
「对于这批战争犯，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考虑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周养浩
周总理也在相关报告上批示：「我们要把他们改造好，变成新人。」
因此，大家一致认为，就以往的特赦规定来看，没有改造好的周养浩肯定不能被特赦。
这份报告经周总理审阅后，于1975年2月27日送报毛主席。毛主席看过后，挥笔作出如下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指周养浩等人）。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主席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原报告中安置在农村的已释放战犯每月生活费是15-20元。毛主席觉得，这样气魄太小了，所以指示每人发放100元。
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华国锋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落实方案。会上，他对大家说道：「要精心核对战犯数字，不要打埋伏。」
说完之后，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对施义之说道：
「你口袋里还有没有啊？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
施义之赶紧表态：「口袋光光，已经全部列上了。」
最后，华国锋亲自核对，发现确实一个没少后，才如实向毛主席汇报。
战犯痛哭流涕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一不是欢天喜地，所长金源站在人群前面大声说道：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
金源话音刚落，房间内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大家在激动万分的情绪下，纷纷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
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合影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向他们颁发了释放通知书。这一天，抚顺、济南等地同时举行特赦仪式。被特赦的人员全部端坐在座位上，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认真聆听法官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此次特赦除了涉及全部人员让他们感到意外，还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他们提供的待遇，也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毛主席指示：
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已经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可享受公费医疗。想要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想要再回来的，也随时欢迎回来。
此前，他们只求能够在有生之年被特赦，然后自食其力。根本没想到能有如此好的待遇。另外，与以往特赦不同，此次特赦人员都由统战部门管理，彻底脱离公安部门。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在政治上翻了身。（前六批特赦人员也改为由统战部门管理）
特赦战犯大会
3月20日下午，管理所为他们摆下12张大圆桌庆祝。护士长以及工人师傅们，都穿着洁白的围裙，在餐桌之间来回穿梭，为他们上菜端汤。这些年过半百、重获自由的国军将领高兴地开怀畅饮，很多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不少人因此被抬了出去。
22日，293名特赦战犯，相继从抚顺、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齐聚北京前门饭店，准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只见他们全部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提包。包里装着毛毯、绒衣、床单、被罩、洗漱用品等。这些都是提前给他们准备好的。
虽然他们都上了年纪，但毕竟都是军人出身，个个昂首挺胸、器宇不凡，走起路来步伐稳健。如果再给他们配上帽徽与肩章，俨然就是一支正规军队。
之所以让他们穿蓝色制服，是因为华国锋觉得这套衣服端庄大方，而且这种军便服，还能让他们重新体验一下当军人的感觉。
23日，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括黄维、文强等27位特赦战犯代表,他们纷纷发言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
特赦的战犯
24日下午，北京前门饭店前出现一串汽车，还有一级警卫规格的警卫护送，全体特赦人员相继坐上汽车，前往北京饭店。行驶途中，路上的百姓纷纷驻足观看，场面非常壮观。
车辆在北京饭店门前停下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热情接待了他们。宴会上，整体气氛欢快热烈。大家高举酒杯，将以往的恩怨全部咽下肚中。
期间，叶剑英再次强调了特赦后的政策，希望他们能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多为人民、为国家做好事。
黄维再次代表全体特赦人员，宣读对党中央与毛主席的感谢信。他一边表决心，一边喊口号，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现场的老朋友，都为黄维这种举动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黄维一向「拒绝改造，走路都要挺着肚子」。
