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权力结构演变】札记

本文缘起于备考研究生期间放（tou）松（lan）观看的献礼片【古田军号】，但说实话看完之后只是有感于毛在红四军创始初期面对复杂局面的远见卓识，对于古田会议召开的背景及朱毛二人之争并未有太多关注（影片中似乎亦刻意淡化朱毛二人的争论，而将引发二人矛盾的原因归于「空降领导」刘安恭的挑拨离间），加之备考时间紧张，再未就这一影片背后的历史做深入思考。后来考完试闲来无事整理电脑里之前下载的论文，发现了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权力结构演变】这篇文章，才发现这段历史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论文作者张永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讲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环境史。著有【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梁启超与护国运动】（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锻造组织——红军与苏区史新探（1927-1934）】（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题外话，感谢华东师大的甘乐学姐推荐读【锻造组织】这本书，简单看了看电子版，似乎是多篇论文修订组成的专著）。

主要内容

【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权力结构演变】发表在2013年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如作者所言，文章并非是对古田会议的全面研究，而是从红军创建到1929年古田会议这段历史作为讨论背景，将「权力结构」作为研究核心问题，探讨隐藏在背后的朱毛二人、军事（枪）权力与政治（党）权力、集权与民主等多对矛盾之间的转化升降与演变。

作者首先对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进行分析。对于大革命失败后CPC[1]及其创建的工农红军为何能在短短20年间从几乎覆灭到成为执政党的原因，作者给出其答案：红军相比于其余军队，遵循了完全不同的建军、治军原则。而作者将工农红军最独特之处归为民主二字。究其原因，在于这支军队的领导者和骨干大多接受过五四时期德赛二位先生的洗礼，受其影响，在初创时期的红军中存在着热烈的民主气氛。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分「官兵平等」、「党内民主」、「军政分权」以及「分权的副作用」四个分论点加以论述。

在官兵平等方面，着重介绍了军队中的民主主义以及承载这一原则的载体--士兵委员会。关于民主主义在红军的作用，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进行了阐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感觉国民党军队和军队是两个世界。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在敌军不勇敢，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2]。士兵委员会则渊源自十月革命及苏俄初期的士兵委员会，在中国则在保留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本土化。三湾改编时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原则。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部设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做群众运动、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可见，委员会不仅承担军事任务而且兼具政治使命。士兵委员会具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左右红军作战计划，而且掌握选举各级军官的大权。在党内民主方面，则体现为军队中各级党组织都实行委员会形式的集体领导，召开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以及决定重大问题。

军政分权方面，体现为军事长官与政治长官的权力均势。在大革命时期，「军政平等」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国民革命军仍然存有大量旧式军队的残余思想，名义上的政治长官--党代表的权力以及地位远远低于军事长官。但红军建立后尤其是红四军建立后，政治领导的影响逐渐上升，与军事长官平起平坐，并对军队建设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红四军中实行民主分权固然有许许多多的好处，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副作用。因为红军建立之后就面临着残酷的生存问题，而在紧急关头事事经过民主决议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正如作者所言，「集体领导常造成众说纷纭，决策困难」「激烈战争中的决策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专门的军事才能，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项极端民主化的士兵委员会甚至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很快，不加以变通的民主给红军带来严重危害，如文中列举的红军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由于29团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企图卸甲归田、回家务农。哪怕是朱德、毛泽东、军委轮番劝阻，29团仍然强行通过士兵委员会达成决议，我行我素，最终遭遇失败。

其次，作者着墨于1929年春夏之交的朱毛之争。以朱毛二人为代表的认识到极端民主的出现的问题，但在采取何种方式加以调整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毛倾向集中权力，而朱则坚持分权；个人性格方面，毛严厉细致，生活存在特殊化，朱则对下属宽容，与下级打成一片，有「伙夫头」之称。朱毛二人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分权与集权、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这一系列矛盾早已埋藏在红四军中，只是尚未激化，而军事观点的逐渐抬头加之中央特派的高级干部刘安恭的到来则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刘安恭是留苏的高级军事干部，又是朱的旧部与同乡，而对毛这个「山沟沟里的Marxist」则颇为不屑，加之毛将权力集中于前委与刘安恭的军委相抵牾，刘于是向毛发起了挑战，将朱毛刘三人的矛盾公开化，最终在红四军七大上迫使毛离开领导岗位。

