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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八年，明太祖疑北平承宣布政使李彧、提刑按察使赵全德与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腐，遂令调查。三月之际，御史余敏、丁廷举经过缜密调查，揭露了郭桓勾结李彧等人，通过私吞赋税、少缴秋粮及巧立名目增收等手段大肆贪污的罪行。
郭桓等人的贪腐数额触目惊心，共贪污了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决心借此机会严惩全国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以正朝纲。此案牵连甚广，不仅涉及了地方官员，还牵扯到了朝廷中的高官如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等。总计损失精粮高达两千四百万担，这一数字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郭恒案」。
据【明史】载，此案的结果是: 「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明明是追查「二千四百余万精粮」的去向，怎么最后反而闹到明帝国中等家资之人全部破产的地步？这是否表明明朝的富户确实都为富不仁抑或另有真相？
（1）朱元璋的想法
朱元璋在处理「郭恒案」时，思路很简单。若六部官员贪污腐败，继续追查赃款源头。若赃款来自布政司，应抓捕其审问，并查明行贿款来源是否来自下属府。随后，将府里官员带来询问，款项多来自下属州。继续向下，州官被问询后，款项往往指向更基层的县。这套追查方法能揭露所有祸害民众的官员，全国司法机构应严格执行，让奸臣无处遁形。
听起来完美无瑕，但实际落实起来却是，县官一旦被审，最终源头往往指向百姓。而这些百姓又大多是富民。这一切都源于朱元璋在洪武四年推行的一项重要制度——粮长制。
这是一项在传统官僚体系之外的创新，主要实施于浙江、直隶、湖广、江西、福建等地。简而言之，该制度以一万石粮食为基准，划分税粮缴纳区域，并由政府指定当地大户担任粮长和副粮长，负责税粮的征收和运输。这些粮长并不从朝廷领取工资或活动经费。
朱元璋实施粮长制的目的有三：
一是将征收税粮的行政成本转嫁给地方大户，同时大户的资产也能作为税粮征收的保证；
二是取代历史上可能出现的「揽纳户」，减少农户的运输成本和被盘剥的风险，让大户作为粮长更可靠地管理税粮的缴纳；
三是希望粮长能自成体系，取代他不信任的官僚集团。
粮长的主要职责包括催征、经收和解运税粮。如果不能按时足额完成税粮征收任务，将面临严厉的惩罚。例如，山阴人诸士吉因催粮问题不仅未能收到税粮，还遭受诬告，最终导致他及其两个儿子被判死刑，其八岁女儿诸娥为求重审，不惜滚钉板，以生命为代价才使案件得以重审。
粮长既没有编制也没有工资，那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他们 的回报主要有两点：一是有机会被朱元璋接见并提拔为官，如严震直即由粮长升至尚书；或获朱元璋「赐钞」奖励 （这一好处仅限洪武年间） 。二是粮长享有法外特权，如用钱赎「杂犯之罪」，并能介入地方诉讼、报告灾情和举报不法行为，以监督地方官僚系统。
别看这 「杂犯之罪」可 用钱赎买不是什么大的权力，但实际比第一条好用多了。而且朱元璋此举可谓一箭双雕。要知道税赋沉重，粮长强行征收很容易得罪人。要是他们被人举报（前面讲过，朱元璋鼓励大家互相检举揭发），谁来为朝廷做事？二来，粮长犯错， 赎金不仅维系了严刑峻法，约束了粮长，还削弱了大户，使底层贫困化。
（2）最终结果
"郭桓案"的严重后果，即"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与粮长制度紧密相连。在朱元璋的"凡缺额即贪污"的逻辑下，追查赃款从中央至地方层层深入，最终矛头指向了基层，特别是那些负责税粮征收的粮长。这些粮长，正是明朝社会中坚力量"中人之家"的代表。可以说，粮长制度成为了一个桥梁，使得"郭桓案"的风暴以极低的行政成本，直接冲击了民间社会。
虽然基层官员中确实存在腐败现象，但明帝国税粮的巨大缺额，其主要原因并非全在于官员的贪污。一方面，明初的生产力尚未全面恢复；另一方面，朱元璋所定的官田税额过高，即便是基层官员全力以赴，也难以完成如此沉重的税收任务。然而，朱元璋却对此视而不见，一味在追赃问题上对官员施加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各级官员自然会将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对象，其中便包括了普通的民众。在【大诰】中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大名府开州的州判刘汝霖，这位德高望重的儒者，在执行追赃任务时，没有直接找被定为贪污的官员罗从礼等人，而是选择将压力转嫁到乡村的民众身上。他下发文件，让民众缴纳钱钞来补足追赃数额，甚至采取逮捕关押等手段逼迫民众缴纳。
刘汝霖最终因此被朱元璋公开处斩于市集之上。在叙述此案时，朱元璋极力渲染刘汝霖的罪行，但其中也透露出一些不寻常的信息。例如，既然罗从礼等官员已被定性为贪污犯，刘汝霖为何不直接从他们身上榨取赃款？再者，地方政府要敛财完全可以编造其他名目，但刘汝霖却公然写明这是为了补足朝廷的"追赃"。这些反常现象，只有当与"朝廷所谓的追赃额度，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百姓的未缴税粮"这一事实相结合时，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除了上述案件，【御制大诰】中还多次出现反常情节。如陕西追赃案中，官员不按赃款赃物名单追缴，反而向普通百姓摊派。朱元璋对此痛斥，但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何官员不直接按名单追赃？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张梦弼案中，山西沁水县的官员同样选择向百姓科敛，而非按名单追赃。这些官员为何顶风作案，难道真是要钱不要命？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更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们 明白按名单追赃无法凑足朝廷指定的额度。
朱元璋权力虽大，能惩处众多「刘汝霖」，但无法阻止这种恶性循环。他制定的追赃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几乎全部选择向百姓摊派，尤其是负责税粮征收的粮长和富户。结果，天下中产之家因此全部破产。这一系列的反常操作，根源在于朱元璋制定的税粮额度过高，使得基层官员无法完成税收任务，进而引发了这场波及全国的灾难。
让朱元璋始料未及的是，「郭恒案」扩大化后，民怨开始沸腾了。那他又将如何处理呢？
下期预告：
尔等顽民，不恤君恩！
参考资料：【大诰】、【明史】、【活在洪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