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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我有两个观点，第一是历史具有隐蔽性，第二是历史具有误导性。
历史的隐蔽性在于，历史现象只是一种最终呈现，当其呈现时，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已完成复杂的演绎。这一点可以类比于编程，历史现象就像电脑屏幕上某个效果，当它展现时，其代码已经写好并开始运行了。
然而，人不仅会常常忽略这些代码，即便注意到了，也会受限于自身局限，无法究竟每一个细节。因此，没有完全真实的历史，当然，历史也不需要完全真实。
而历史的误导性在于讲诉历史的人不是机器，每个人自身具有各类意志，有情感倾向。说历史的人不见得非得杜撰不存在的事情才叫误导，他可以选择性的说，决定说什么不说什么，决定什么要浓墨重彩，什么要一带而过。
人人皆有偏见，程度有深浅之区别。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没有偏见，那么这就意味着他的偏见尤其深重，因为他竟然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他只是一个人，既非机器亦非神。
请注意这一点，历史不会说话，会说话的是摆弄历史的人。
历史只是线性地展示过去发生过什么，至于为什么发生，则全在于史家的判断。史家的判断力如何？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主观意志，做到尽可能忠实的全纪录而不表达意见？这是值得警惕的。
考古很重要，民间的口述史也很重要，留存下来的史料越多，越容易进行交叉佐证，得出更接近真相的结论。
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无法单单靠一位当事人的口述和现场的痕迹就能生成，不同人物的证词之间，证词和物证之间，现象（现场和动线）和动机之间，能对应的地方有多少？
如果一切都特别完美，则需要设想另一种可能——有无可能这一切都是摆拍？目的就在于让判断这件事的人快速做出笃定的判断？
历史不展示真相，真相藏在历史深处，需要一层一层往下挖。最上面的是利益，再往下是人心，继续往下是文化属性，更往下是文明，最底下是不会说话的地理和气候所构成的环境。这些层级之间首先是递进影响，接着是相互影响，比最复杂的机械要复杂成千上万倍不止。
一位史家能看到哪一层？取决于天赋和对事实的忠诚度。事实不只是由现象构成，还包括现象背后的运作逻辑。最平庸的人只关注「是什么」，能关注「怎么样」的人已经算少数，而能问「为什么」的人则属于稀缺了。如果能不停留在浅层的「为什么」而往深处走，就算得上真正的学问家。否则最多只能叫知识家，若论知识家，恐怕没有比谷歌百度更牛逼的了。
另外需要注意一点，历史是由碎片构成的。
一个想要呈现历史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他所要呈现的历史由哪些碎片构成，不同的碎片会呈现出有差异的历史，要么侧重点不同，要么哪儿哪儿都不同。
因此之故，不要指望读史能使人明智。一个缺乏哲学思考的人去读史，更有可能把自己读成上帝——任何一盘已定棋局，作为看客，在回顾时都会生出一种错觉——「如果当时由我来下，这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秦朝郡县制的失利，促成了汉朝以来逐渐形成的家国同构。事实证明，后者更加稳定，前者树敌太多，站不稳。
所以不论是古之读书人还是今天的读书人，都以骂秦始皇为正确。骂人当然没问题，问题是骂的点是什么？为什么而骂？若论功过，秦始皇对农业文明的促进作用是重大的，对汉文化的传承则不好评价；若论其德性，残暴无比，杀人无数，妇孺都不放过，挖出来鞭尸都不解恨。
无标准不论是非。标准必须走在评价前头，否则就是置自己于上帝的位置，是一切标准的标准。就我所见，鲜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文学家会借古讽今，历史学家会借历史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伦理倾向，这是必然的。因此，一个说历史写历史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在表达自己，只是把自己藏在历史的碎片中，不显露出来。
对于说史写史之人，无论承认与否，自己比历史优先存在。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更能保证历史的严肃性和事实性；如果意识不到，历史就成了自家后花园，想怎么摆弄，都是可以的。
以前讲神学、哲学和科学起源时，谈到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创造一个「神」出来？
观点有很多，比如人需要「神」来解释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比如人需要「神」的保护，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人人都有当神的冲动，途径有很多，比如权、钱、名望等等。不可忽略的一个途径是——着力于表现无所不知，尤其是历史，因为其他学科多是需要论证推导的。