毛主席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当时有些人不太理解，但当这一决定生效后，大家才知道毛主席的高明之处。毛主席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三方面考量。
黄维
首先，向蒋介石方面抛出绣球。毛主席一直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之前本来有一次机会，但因为朝鲜战争放弃。
另外，当时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也发生很大改变。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驱蒋案，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达到了99个，台湾的外交空间越来越小。毛主席无条件释放全部战犯，有利于改善两岸关系。
其次，制造烟雾弹。蒋介石政府一向多疑，有些战犯的家人在台湾，他们也很想回去，但蒋介石并不会信任他们。
最后，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
毛主席早就说过，特赦战犯，是为了创造更加安定、和平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从宽处理战犯，有助于我们鼓励、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
同时，释放战犯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积极因素。因为，杀了他们，既不能增产，也不能提高科学水平，更不能强大国防、收回台湾，而且还会起到消极作用。但如果释放他们，还可以让他们把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蒋介石
之后这些人的表现，以及台湾方面和国际媒体的反应，也正好说明毛主席的高明之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在293名特赦人员中，有280多人向共产党提出留在大陆生活以及安排工作的请求，党中央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另外，还有十人提出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这十人分别是王秉钺、陈士章、王云沛、周养浩、蔡省三、段克文、张海商、杨南村、张铁石、赵一雪。其中，除蔡省三在台湾没有亲人，其他都有亲人在台湾。
但是，这场满怀期待探望亲友的行动，却让他们彻底看清蒋介石政府的真实面目。
4月11日，他们从广州乘坐火车到达深圳，然后再前往香港，下榻在香港的帝国酒店与兰宫酒店，满心欢喜等待台湾方面的消息。
但台湾方面却表示，如果他们想要回去，只能通过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申请。同时，国民党方面还将他们视为「间谍」，声称他们回来不是为了探亲，而是有任务在身，直言不欢迎任何统战工具。
蔡省三
对此，周养浩等人大失所望，他们宁死也不愿以难民的身份提出申请。为此，他们只能滞留香港。
但是，他们在香港的停留期限只有七天。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他们必须尽快解决签证延期问题。在这种困难时刻，他们曾经为之卖命的国民党，继续对他们置若罔闻。最终还是中国旅行社派人把他们送到了香港移民局，帮助他们延期。
对此，蔡省三激愤喊话：
「回来只是我们的个人决定，我想国民党方面不会拒绝我们入境。我们为国民党辛苦工作几十年，如今想回台湾，难道也不提供条件？」
对此，台湾方面依旧不理会。
5月5日，香港媒体突然报道：张铁石在酒店自杀！这条新闻让所有人都惊诧不已。据说，张铁石在遗书上留下了「赴台已感绝望」的字句。可见他对国民党的失望程度。
这样的结果，让其他九人纷纷感到绝望。王秉钺于9月，从香港启程飞往美国。很快，陈士章、段克文等人也相继离开香港前往美国。
虽然很失望，但蔡省三与王云沛两人依旧想在有生之年与亲人团聚，他们决定暂留香港，待时机合适再飞往台湾。
而赵一雪、张海商与杨南村三人则决定重返大陆。重新回到北京后，党中央践行之前的承诺，热烈欢迎他们，并且在生活与工作上都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安排。后来，他们三人分别担任了湖北、上海以及四川的省、市政协委员，在大陆安度晚年。
对于台湾方面的做法，多家海外媒体对他们进行了抨击。美国【新闻选刊】表示，台湾陷入了窘境。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则认为，这件事情，使得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进行的持久宣传战中胜了一筹。曼谷【新中原报】的评论，也揭开了主席的高明之处：
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便是具备着此一重大意义和作用。此举不只对台湾同胞有所影响，对海外华侨亦是一种有力启示。」
毛主席
与毛主席此前的预想一样，当初留在大陆的特赦人员，也为人民做出不少贡献。仅1964年释放的42名战犯中，就有28人获得多种奖励，还有8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回忆称，当初，除一部分人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外，还有很多人被分配到工业、农业部门。
他们在这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所长。例如，原国民党少将白玉昆，就在河北培育出了很多新品种的果树，每年都会获得大丰收。之后，他还将这些栽培技术推广到了河北全省，惠及不少农民。
另外，此前被视为罪大恶极顽固分子的周养浩，甚至成为那批特赦人员中，表现较好的一位。
1997年，任海生（左一）文强（右三）蔡省三（右二）在北京
定居美国期间，有不怀好意的记者找到他，想从他嘴里掏出一些摸黑中国共产党的话，他却说：「你们不了解中国。」听到同在美国的段克文肆意抹黑共产党时，他大骂段克文不是个东西。
当然，其他被特赦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也始终记得共产党的好。蔡省三的夫人在临终前依旧不忘叮嘱家人：
「记住，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的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