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酬神田香岩诗（取自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
伯希和于1908年获得藏经洞文物后，便返回安南河内；复于1909年5月动身来华，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并于一个多月后抵达北平。该年9月，时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董康便已侦得此讯，并经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开森，得以接触伯氏，披览并拍摄部分敦煌写本。为集结同好募款集资，委伯氏返回巴黎后将所有敦煌文献制成珂罗版，寄返中国，交由董氏诵芬室印行。董氏力邀罗振玉参与其中，促成罗氏私访伯氏、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并由诵芬室印制，分发海内。
【书舶庸谭】的作者董康[1869—1948，有关董康生年，通说是1867年。然而据【清代朱卷集成】所收董氏应举文书中载「同治己巳（1869）三月二十二日吉时生」，生年应为1869年。参见孔颖：【晚清中央政府の法制官董康の日本監獄視察について】，【或問】第18號，2010年，第39页。至于他的卒年，一般认为是1947年。然而据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局档案」J184-002-04391号档案，1948年5月4日义字64号第二分驻所「呈为地院会同检验董康因病身死由」可知，其卒年为1948年。转引自陈新宇：【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页注1]，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进士出身，雅好藏书，专精版本目录之学，以法学、文史之才名重当时。
董氏自清季（1902）受命东渡，考察日本司法刑律以来，此后蹈海赴日凡「廿余次」（董康著，王君南整理：【董康东游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虽然动因各有不同（如衔命公干、潜逃避难、应邀讲学等），但交游、访书为历次出行所未曾缺者。他由此不仅结交日本汉学重镇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法学名流如松冈义正等，还与古籍珂罗版制作「海东第一名手」小林忠等过从甚密，自称「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者」。（【董康东游日记】，第2页）董氏于1926年12月30日至1927年5月1日避孙传芳通缉之祸，1933年11月8日至1934年1月22日受邀讲学，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应邀出席孔子圣堂落成式，1936年8月19日至9月15日携眷避暑，先后四次赴日，分别见载于董氏【书舶庸谭】卷1—4、卷5—7、卷8、卷9，个中细节颇称详备。至于董氏于1906年4月至12月赴日考察狱政、1911年至1913年因辛亥革命东渡避难等经历，亦有见载于日人日记、回忆录者。（如神田喜一郎的回忆及其所引祖父神田香岩日记，参见氏著【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年，第157—162页）
▲【燕麈】第2卷第12号、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书影（取自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
因董氏文、法兼擅，文史学界与法学等界致力于勾稽董氏生平业绩者，不乏其例。笔者拟立足于【书舶庸谭】，抽绎董氏与彼时日本学界之交往断片若干，聊作发挥，藉此展现两国学术互动之侧面。唯需说明者，【书舶庸谭】传世者有四卷、九卷之别，前者有1928（戊辰）年董氏自刻本、1930（庚午）年大东书局印本，后者有1939（己卯）年诵芬室重校定本、1940（庚辰）年重印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该书整理本凡三，四卷本有傅杰据戊辰本所作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九卷本则先后有王君南以己卯本为底本所校【董康东游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朱慧以庚辰本为底本所作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下文即以此三书为主要文献依据，除非必要，行文出注以王君南本为准。
（一）
陈寅恪先生曾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清季以降，中国古文献之重大发现者凡四，敦煌藏经洞文献居其一。学界得预此流，虽有赖外人如伯希和等之力，但董康作为情报搜集、发布者，实在功不可没。
