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红色地名——逸奇乡
赵连军
在今宿迁市境内，曾经有一个以烈士名字命名的乡——逸奇乡，是为了纪念刘逸奇烈士而得名。
1942年9月24日，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运河特区正式设立。这时，一位曾任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七团参谋长的共产党员调任中共运河特区联络部部长（对外称联络站站长），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立即赴任。这位共产党员就是刘逸奇烈士。
刘逸奇，原名福至，号宽成，1902年1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一个较殷实的农商家庭。父亲刘兆平，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为人勤谨，治家有道，为乡里所尊重。刘逸奇是独生子，两岁时母亲病故，父亲把他视若掌上明珠，希望他能守业、创业，安家乐业，1908年送他入私塾读书时便起名刘福至。
刘逸奇烈士遗像
1918年，刘逸奇考入宿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第二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刘逸奇萌发了爱国热忱。1921年，刘逸奇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开拓了视野，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为了同家乡的封建势力作斗争，1924年初，刘逸奇和朱务平、徐风笑等在临涣镇成立了进步青年组织——「群化团」，提出宣言「改造恶环境！推翻旧制度！实现真人生!」「群化团」的建立，在宿县一带产生较大的影响，为后来临涣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4年暑假，刘逸奇考入齐鲁大学。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书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学生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返回家乡时，经朱务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临涣党的负责人之一。到1927年五六月间，北伐军到达豫鲁苏皖地区，刘逸奇即停学回家从事革命活动，一时他家中成为党的秘密组织活动中心。
1928年5月，刘逸奇与张公干、刘展一等20多人考入冯玉祥主办的西北军官学校。在军校里，他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1929年军校毕业后，刘逸奇被同乡、时任西北军三十三师师长葛云龙要去，先后在西安和湖北麻城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葛师长因倾向进步被撤职，刘逸奇被迫离开该部返回家乡，到临涣小学任国文教员。这时，临涣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刘逸奇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矢志不移，以从事教育工作为掩护，为革命尽力工作，对被难者家属问寒问暖，倾囊相助。为此，他一次卖掉了60亩土地。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逸奇积极参与和领导临涣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宿县组织「抗敌后援会」和「救亡社」，组织了20多人的抗日宣传队，经常深入临涣和乡村演出。1938年农历四月初一，临涣逢集，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刘逸奇被剧情深深打动，抑制不住流下滚滚热泪，和他一起观看演出的女儿和一些群众也泣不成声。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和临涣进步青年先后有50余名赴延安学习。
1938年宿县沦陷时，宿县教育局长王乔英和原西北军军官王化荣收集了一批青年学生、散兵游勇和遗散的枪支，组成一支队伍。刘逸奇、徐风笑被请去分任这支部队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这支队伍实际成为我党掌握的宿西较早的一支抗日食装。队伍缺乏武器，刘逸奇就把家里仅有的几支保家枪和马匹献出来；没有经费，他也从家里拿，甚至连他爱人多年积蓄的500块银元也拿出来作抗日活动经费。他的本家叔伯兄弟刘福聚劝他说：「家里安稳日子不过，成天东闯西荡图个啥？」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来，这支队伍编为河南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保安第三总队，刘逸奇任总队参谋长。不久，刘逸奇又受党组织派遣，回宿县组建独立第二大队，出任大队长，后来该部编入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二团，刘逸奇任参谋长。
宿豫区大兴镇逸奇村
随着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新四军第六支队决定成立宿县独立团，刘逸奇任团长，刘瑞方任政委。刘逸奇利用自己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广泛深入地动员家乡青年参军参战，为我主力部队组织和输送兵源。当时，他领导的这支「神武游击队」(当时刘逸奇名为刘神武，故独立团被称为「神武游击队」)活跃在宿西、蒙东百里隋堤故道上，神出鬼没地到处袭击日伪军及其据点，巧与敌人周旋，屡屡打击敌伪，对宿西抗日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刘逸奇和刘瑞方率领独立团在彭雪枫师长的领导下，同敌伪顽进行殊死战斗，于5月进军到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刘逸奇先后任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七团参谋长和泗阳县总队副总队长。