综上种种，不要把历史当做是什么了不得的知识，历史不是目的，只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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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作为前言，解读【道德经】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文本通译：
▷ 道冲： 「冲」通「盅」，盛酒器皿，象征空虚。
【道德经】第十一章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即此。「冲」字在中国文化史中有特殊意义，常与「虚」字组成「冲虚」，用以言说某种难以言说的浩渺悠远的精神状态，具有一定宗教色彩。
「冲虚」 可约等于空虚（特别强调，此处之空虚非「空虚寂寞冷」之空虚），核心含义是「无我」，即无意识，进一步的含义是：可持续容纳事物。「道」的持续运动所带来的扩张和创生使其可持续保持空虚，无意志，容纳万物。
▷ 而用之或不盈： 对照【道德经】第六章「用之不勤」，即取用不尽。此处「不盈」即「不满」，「道」的空虚像一个永远斟不满的酒盅，永远斟不满，即永远用不完，强调「道」的永恒性。
▷ 渊兮，似万物之宗： 渊，象征深邃；似万物之宗，像是世间万物的根源。甲骨文中，「宗」与「泉」写法相近，可能这二者存有某种特殊的关联，此处只提出，不细究。两个字都表示一件事物的最初。综上，此句可理解为：道深远得像是所有事物的根源。
▷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所针对的是中间的「其」字，理解「其」所指代的事物是关键。回溯前一句「渊兮，似万物之宗」，「道」深远得像所有事物的根源，即意味着万物产生。合理推测，万物在产生之后要经历四个过程：挫锐，解纷，和光，同尘。
所以「其」字指代万物，万物产生之后要「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这是「道」运动的必然性，所以「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即是万物之本能。
「锐，纷，光，尘」各自象征事物的一个本然属性，凡是事物，必具有此四大属性。
「锐」，棱角。象征着一件事物本来的特性，可理解为天性；「挫其锐」即消磨事物最初的棱角，进而适应环境，与环境融为一体。任何事物最终会走向与万物共存，否则就只剩下灭亡。
「纷」，纷乱。 象征着在环境中最初的混乱，可理解为迷惑；「解其纷」即消解事物运行中的纷乱。「纷」的存在是因为事物自身的运行和「道」的运行之间产生错位，于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进而失去归属，脱离了秩序。
道法自然，生成秩序。世界看似混乱，却井然有序地依循着更高层面的规律在运行，每一件事物在更高的规律层面中都有位置，即为归属。然而这个位置并不固定，会随着道的运动而变化。所以事物的存在即是持续寻找归属，成为环境的一部分。
「光」，光芒。 象征着运行中产生的特性，可理解为风格；「和其光」即调和事物运行中形成的光芒。特别强调，此处的光芒没有情感色彩，不含褒贬，指的是事物的独特风格，这是事物在运行中逐渐形成的。调和光芒最终走向「和」，即各自生长，互不影响。这个过程是自发的。
「尘」，尘埃。 象征着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痕迹，可理解为影响。「同其尘」即混同事物运行中产生的尘埃。「尘」的繁体为「塵」，本义是鹿奔跑时扬起的尘埃。这个字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其象征意义，即事物在运行中产生的痕迹。混同痕迹即——百川归海，万石藏山。这应是功利主义的最高形式。
▷ 湛兮，似或存」：多么清晰 ，飘渺而又真实。此句似乎矛盾，实则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习惯于表象，而很少关注实质；习惯于结果，而很少在意过程，尤其是当某件事物的过程缓慢而细微时。
譬如，一朵花从生长到盛开的过程是细微且缓慢的，很少有人对开花的过程感兴趣，大家更感兴趣的是盛开之后的花。
所以对于很多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之事，我们很少投诸目光和思考，就相当于我们会认为空气是理所当然的，故而不会觉得它有多重要。
▷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与【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相通。表述的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阶段。道是万事万物的源头，是开天辟地的力量，在人类意识极限前就已经存在。「吾不知谁之子」在描述道产生之前，「可以为天下母」在描述道产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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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四章着重呈现了「道」的运行所产生的现象——和光同尘，挫锐解纷。这八个字算是一种认识论。体现了事物运行的最终走向，以及现象背后运作机理的繁复性。深远、若有若无、源源不断、复杂。
