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咱中国人传统想法里都看重「落叶归根」，不管在外头是风风光光还是穷困潦倒，到最后多数人都会回到养育自己的家乡。但是，在 1949 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原本是山东地区的各级干部，前途一片光明，却都突然主动提出要南下，去到刚解放的南方各省，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再回山东老家，这到底是啥情况呢
1948 年下半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战局越来越清晰了，以前敌强我弱的局面完全反转了。可是，咱们党不停取胜的时候，组织就开始琢磨更长远的事儿：比起北方的各大解放区，南方各省要么刚解放，要么还没解放，差不多啥都得从头弄，要是只靠各省自己，重新建设太难了，特别是管理这块，要是弄错了，特别容易让老百姓对咱们党不信任，那麻烦可就大了。
因为有这样的考虑，1948 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咱们党在西柏坡开会，最后定下来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起码 5 万名各级干部，跟着军队南下，在新解放区设立党政军机构。这里面要求华东地区抽调 1.5 万人，得在 1949 年 3 月前做好出发准备。
这年年底，华东局做出决定，这 1.5 万人的名额统统交给山东来负责。这说到底是因为山东是解放老区，解放得早，各方面力量也相对强些，况且当时其他地区干部特别紧缺，只有山东地区还能抽出力量来支援。这么多原因凑一块，山东干部南下是最妥当的。
依照规定，南下的干部涵盖了党务、军事、民运、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按照原来的地方编制，把班子分成两半，一组准备南下，一组留在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的班子后，成建制地南下。
如今咱们觉着干部抽调挺平常，可在那会儿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先说那时，全国还没彻底解放呢，南方各省有的刚解放，可境内还有好多土匪和国民党残军藏着，想找机会反攻；有的省份虽说相对稳当些，但穷得啥都没有，重建的困难有多大能想象到。另外，那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便利，也没条件让所有人坐火车去，好多干部最后都是跟着部队行军到南方的。而且，山东人向来注重「安土重迁」，没啥大事轻易不会离开家乡。山东干部南下，不光得放弃当下安稳日子，去新地方从头再来，更关键的是，没人清楚自己能不能回、啥时候能回。所以，「南下」这事儿在当时对每个干部都是个不好决定的难题。
因为路途太难走，一路上干部们吃的是被雨水泡湿还发霉的炒面，有时连干粮都没有，只能吃草籽、树叶充饥。而且，饮用水特别缺，多数时候大家在路上只能喝沉淀的河水跟雨水。住宿就更苦了，窑洞、破庙、船舱就算是不错的临时住处了，很多时候干部们都得在野外睡，有个干部在日记里写过：1949 年 12 月那天晚上，同志们在山顶的草棚里宿营。行军一整天，累得不行，倒头就睡。早上起来收拾背包才发现，竟然跟国民党残兵的死尸睡一块了。
尽管心里清楚南下肯定特别艰难，可依旧有好多人踊跃响应号召。要南下的干部名单，有的是组织挑的，有的是干部自己报名的。那时候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山东各市县好多青壮年正在部队打仗呢，然而大家觉悟挺高，听说要南下支援。所有人都明白这趟去南方不容易，可还是毫不犹豫地要求参与，就连很多小脚妇女都报名啦。
24 岁的王士英刚成为中共济阳县委宣传部长，他 1939 年入的党，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他的年龄来说，王士英未来肯定有大出息。可是，他当上宣传部长还没一个月，华东局就下达了从山东抽调干部南下的通知。身为青年干部，王士英头一个报名，成为了县城南下的 130 名干部当中的一员。
1949 年春节刚过完，干部南下这事儿就安排上了，县里给每人专门批了 3 天假，让安排家里的事。在回家的途中，王士英心里犯起了嘀咕：他打小就没了父亲，是母亲一个人辛苦把他养大，如今自己好不容易有出息了，却要不声不响地跑去南方，这一去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而且这会儿南方还打着仗呢，母亲能答应吗？
不管王士英有多为难，他总归是回了家。一进家门，王士英就给母亲磕了个头，接着跟母亲说起自己的革命经历，想用这法子让母亲想通。当王士英说到如今江南人民盼着解放军过江的时候，母亲猛地问：「你是不是也要往南去？」