1942年秋，华中局为了沟通淮北与淮海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扩大解放区，决定在运东宿迁东南部与泗阳西北部成立运河特区，刘逸奇调任区委委员、联络部长(对外称联络站长）。面对从军旅工作到敌工工作的转变，刘逸奇乐意接受，对战友刘瑞方说：「敌工工作大有可为，敌军力量薄弱，靠伪军维持局面，而伪军包括军官在内，大都不愿当汉奸，如果这项工作做好，一旦日寇失势，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便可以里应外合，一举收复失地。」
上任后，刘逸奇非常重视提高敌工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严格要求，加强训练。规定联络部同志要学好三门课：一是敌工工作专业课，包括工作性质、对象、方法、纪律等，强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要求大家培养沉着、勇敢、机智、灵活的品格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二是政治、时事和文化课，对于文化水平低的同志，规定每天读【拂晓报】，抄录报纸习字等，他亲自辅导课程，检查和批发作业；三是武术课，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就把敌工人员带到野外练「八段锦」、「三十六擒法」等防身自卫术。他身体不够好，咳嗽很厉害，痰中有时还带血，但他不肯休息，坚持带同志们学习和锻炼。
工作中，刘逸奇处处克己奉公，关心同志。按规定他该享受小灶待遇，但上级每月发给的肉、油、菜等补助费，他都交到大伙房共同改善生活，与大家吃一样伙食。他的灰军衣已经多年变成了灰白色，但依然穿着；军分区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衣，只是在接待客人时才穿。 按规定搞敌工工作可以特制「工作服」，可以特支经费购买香烟等高级用品，但他从不享受，整天端着一根老烟袋。他说：「为了抗战胜利，节约经费，支援战斗部队吧。」
运河特区环境复杂，周围日伪军碉堡林立，国民党顽固派、土匪、封建道会门势力在这里也很活跃，敌工工作异常艰巨。特区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不断打击削弱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采取的方法是「插进去，蹲下来，挤出去」，即插进敌区，站稳脚跟，挤出敌人，使这个敌、伪、顽占领的边缘区政权全变成我们的政权。刘逸奇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向区委报告，审时度势地提出对策，确定争取友军、中间势力及瓦解敌伪的办法。出身贫苦、时任伪五区区团长的于维龙有70余人枪，和他关系甚密的众兴伪军第九中队队长毕雨昌，有90多人枪。掌握于维龙的情况后，刘逸奇派联络站长路艺先做于维龙的工作，之后又和路艺亲自到敌占区面见于维龙和毕雨昌，动之以民族之情，晓之以抗战大义，终于在1943年初夏把他们策反过来，接受运河特区改编，成立了「运河特区游击大队」。后在特区联络部工作和他们的影响下，又促成了伪军刘纯鲁和众兴城日军翻译组的起义，这些起义对特区的巩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逸奇村和堤南村合并成立的宿豫区大兴镇兴南村党群服务中心
1943年8月，特区所辖古城区环境突转动荡，工作骤然棘手。刘逸奇奉命前往主持工作，带领敌工干事董战、王凤源和通讯员吴长珠，于27日从驻地双河区三叉河北的前高庄出发，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晚间到达运河南岸敌战区小张庄目的地，立即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工作。次日凌晨三时许会议结束后，他们即由原路返回，到罗圩渡口乘船。当船行至运河北岸十余米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宿迁县长时亚武部200多人伏击，刘逸奇当机立断，命令跳水，分头撤退。不幸王凤源当场牺牲，刘逸奇和吴长珠被俘，只有董战潜水突围。
刘逸奇、吴长珠被俘后，敌人先用诱降和收买的方法。时亚武亲自劝刘逸奇说：刘部长，只要你和我们合作，我可以包你当县官；你要不愿意干，我可以给你一千块现大洋，回家养老。刘逸奇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做亡国奴；你们升官发财那套东西，用在一个真正共产党人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劝降不成，时亚武便指使手下对刘逸奇滥施酷刑，棍打、皮带抽、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烧肉香」（即把香的两头点燃，从衣领上往前胸后背丢下,烧得胸背皮焦肉烂）。刘逸奇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时亚武又企图从18岁的通讯员吴长珠身上打破缺口，结果同样遭到失败。
9月2日，刘逸奇、吴长珠面对亚武的最后审问劝降，再次坚决拒绝。当天午时，他们一起在杨圩东边河滩上英勇就义。
1943年10月5日，运河特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悼念被国民顽固派杀害的刘逸奇等烈士，淮北行署主任李一氓为刘逸奇烈士送来挽联：「未死于敌，而死于友，人间何世？轻视生命，重视组织，党性无亏! 」
位于刘逸奇烈士被捕处宿豫区陆集镇陆墩村的刘逸奇烈士纪念碑
为了纪念为人民利益英勇献身的刘逸奇烈士，经特区工委批准，把当时的大兴区倪渡乡命名为逸奇乡。新中国成立后，曾为宿迁县大新公社逸奇大队，宿豫区大兴镇逸奇村。现逸奇村和堤南村合并为宿豫区大兴镇兴南村。
1995年9月，宿豫区人民政府在刘逸奇烈士被捕处——今陆集镇陆墩村二组京杭大运河北大堤内竖立刘逸奇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正面刻着「刘逸奇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碑的背面镌刻刘逸奇烈士的生平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