事物运行的最终走向来自稳固的底层，来自基本的逻辑和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道。
前些年出现一个概念叫做文化属性，这本是一个很正常的词，但不被一部分搞文化历史研究的人所承认，他们认为文化属性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不准确的表述。
可是只要有文化，就必然有差异，只要有差异，就需要确定其各自的属性，这不是很正常吗？因此，不仅有文化属性，还有文明属性和制度属性。相比于属性，文明、文化和制度都只是一种呈现，属性是那个根本。
就此而言，历史是一种现象，没有现象，就无法探究背后的运作机理。历史的规律并不分明，但趋向是清晰的，即：
文明 → 文化 → 制度 → 利益
文明决定文化，文化决定制度，制度决定利益。不过这只是呈现出单向的递进主线，此外文化、制度和利益还会互相影响，这一点特别强调。
一般来说，历史的必然性是对几千年历史的统一汇总，只能确定极少数内容，比如高效必然取代低效——这是几十万年的人类史呈现出的极为确定的一个历史发展原则；比如法律是一种故事，这种故事有暴力加持，用以维护当时的秩序，当时的秩序对应当时的文明——这一点也是几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所呈现的重要特性。
而历史的偶然性即是历史现象，受制于历史的必然性。
以我国为例。国人对于祖宗向来愚孝，对于祖宗的话向来迷信，其实所孝所信，并非祖宗，而是权威。祖宗有错吗？不敢说，但一定不是全对的，即便有人发现了祖宗的不是，在帝制时期，也只能装聋作哑。这是农业文明帝国必然会生出的文化属性，此即文明的必然性。
中国曾在农业文明时代创造过绝对的辉煌，与此相应，中国式的帝王专制亦曾达到顶峰。中国能在农业文明时代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帝国，这并非某个皇帝专属的功绩，而是得益于农业文明的自身需求和中国自然环境之特性。
在冷兵器陆战时代，中国的地理位置拥有众多天然屏障，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西北有沙漠和高原，东南是海，东北是大兴安岭山脉，东南的大片海域和西南、西北、东北的地势地貌以及恶劣的气候，使得外族入侵中国的成本极高。而我国的自然环境——广袤的平原，温和的气候又非常适合农业发展。
国家的地理位置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自然环境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渥的条件，这就使得能够带来社会稳定的帝王砖置成为必然，此即制度的必然性。
农业生产对社会稳定有着天然的需求，因为只有社会稳定才能让农业生产心无旁骛的进行，于是，帝王砖置形成于野心家的智谋和农业文明天然需要的合力。如此一来，帝王砖置和农业文明互相需要，农业文明往深处走，帝王砖置亦愈加精细，消除了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提前到来的可能性。
粗放的农业生产需要的是经验而非科学，帝王砖置需要的是权威而非真理（此处需特别强调，即便在中国历史上曾短暂出现过相权盛于皇权的情况，亦属于帝王砖置的一个变种，其本质还是帝王砖置）。由此看来，经验总是和权威相伴相生，而科学和真理则互为支撑。
在我国先秦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是因为当时尚能不唯权威不迷虚论，能做到求真求实。这一切随着秦统一六国建立砖置帝国而衰败。此事非秦始皇一人之力可为，他只是历史的一个偶然性。即便没有秦始皇，也会有张始皇或王始皇。
4/
自秦始，我国进入了漫长的农业文明发展史，粗放型农业为根本生产方式（农业文明时期所出现的所有工业和商业形式，均为农业的附庸），外儒内法为社会治理方式，钟秧吉拳持续升级是正置任务，独尊儒术树立权威是学术任务。
此后，儒家成为正置的装饰品，成为钟秧吉拳治理社会的一种绥靖手段。但儒家还是需要表现出读书人的不屈傲骨，这是民间的需要，也是朝廷的需要，这种表演贯穿历史，形式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
看儒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先秦儒家和后世儒家。
先秦儒家强调的是秩序（恢复周礼），天尊地卑，四时轮回，有高有低，有前有后，有左有右，井然有序，不能乱。因为孔夫子所处的时代，战乱不断，礼崩乐坏，孔夫子认为这一切都是秩序紊乱导致的，所以他的研究主要在于构建更完善的秩序，以及为这秩序奠定基础并设置保障，礼乐诗书都为此服务。
但客观的说，他并没有看到更深层的缘由，他无法看到天地运行、四时有序背后的那个力量，因此寄托于一种人为的力量——秩序来使得天下太平。总体来讲，先秦儒家还是具有求真求实之精神的。