伯希和于1908年获得藏经洞文物后，便返回安南河内；复于1909年5月动身来华，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并于一个多月后抵达北平。该年9月，时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大理寺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董康（时任刑部主事）便已侦得此讯，并经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开森，得以接触伯氏，披览并拍摄部分敦煌写本。为集结同好募款集资，委伯氏返回巴黎后将所有敦煌文献制成珂罗版，寄返中国，交由董氏诵芬室印行。董氏力邀罗振玉参与其中，促成罗氏私访伯氏、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并由诵芬室印制，分发海内，复于10月4日齐集京内同好公宴伯氏，再商印制法藏敦煌文献之议。[详见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第130-142页。通说咸以公宴时间为9月4日，王氏以最近发现的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为线索，力证通说之非，重定其时为10月4日]此次公宴，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厕身席间，并执笔撰写【敦煌石室中の典籍】一文（载【燕麈】第2卷第12号，1909年11月1日，该杂志的受众是客居北京的日本人）。罗氏、田中氏之文和罗氏此后旋即撰成的【莫高窟石室秘录】以及部分写本照片，先后传至日本西京。【朝日新闻】于同年11月12日发表【敦煌石室の發見物】，于11月24—27日连载内藤湖南署名的【敦煌發掘の古書】。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于11月28—29日藉冈崎府立图书馆展出300余帧写本照片，并由小川琢治、内藤氏、富冈谦藏、滨田耕作、羽田亨、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等中国学教授先后发表演讲，日本敦煌学研究由此发轫。（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第8—20页）
此后日本学人先后赴华、赴欧，亲阅写本，如内藤湖南于1924—1925年航欧，分访巴黎、伦敦，携回摄影照片或手录释文，成为此后相关研究之凭借。此点在【书舶庸谭】中亦有反映，如卷一上「（1927年）1月2日」条载：「湖南复出敦煌遗书影片，约二百余种。中有余未寓目者，恳以每日借携回寓校录，得其首肯，并赠余【华甲寿言】【航欧集】各一册。」（【董康东游日记】，第3页）此后，内藤氏分别于1月3日、1月10日、4月6日、4月13日先后出借敦煌文献影片若干，董氏先后抄录并题识【刘子新编】【王绩集】【金光明经】【文选】（隋、唐各有写本残卷）、【尔雅】【明妃曲】【治道集】【御制孝经赞】【（神龙）散颁刑部格】【唐律·职制、户婚、厩库】【尚书大传】【古文尚书】【道德经】【礼记大传】【庄子外篇】【舜子至孝文】【新修本草】【珠英集】【二十四孝押座文】等卷。
需略加说明者，有关【散颁刑部格】纪事，【书舶庸谭】四卷本与九卷本所记有别，前者仅叙残卷样态（四叶、九十一行、凡十□条），并概言「大率补律所未备」、「颇多与【唐律】互证」，并断言「若得【唐书】逐节为之疏证，此亦考唐代制度不可少之书，并可见明清诉讼手续之沿革也」（董康著，傅杰校点：【书舶庸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页）；而九卷本则过录残卷全文，并逐节与【唐律】互较，以明律、格关系（【董康东游日记】，第26—36页）。除此之外，董氏研究此卷之成果刊布，杂稽文献，可得如下经纬：
【书舶庸谭】卷六（1933年12月）「12日」条：仁井田来，借所校【神龙散颁刑部格】去，拟刊入杂志；
同书同卷「30日」条：仁井田博士来校正前所录神龙【散颁刑部格】之讹误；（以上见【董康东游日记】，第240、263页）
1934年2月，【法學協會雜誌】第52卷第2號刊登仁井田陞【唐令の復舊について——附：董康氏の敦煌発見散頒刑部格研究】一文，发表董氏有关此格的详细见解及此格全文；（仁井田陞：【補訂中国法制史研究·法と慣習 法と道德】，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第303页[補1]）
1938年，【司法公报】第九、十期刊登董氏【残本龙朔散颁格与唐律之对照】（以下简称【对照】）；翌年4月，此文经泷川政次郎日译，刊于【法學新報】第49卷第4號。（瀧川政次郎：【支那法制史研究】，有斐閣，1940年，第465—490页）
现比勘【对照】与九卷本卷一下「（1月）21日」条纪事，除略去抄录此卷缘由外，二者基本一致。即便龙朔与神龙相去10余年，董氏行文亦征引史籍称该格于「神龙元年上」（【对照】文亦同），但九卷本纪事一仍该文标题之误，称「录唐龙朔【散颁刑部格】一卷」（【董康东游日记】，第26页），可见重编九卷本时将【对照】文全文编入，未予校改。