再次，作者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考察红四军的争论。集权民主之争并非仅仅孤立存在于红四军内，在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内部，同样出现较大纷争，如北方顺直省委[3]之争、托陈派的分裂活动等。在处理上述纷争中，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为了维护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倾向于集权，最终在陈毅到上海报告后，于1929年9月起草了著名的指示信--【九月来信】，在信中批评红四军的极端民主化，并大大加强政治领导与毛个人的权威，以此信为指导召开的古田会议将政治权力提升到权力结构的核心位置，权力亦集中于政治领导人。

简评

作者从朱毛代表的两种权力的矛盾冲突切入，着重探讨CPC及工农红军由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至出现极端民主化再到权力集中于政治的演变过程，揭示背后权力结构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朱毛是铁板一块儿」、「二人在会师之后没有矛盾」这样的刻板印象，而且通过对这一深层历史的实证研究，为理解近现代政治演变内在力量变化提供的另一视角。

文中亦有些问题有待商榷。作者虽承认未加变通的分权民主制会带来极端民主化，但存在着过分武断与偏见化的论述。如在谈到红四军七大时，举萧克的回忆：「如果在‘CR’前夕我们还能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CR’也许就搞不起来。」再如文章末尾认为过度集中导致了建国出现的种种失误。并且在对毛进行描述时有某些用词、叙述有失偏颇。

注释

[1] 亦有另一种缩写CCP，二者差异及政治意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为避免麻烦，采用官方通用的CPC。

[2]毛：【井冈山的斗争】，【毛选 第一卷】第65页，1991年版。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建立的地方领导机关。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遭奉系军阀破坏后，为恢复党在北方的领导，5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顺直省委（「顺直」即顺天府和直隶省的简称。北京曾名顺天府，河北省曾名直隶省），彭述之任书记。8月初，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建立，彭述之任书记。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刘伯庄任书记，彭述之负责宣传。下辖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陕北，省委机关设在天津。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管理顺直、山西等地党的工作。1928年六七月间，顺直省委发生严重政治、组织危机。六大召开的同时，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派中央委员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到天津，负责处理顺直省委党的问题。7月，刘少奇、陈潭秋在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对省委进行改组，韩连会任书记。刘少奇、陈潭秋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以加强中央对顺直党的领导。11月，中央又派周恩来赴顺直解决顺直党内矛盾。1929年5月，卢福坦任书记。6月，王藻文等投敌叛变，卢福坦等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坏。6月下旬，中央决定组建新的顺直省委，张金刃任代理书记。9月，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新的省委，张金刃任书记。1930年2月，贺昌任书记。8月，根据中央指示，顺直省委撤销，顺直总行动委员会成立。10月，顺直总行委撤销，恢复中共顺直省委。12月下旬，中共顺直省委撤销，中共河北省委成立。

后记

这篇文章从考完研开始看，中间因为甲流、期末考、回家耽误了好几天，直到昨天才草草读完。该文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民主与集权之间的平衡应该如何衡量？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应随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研究生初试暂告一段落，但复试的准备、毕业论文又提上日程，希望自己能尽量平衡好复试准备和看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这二者的时间。最后感谢一下 軒然冉冉紫陳 ，说来惭愧，马上本科毕业，我却连篇符合规范且连贯的读书札记都写不出来，之后借鉴优秀者的札记，我的读书札记的行文方式大多仿照这位up的，只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总有东施效颦之感，希望寒假多写多练，能有所长进。

2024年1月14日写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