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底，由于党内出现了叛徒，彭湃等几位骨干同志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遭到了残酷的对待。
对于我们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周总理和陈赓两位同志也深感痛心，同时他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抓到可恶的叛徒，为彭湃等人报仇，也为组织清除隐患。
然而，那个叛徒非常狡猾，在国民党的庇护下藏匿得很深，中央特科和红队的同志已经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正当陈赓感到十分困惑和无助的时候，突然一位医生带来了一条重要线索：「我知道那个叛徒如今在哪里！」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激动，于是和周总理等人进行了商议，决定进行锄奸行动。
1929年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命令特务和军警疯狂追捕共产党人，试图将我党扼杀在摇篮中。
然而，我党的地下工作仍然在继续，他们需要寻找方法来突破敌人的包围。那么，是谁出卖了彭湃他们？医生又为何知道叛徒在哪里？
他们的结局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周总理、彭湃等重要人物原定于8月24日下午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某秘密联络地点召开会议，以商讨下一步行动。
然而，由于周总理临时有事，他未能出席当天的会议。 尽管周总理没有将其视为重大问题，但随后的消息却让人心痛不已。
原来，在开会时，彭湃、张际春、杨殷和颜昌颐、那士珍等人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逮捕。这些人在党的重要岗位上担任职务，其中张际春是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副总指挥，杨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士珍是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彭湃是中央农委书记，颜昌颐则是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军委书记。
他们的被捕无疑对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造成了沉重打击，因为他们都是关键人物。更为严重的是，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当周总理获悉彭湃等人被捕的消息后，他明白最紧要的任务是营救他们。于是，当晚他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中央特科科长陈赓也在其中。
他神情严峻地指出，中央特科和红队的所有同志都要全力以赴去救人，同时也不应忽视对叛徒的追查。周总理坚信，几位重要同志被捕的原因并不是国民党的情报能力强大，而是有人叛变。
因为知道这次会议的人寥寥无几，参会人员也相对较少。至于叛徒的身份，他心中已有怀疑对象。不久，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大家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紧急的任务，清楚地知道它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开完会后，每个人都明确了自己的职责，有的负责救援，有的负责寻找线索，有的负责联络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让他们将我方的计划告知彭湃等人，提高行动的成功率。
周总理亲自参与了营救计划的制定，根据情报得知，敌人将于8月28日将彭湃等人从警察局转移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经过与陈毅等同志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半路上劫囚可能会成功。特科上下正在紧张地为行动做准备，因为彭湃等人值得我们这样做。
尤其是彭湃，他对我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彭湃，广东海丰县地主家庭出身，曾在日本留学并接触进步思想。1921年归国后，他便成为了共青团一员，从此开始了他非凡的革命生涯。
1922年7月29日，他与几位农民一起创建了第一个农民协会，为了解放农民阶级，对抗封建地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著作【海丰农民运动】等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被捕，受到敌人的严酷折磨，但彭湃和杨殷等人始终没有屈服，也没有动摇脱离党组织的念头。
8月28日，陈赓等人精心策划，试图解救彭湃等人，但因为武器未能及时送达指定地点，且敌人防范严密，导致特科的计划未能成功。
尽管如此，周总理和陈赓并未放弃，他们积极寻找新的解救方案。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因害怕中共劫狱，导致他们好不容易抓到的中共大人物被救走，这使得他们无法承受这个后果。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特务在8月30日秘密枪杀了这些被捕者。
彭湃等人牺牲时，年纪轻轻，令人痛惜。周总理和陈赓得知后，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们为失去了几位好战友、好同志而感到无比伤心；一方面，又因为未能想出更好的办法解救被捕的同志，而感到深深自责。
面对当前的局势，周总理等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沉浸在悲伤中。如果不能及时找出叛徒，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这将使得革命力量再次遭受重创。