▲内藤湖南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散颁刑部格卷】（左）和【唐律】所在页（目录影印件都取自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関西大学出版部，2005年）
一如前述，内藤氏旅欧所得，于20世纪前半期敦煌文献研究，意义颇大，就法制文献而论，亦不限于【散颁格】一项。唯此行亦多得益于董氏。董氏先于内藤氏出访欧陆，1922—1923年寻访本国故物于伦敦、巴黎，撰成【目录】一种，与内藤氏分享。如内藤氏哲嗣内藤乾吉回忆道：
家父于大正十三年渡欧之际，携董康氏【敦煌莫高窟藏书目录】写本而行，以为阅览敦煌本之参考。此为董氏于巴黎、伦敦阅览敦煌本之目录，分巴黎图书馆藏本、伯理和编修藏本、英博物馆藏本三部，于其所谓伯理和编修藏本中，有如下记载：
三六〇八 唐律（唐写本）
存祭祀及有事于园陵条以下及户婚律第四至同姓为婚条止……（译自内藤乾吉：【中國法制史考證】，有斐閣，1963年，第215页注2）
现核之以内藤湖南【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抄录原稿】影印件，可知引文中「敦煌莫高窟藏書目录」之「目」字、「同姓为婚条止」之「止」字为衍文。（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関西大学出版部2005年，第367页）又据王君南所编索引可知，九卷本【书舶庸谭】语涉【敦煌书录】者凡三，后两条纪事分别载卷一下（1月）21日条：
是日，寄玉娟信并附近编【敦煌书录】。
同卷（1月）23日条：
寄玉娟、云岑函，并附新编【敦煌书录】。（以上两条分别引自【董康东游日记】，第26、37页）
董氏于三天内两次寄送所谓「敦煌书录」回国，内容所异者何？四卷本【书舶庸谭】卷一（1月）22日条载：
录【散颁刑部格卷】毕。（董康著，傅杰校点：【书舶庸谭】，第19页）
此句为九卷本所删，而藉此可知，21日始录【刑部格】，22日录毕，23日寄出。又，董氏曾言：「曩客法京巴黎，见藏书目，有是格残本，列三零九八，为法儒伯里和于前清光绪季年，于役陇西，发见于莫高窟石室中，舶载而西者，索阅不得，殊形觖望。」（董康：【残本龙朔散颁刑部格与唐律之对照】，瀧川政次郎：【支那法制史研究】，第465页）董氏曩客巴黎，未见是格原卷，因此内藤氏所持【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抄录原稿】仅存简单记录「三○七八 散颁刑部格卷 唐字本 存十一条」；而上海图书馆所藏【敦煌书录】则详述这一残卷的体例，并过录三条格文（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第342、447页），可与【日记】互证。
另外，张伯元所谓「董康的【（新编）敦煌书录】资料来源有抄自巴黎图书馆的，也有的是他在日本期间借敦煌照片补抄的」（张伯元：【董康与法律文献整理——〈书舶庸谭〉读后】，【法律文化研究】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实亦有未确，因董氏所抄还有来自英伦者，如前揭【目录】即列「大英博物馆藏本」，【书舶庸谭】卷三所记【金光明经】题识中亦言：「曩在英伦博物馆见斯丹因所得敦煌经卷，此经在内。
今之所获与彼馆所藏如出一手，其为一本无疑也」（【董康东游日记】，第108页）；还有来自日人所藏写卷者，如【书舶庸谭】卷二（2月）9日条载：「又唐写本【序听迷诗所经】一卷，凡一百七十行，为故友富冈氏所藏」。（【董康东游日记】，第52页。九卷本过录全文，而四卷本仅述其要旨，参见傅杰校点：【书舶庸谭】，第31页）不过，董氏此条所记有误，【序听迷诗所经】为高楠顺次郎所藏，而富冈谦藏所收为另一景教文献【一神论】。（此两种文献之真伪，屡有辩难，如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高楠氏藏景教〈序听迷诗所经〉真伪存疑】，【文史】第55辑，2001年；后皆收入氏著【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6—228页）
▲内藤父子访欧前，富冈铁斋于饯别时所绘。（取自【生誕150年記念富岡鉄斎展】，京都新聞社，1985；转引自礪波護：【敦煌から奈良、京都へ】，法藏館，2016，第214页）
据桑兵所引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所记，「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亲自掌管钥匙，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伯氏保管文书宽严松紧应前后有别，不可一概而论。如前述董氏目录称部分写本为「伯理和博士藏本」，内藤乾吉追忆其父湖南于「大正十三（1924）年秋，于巴黎伯希和教授宅，阅览第一断简（即P.3608【唐律】残卷——笔者注），且获准摄影，并烦当时留学巴黎的庆应大学松本信广教授将此照片带回」（译自内藤乾吉：【中國法制史考證】，第182页）；【书舶庸谭】卷一上（1月）4日条载「夜取湖南影片，录三七零四（伯希和邸）【刘子新编】（六朝写本）二页始寝」（【董康东游日记】，第6页），可见20世纪20年代，伯希和为便于整理，曾将部分文书私置家中。至于【书舶庸谭】卷一下（1月）19日条载：「忆及癸亥（按：癸亥年为1923年，壬戌年为是。此点朱慧业已指出，参见董康著，朱慧整理：【书舶庸谭】，中华书局，2013年，第22页）岁晏，侨居美京使署，箧中携伯希和敦煌古写本五十卷，供余饕餮，适有是书（指【治道集】——笔者注）在内。」（【董康东游日记】，第25页。此段及其后有关【治道集】之叙录，为四卷本所无）此处所谓「伯希和敦煌古写本」，应是照片而非写本原卷。董氏于1922—1923年赴欧美考察实业，行程为上海-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上海（可参见胡光麃：【波逐六十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227—239页），他绝无可能携原卷抵美。
