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进士到实授官职要多久？如果在康雍乾三朝，起步就得5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无数读书人。在古代科举制度下，多少年轻人毕生心血都倾注在了一纸黄卷之上，但即便通过了层层筛选，最终获得了光荣的进士头衔，他们距离真正步入仕途，开启人生新篇章，也还有一段漫长的旅程要走。究竟这段旅程有多长？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和等待？面对重重阻碍，他们又是如何坚持下去的呢？
功名之路曲折漫长
大明王朝开国之初，为了树立统治的合法性，朱元璋颁布【洪武礼制】，确立了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延续至清代，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但要获得顶级功名利禄，登上仕途高峰，前路纵然光芒万丈，但骨子里也充满了坎坷。
简而言之，要获得进士头衔并不容易。首先要通过乡试，不出岁入或五年一次的乡试压力巨大。即便幸运通过，也仅是登上漫漫长路的第一步。接下来是艰辛的会试，分为初、复、通三场，专挑剔贫、瘠甚至怪诞的考题，如一丝马虎便遭严厉击杀分数。若再获佳绩，才有资格参加最后的殿试。
步步为营，层层筛选，就连宋儒张载也自嘲:＂三舍身外身，九度尘世尘。六经去作墙，四子在心冥。＂显见科举竞争之激烈，考生付出之艰辛。或可设身处地想象一下，近代高考生熬夜复习时的艰辛，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当年的考生究竟承受了多少压力，可想而知。
虽然，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清明，社会相对稳定，但依旧阻挡不了科场的严酷与竞争。清世祖可谓格物穷理之人，他为寻访人才，大兴科举。科场规模扩大，考试制度精细入微。就拿会试来说，设立3重门槛:初场通常15日应试；复场5日；大比复场3日。 第一重门槛已淘汰逾三之二，复场仅存数千人。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进士的，只是极少数佼佼者。
可见，清代科举制度极为严酷，才子虽有大把，但能获得功名利禄，执掌权柄者仅是少部分。即便是这少部分佼佼者，也要经历重重波折，克服艰难险阻，方有机会进入朝廷，开启新的人生历程。更不消说，康雍乾三朝，在严酷的选拔制度之下，新科进士要经历漫长的候补时光，才能真正入仕。那段艰辛的等待之路，无疑是对他们毅力意志的终极考验。
权力的游戏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便是在世代刻薄的读书人群体中，也存在着明确的等级划分。这种等级制度在清朝官场尤为显著，新科进士想要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立足，面临着重重障碍。
首先是官缺的匮乏。清代中央政权高度集权，中央与地方官员缺额有限。每科进士规模虽大，但能获实职者却寥寥无几。以乾隆朝为例，各省待补进士之多令人咂舌:江苏235人、浙江251人、广东283人、山东173人、直隶151人，就连偏远的云南也有66人，贵州49人。这么多进士都在候补，放个实缺就如探囊取钥，可见竞争有多激烈。
其次是朝纲森严，任人唯亲。虽然科举选拔看似公平，但实际上仍难逃朝野人缘、门阀世族这一陋习。朝中大员子侄多在幕僚核心地位，声望自不必说。即便是那些京营子弟，也往往捷足先登，独占资源。相比之下，底层出身者就显得无权无势，就算是功名圆满的进士，想要获得上佳差遣，也要费尽周折。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为了获得权力的认同与分配，科举人才无不摇唇鼓舌，上下勾心斗角。虽然个中龌龊令人作呕，但对于那些苦熬半生，不惜孤注一掷的读书人而言，却是迫不得已的权力游戏。他们中的佼佼者会穷极心计，要不然就是苟且偷生，只求得一官半职，好过俯仰皆是。
即便是享有最高殊荣、名列前茅的进士，其遭遇亦是如此。乾隆进士尚书出身的纪晓岚便是一例。他曾为状元，却遭乾隆疏离二十余载。在其【还湘记】中，不无自嘲地写道:＂两鬓儿华发，当时作少年。争些儿名缰，徒劳耽光阴。＂
从他的遭遇可见一斑，即便手持顶级功名，如不阿世逢时，依旧会在朝野漩涡中坠入深渊，被这场权力游戏玩弄于鼓掌之间。这正是新科进士们在步入仕途时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不得不在尔虞我诈的官场挣扎求存。
不平则鸣
虽然康雍乾三朝的科举制度严酷无比，新科进士上仕之路也是坎坷曲折，但这并未完全压制了他们发出质疑与控诉的呼声。相反，正是由于困境的存在，许多进士才勇敢地揭露了现状的不公，直抒胸臆，呼吁改革。
其中，状元谏诤最为响亮。乾隆十九年，状元张兆骞上疏，控诉当时进士补员的困境。他写道:＂臣于近年朝考，见从生至老，亦无荫庇，操戈耕读，曾几无告。＂＂人人怀才抱志，孰不将膺恩纡，一旦登科及第，未尝贻闲羁缓。＂这番质问，将新科进士的困境娓娓道来。
类似的控诉不胜枚举。乾隆二十五年，进士胡继枢便上书批评了铨选体制的不公，认为＂今日之制，无所悉心＂。他还建议＂诸生自举才俊，庶几不备尘馁＂。
还有些人则是直接陈情肺腑，揭露现实的残酷。陆陆续续爆发的洪承畴、潘佩等进士的＂贻笥之争＂，便都在反映这一矛盾。他们中不乏目空一切、锐语惊人之辈，如潘佩便曾痛斥朝廷＂公行私为＂。