因此，首要任务是抓捕叛徒。
在彭湃等人牺牲之前，周总理和陈赓经过深度分析，怀疑叛徒可能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他当天应该要参加会议，并作记录。
然而，其他同志都被敌人抓捕，而他却下落不明。更令人怀疑的是，开会的地点就是他自己的家。不久，杨登赢这条卧底的消息传来，证实了白鑫就是出卖彭湃等人的人。
周总理、陈赓以及特科、红队的同志，心急如焚地想要将叛徒白鑫绳之以法，为牺牲的战友讨回公道。然而，尽管他们四处搜寻，却始终未能找到白鑫的踪迹。
叛变后的白鑫，料想到特科、红队会对他紧追不舍，于是早早躲藏起来，小心翼翼地避开人们的视线。他这种胆小怕事、贪生怕死的卑鄙行径，正是他背叛革命的根源。
1929年8月的一天，白鑫家迎来了一位黑帽黑西服的男子，他心神不宁，以为自己身份暴露了，对方是为了逮捕他而来。
然而，那位男子却制止了他的逃跑，并请他坐下谈话。这位男子自称范争波，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也是中统特务。
他来找白鑫，是要劝他加入国民党。中统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追踪，认为他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白鑫对于范争波的建议产生了动摇，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他对革命持有悲观态度，认为我党的未来渺茫。他认为我党处于国民党的重压之下，处境艰难，难以「翻身」。
同时，他也担心自己和其他同志一样，被国民党捕杀或者牺牲。其次，自1926年加入党以来，白鑫觉得革命的环境过于艰苦，他无法坚持下去。
因此，当他收到国民党的「橄榄枝」时，他选择投奔国民党，追求「富贵安稳」的生活。结果，他背叛了组织，为了向国民党示好，他毫不犹豫地泄露了中共中央军委即将开会的消息，并与范争波一同策划了抓捕彭湃等人的计划。
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静，坐在房间里，拿着笔记本和笔，假装在记录各位领导的讲话。其实，他正在等待一个「表演」，等待彭湃等人的到来。
只要他们一出现，范争波带领的军警和特务就会将他们逮捕。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彭湃等人刚坐下，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范争波就带着人冲了进来，大声喊着：「谁是伍豪，谁是彭湃？
」伍豪是周总理的另一个身份，很少有人知道。彭湃迅速意识到，这里出了叛徒。
敌人的速度让他们目瞪口呆，无法做出任何反击，反而被紧紧地捆绑。当他们看到白鑫安然无恙，甚至面带诡异的笑容，与范争波交谈时，他们立刻意识到谁是叛徒。
几人同时感到震惊和鄙视白鑫的无耻行为。然而，白鑫对这一切毫不在意，他不在乎这些人的看法。不仅如此，他甚至主动向国民党提议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自己「投诚」的消息，以进一步表露他的「忠诚」。
他辩解说自己「年少不懂事，才会误入共产党的‘歧途’」，并且感谢「蒋主席大人有大量，不与他计较，放了他，还送其去南京」。
白鑫的阴谋，是想通过动摇我军心，让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投靠国民党。他没有去南京，而是打算逃到国外，始终担心红队和特科的人会找到他。
白鑫叛变后的行为，谁能想到他曾参加过「八一起义」，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的重要职务，只能感慨世事无常。尽管我党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困难，但特科的情报能力依然强大，很快就知道了白鑫仍然在上海。
周总理和陈赓立即指示特科和红队出击，一定要消灭叛徒。许多人冒着被特务发现的风险，在上海寻找白鑫，但他们几乎把整个城市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这个败类。
就在陈赓焦急万分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紧张的局面。达生医院的医生柯达文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给陈赓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知道白鑫在哪里。
陈赓毫不疑虑，因为这个并非普通的医生，他真正的身份是共产党员。而且，他和彭湃之间也有着深深的交情。两人年少时成为至交好友，后来在彭湃的引领下，柯达文也投身于革命事业。
北伐战争期间，他成为一名战地医生，此后一直借医生的身份收集情报，和我党的另外一名同志合作开设了达生医院，作为掩护，同时也为同志们的联络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点。
得知好友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他感到非常痛心，同时也决心抓住这个叛徒。
柯达文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下，抓住了白鑫这个坏人。原来白鑫做了亏心事，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不敢开窗门透气，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
他只能去私人诊所看病，结果不小心就跑到了柯达文熟悉的地方。看到白鑫，柯达文虽然怒火中烧，但还是决定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会打草惊蛇。
他立即联系了陈赓，请他来抓人。但是白鑫非常警惕，医生诊断后，他留下一名特务在诊所拿药，自己则趁机逃脱。
无奈之下，柯达文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再将他逮捕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