▲上海图书馆藏董康目录【散颁刑部格卷】所在页（目录影印件取自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関西大学出版部，2005年）
（二）
董氏于1933年11月应邀访日讲学，其行程记载勒为九卷本【书舶庸谭】之卷五至卷七。以下仅随文捡选纪事若干，并略事笺解，裨补缺漏。
1.卷五（1933年）11月8日条载：「先是，东京法学博士松本烝治等组织中国法制研究会。」（【董康东游日记】，第210页）所谓「中国法制研究会」，是指由村上贞吉（律师）、松本烝治（东京帝国大学商法教授）发起，于1930年前后成立，由东京帝大法学部的学者如我妻荣（民法）、田中耕太郎（商法）、小野清一郎（刑法）等组成，致力于注释、翻译、评论中华民国所颁重要法令的研究组织，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解体。学会的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法制研究会」。（参见西英昭：【「中华民国法制研究会」经纬——资料的整理与介绍】，【法制史研究】第11期，2007年6月，第323—342页）
2.同卷13日条载：「午后，服部介绍法学博士仁井田升来见，赠余所著【唐令拾遗】一册。」（【董康东游日记】，第214页）仁井田陞于1933年出版【唐令拾遗】，1934年便以而立之龄荣获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成名之早，鲜有出其右者。唯仁井田氏于1937年递呈博士学位请求论文【唐宋私法史文書の研究】，由此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扩增为书【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参见福島正夫：【序——仁井田陞博士戰前三大著の復刻にあたって】，仁井田陞：【中國身分法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董氏称其为「法学博士」，有误。
3.同卷29日条载：「接上海赵晋卿函，内附工部局何德全函，代英人钟思索此次讲演录中日文各稿。稿为仁井田译，商诸村上君，允译全寄沪。」（【董康东游日记】，第225页）又，1934年【法治周报】第2卷第3期所载新闻【董康由日归国】称：「电通社六日东京电，中国古代刑法权威者、北京政府时代之司法总长、大理院长董康，去年应中国法制研究会之聘到日本，在东京帝大及各大学讲演中国古代刑法。董氏著作，一两日中可以出版，定八日离东京归国。」董氏日记所称英人钟思索要讲稿，由仁井田陞翻译，拟寄沪上出版；而【周报】所称「董氏著作」，即为英人索要之讲稿集结本（现存氏著【中国法制史讲演录】一种，文粹阁影印，无出版日期）。又，征诸【书舶庸谭】卷七（1934年1月）8日条「赴各处辞行……是日回寓甚晚，检点行李，已逾午夜」、同卷9日条「上午九时，乘燕子急行车南返……四时四十余分，抵京都驿」（董康东游日记】，第266—267页），亦即董氏于1月9日西行上洛，并非如【周报】所言8日归国。
4.卷六（12月）6日条载：「午后二时，中央大学教授泷川政次郎御车来迓，由原嘉道介绍讲演。学生约二百人，四时半辍讲。」（【董康东游日记】，第234页）据泷川政次郎补充，此次演讲题为【中国历届修订法律之大略】，现场翻译为孙湜（即【书舶庸谭】中所记孙伯醇）。泷川氏为之译注，刊于【法學新報】第44卷第2號（1934年2月）。（【董康东游日记】，第234页）
5.同卷13日条载：「又【（唐）令集解】一册，据金泽文库本排印」。（董康东游日记】，第240页）【令集解】所注释者，为日本【养老令】，己卯本缀「（唐）」字样，不啻画蛇添足。然朱慧以庚辰本为底本所作整理，仅书「【令集解】一册」（董康著，朱慧整理：【书舶庸谭】，中华书局，2003年，第206页），可见董氏对己卯本有所改定。
附记：2015年2月，关西大学玄幸子教授赐赠【内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该书收存内藤湖南「清国学部所藏敦煌石室写经繙阅目录」、「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抄录原稿（敦煌莫高窟藏书录）墨书」、「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抄录原稿（敦煌莫高窟藏书录）铅笔书」、「上海图书馆所藏‘董康目录’」四种影印件及前三种的校录稿，这是本文最终能够成稿的重要资料，谨此申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