在这些进士的不懈努力下，无疑也给当权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每当遇到上疏之人，朝中大员往往会左右为难。比如康熙年间，就有人专门建议将上书者＂列为姦党，收押入狱＂。不过，康熙却并未这么做，反而努力平息矛盾，并亲自跟部分进士通过书信，对其理解及怀才的心情表示赞同。
即便在其后的雍正、乾隆年间，朝廷虽然加大了审查力度，但仍无法完全遏制进士们的疏诘之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开明与宽容。君主们或多或少意识到，此等发声虽然棘手，但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让蛰伏已久的人才们喷薄而出，大有裨益。
总的来说，清代新科进士虽然处境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发声的机会。相反，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控诉与建言，才为激流勇进、扭转困境带来了一线曙光。
坎坷终遇转机
历经康雍乾三朝数十载的沉疴，进士上仕之路的困境终于在乾隆晚年开始有所缓解。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令清廷不得不权衡利弊，打开改革大门。
乾隆晚年，中原疆域屡遭外族入侵。首先是准葛尔族于1783年进犯新疆，攻陷伊犁。次年，清军虽成功收复失地，但准葛尔族仍继续骚扰，新疆吐番地区局势一度十分混乱。
更为严峻的是1788年白莲教起义，导致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数省遭受重创。起义军攻陷开封、洛阳等府城，直逼京师。虽然朝廷调遣重兵最终平定，但战祸无疑给国力造成了沉重负担。
就在这股浪潮中，乾隆帝不得不打开选拔人才的大门。为了充实国力，他颁布了一系列恩诏，缩短进士授官时限，以增加儒生入仕的希望。例如1789年诏书明确规定:＂茂才新进，宜行优恤。＂1790年又下旨将各省外起居满三年者列为优选。
在这一利好政策的影响下，进士补缺状况颇有改观。以洪亲王所辖地河南为例，其补员时曾一度高达百余人，但在乾隆晚年连年得缓，到1795年只剩49人。广东、浙江、江西等省亦有相似状况。
乾隆晚年的重大军事征伐，无疑加速了这一改革进程。以白莲教起义为例，朝廷为了打压叛乱，除了派遣重兵之外，还曾在战场上直接录用新科进士充任参谋及文职人员。其中如吕坛、吕留良便是由进士遽为军旅，前往陕西、山西等地剿匪。
有趣的是，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不仅有新科进士凭籍从军，便是一些已蓄须久候的陈进士，也被朝廷临时拉上战场。如晋商出身的孙云锡，1791年中进士后，竟被征调组建＂察哈尔营＂，赴新疆讨伐准葛尔人。这些充满戏剧性的事例，无疑反映出当时清廷用人用才的决心。
总的来说，在动荡年代的冲击下，清朝统治集团终于意识到，必须打开选人用人的大门，以壮大国力。这直接导致了新科进士上仕之路的畅通，为他们带来了转机。
功名正果
经过乾隆晚年的改革，进士上仕之路终于开始通畅。尤其是在嘉庆、道光两朝，官场风气稍为开明，新科进士纷纷得以大显身手，在治理天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嘉庆帝继位之初，便在官员遴选上破除了一些陈规。他对人才使用较为宽松，凡有才干者，都会优先录用。正是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一批新科进士得以快速崭露头角。
以江苏进士蔡祈为例，他在1806年中进士后仅四年，便捷足先登，担任了礼部侍郎一职。其后不久，又飞黄腾达，升任两江总督。如此仕途坦荡，实属难能可贵。蔡祈不仅是当朝要臣，而且在治理长江流域、整顿军务等方面亦建树颇丰。
此外，还有以进士身份出身，在政治军事上双料摘桂的人物。比如山东进士李祥，1817年入翰林院后，数年间即陆续被命为各部侍郎，并担任过山西、湖广等省的巡抚重任。尤其是在湘军将领一职上，李祥锻炼出了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镇压几起重大农民起义出了诸多力。
清中后期，类似的人物不胜枚举。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体现了新科进士所独有的特质——既有扎实的文化功底，又不乏治理实务的机智。按理说，这本应是朝廷最佳的用人标准，可惜在长期的等候期间，他们的这份才能往往会被忽视。
好在，至少在嘉庆、道光两朝，这些人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尤其是在道光朝，一大批进士得以迅速重用，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杭州人张荫桓、两广人钱大鎗、湖南人刘铭传等，都是这个阶段功名粲然的典型代表。
正是凭借着这批新科进士的贡献，朝廷才得以在动荡的年代继续维系中央集权。虽然到了后期，新政艰难推行，但这部分功臣们为朝野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并成为了历史转折关头的关键力量。从这个层面上看，他们的坚持与努力终究还是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