从古至今，忠和孝很难两全。老母亲一质问，向来能说会道的王士英竟然没话了，吭哧半天不敢正面回应。看他这样子，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原来，王士英的堂哥和邻居家孩子都要南下，王士英的母亲太懂自己儿子了，心里清楚他肯定也会报名去。
王士英是家里的独苗苗，他爹又早早走了。他虽说一心想着报效国家，可也着实发愁自己走了以后母亲没人照顾。这么一想，王士英狠狠咬了咬牙，讲：「娘，您要是舍不得儿子去，咱就再跟组织说说。」
让王士英没想到的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咱别去，谁去啊！你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得干大事。」母亲拿出给王士英新做好的棉大衣，还有一个红布包，里面是「土改」时分到的一枚银元，母亲一直都没花。
怀着母亲的担心和期望，1949 年 3 月 1 号，王士英跟着部队往南走，这一路上他坐过敞篷的火车、汽车，还坐过轮船，不过大多时候都得靠两条腿走路。走了两个多月，好不容易，在 5 月到了还在打仗的浙江省。
依据组织的安排，王士英领着来自济阳、乐陵等地的 20 名南下干部，接管了新昌县，王士英出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这一年，他仅有 25 岁。
南下的山东干部不但要应对语言文化不一样的难题，当地的各类问题更是让他们特别头疼。王士英在新昌呆了好几十年，把自己的美好青春都献给了这儿。就算没回山东老家，可在王士英的心中，新昌早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乡。
在 50 年代的时候，王士英被调到了浙江工业干部学校当校长，打那以后，他一直在教育领域埋头苦干，给江浙地区的工业和电子科技领域培育出了好多高素质人才，贡献特别大。
在山东有这么一句老话，叫「少不走南，老不走北」。那时候南下的山东干部，多数都是没上过战场的文职工作者，到了匪患猖獗的地方，他们的情况可就特别危险啦
王泮亭是山东寿光的，原本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后来响应号召加入了南下的队伍。
王泮亭要去的是福建省宁阳县，那时候这儿的匪患特别严重，声名远扬。当地的土匪胆子大得离谱，大白天居然就敢公然袭击咱党的干部，好多战士和干部都被土匪给害了。
王泮亭跟着部队来到福建的时候，才 20 岁。来了之后他发现，这儿的匪患比自己原先想的可严重太多了。福建山多树密，交通又不方便，本来就容易出土匪。而且蒋介石退出大陆后还不甘心，派了好多特务在福建这边收买土匪捣乱，有了国民党帮忙的土匪战斗力一下子强了不少。
山东的干部们到了福建以后，多次跟当地土匪交锋，可两边都没讨着好。到了 1950 年下半年，因为国民党的援助增多，土匪变得越来越张狂，让我方伤亡惨重。就在剿匪工作毫无头绪的时候，年轻的王泮亭却想出了奇招，立下大功。
在剿匪的时候，王泮亭领着主力部队去到土匪「老巢」旁边的吴山村。可村里有内奸，等王泮亭到了，土匪早就知道消息跑没影了。这一回白跑一趟，大家都有点丧气，慢慢离开了吴山村。不过王泮亭琢磨了土匪的活动套路，觉得土匪还会回来。为了别惊动土匪，王泮亭让其他人照旧撤离，自己单独带了一个排，躲进密林里等着。
果真是这样，咱们党的大部队一撤走没多久，土匪就又回吴山村了。那时候的山路难走得很，七八十里的山路，来回起码得花一晚上，就算咱们军队用最快的速度赶，也得到第二天了，所以土匪就大大咧咧地回吴山村，想要转移抢来的财物。
土匪们压根没想到，王泮亭居然杀了回来，领着一队人把他们打得毫无防备。咱们两个班 30 多号人，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把将近百人的匪军全给灭了，连匪首都给活捉了。
这一仗打得特别出彩，在当地百姓那儿也树立起了威信。之前好多百姓因为被土匪威胁，都不敢帮咱党，可王泮亭把土匪活捉后，百姓对咱党就有信心了，都纷纷主动去参与剿匪。从 1950 年底到 1951 年年中，福建省一共剿灭了七万多土匪，把这一大祸害给除掉了。
跟王士英相同，王泮亭后来也没回山东，就在福建扎了根、定了居。不过在他心里头，一直牵挂着的还是山东老家的每一棵草、每一棵树。
这几年，山东解放区陆陆续续有差不多 10 万干部南下，去支援新解放区的工作。像王士英、王泮亭这类南下的山东干部特别多，他们正值青春的时候告别家乡和亲人，去到陌生的南方，把一生中最棒的时光都给了那儿，一辈子都没再回故乡。作为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南下干部们的过往已然成为了历史，可他们的精神永远都不会消失，会一直鼓舞着后人努力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