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从此负责为皇帝讲故事，之后的儒家，成为精英儒家——成为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筒置阶层，所维护的不再是孔夫子所强调的秩序，而是统治者强调的秩序。
统治者的意志要求儒家必须服务于统治，使得统治万年不变，所以所有对【论语】的解读更强调其秩序的一面，至于【论语】中原有的变通之处，则逐渐成为皇权秩序的诡辩之词。这是学术发展被正置意志所主导的结果。
这一切的根因是农业文明对钟秧吉拳的需要，不仅仅是学术，社会中的一切力量都需要为农业文明让路。其背后逻辑是，农业文明需要一个稳定的正置体制，稳定的正置体制需要一个皇帝，皇帝需要尊崇皇权的百姓，百姓需要尊崇皇权的合理性，儒家负责为尊崇皇权寻找依据，并负责为皇权变更炮制合理性，军队负责为皇权稳定扫除障碍，地主阶级在上尊皇权的基础上负责治理区域内的百姓，于是一架设施完备的正置机器就这样轰隆隆运转起来了。
在这架正置机器面前，知识分子施展拳脚的前提是把自己与正置机器绑定，并持续寻找此举的正义性以安慰自己。所以秦之后的读书人，多为傀儡，少有君子（孔夫子所定义的君子）。
所谓君子，很难定义，但有几点是需要具备的。
其一是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即能够认知真理，持续寻找根因，并尊重事实；
其二是所作所为配得上自己所呼喊和倡导的，真正的为天下苍生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奔走；
其三是当有事物阻挡了正义时，敢于对抗，敢于质疑。
理智是成为君子的前提，当一个人不具备理智时，即便有善的动机，也不见得能成就善的结果，而且容易被人利用创造邪恶。而理智的前提是质疑精神，没有质疑精神，则只能具备皇权允许范围内的理智，超出这个范围的，则是无法具备的。
所以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读书人，要么是偏执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圆滑的利己主义者，鲜有能看透事物本质的懂得变通的实干家。即便是现在，国人对历史人物的判别标准依然简单粗暴——只分忠奸，这种低级的认知模式是愚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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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农业文明的强盛即意味着帝国的强盛。
中国曾在农业文明时期达到过绝对的顶峰，这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环境气候和帝王砖置环环相扣的结果，绝不意味着思想和学术的强大。农业文明要求绝对的权威，绝对的不可置疑，这是对科学精神的全面封杀。
不可否认，我们确实曾获得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其代价是，由于帝王砖置和农业文明的历史过于漫长，导致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思维惯性，导致我们在商业文明时代的竞争力完全被思维惯性所束缚，缺乏求真精神和创新意识，缺乏理性和独立的能力。
与其他国家相比，国人崇尚权威更甚。这是因为我们缺乏独立的精神，缺乏质疑的意识和能力。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从思想到行动，我们都习惯于依附。
这是忠孝文化的必然结果。
忠于皇权而不论此皇帝值不值得忠，孝于父权而不论父权之对错善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构建了稳定的社会伦理，这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必然性。
当下我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其本质即是农业文明的思维惯性和商业文明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骨子里崇尚权威，但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独立思考；骨子里依附关系，但现实强调的是利用价值。
相比于子女，父母更为传统，父母认为亲戚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利益纠缠理所应当，子女却在独立的居所不识邻居是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国更崇尚关系，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国更无界限感，然而这些在农业文明时期的自然特性与当下的商业文明环境格格不入，或许唯一的改变方式就是现实带给每个人的痛感，让我们被迫适应商业文明环境中对人的要求。
可能你会认为是秦统一六国阻断了我国的科学可能性，但不要忽略统一是农业文明的必然需求。利益、制度、文化都不得不让位于文明，文明处于最底层。
今天是全面的商业文明社会，并且有1/5的身子已经迈入了科技文明时代，一个沉迷于农业文明忠孝文化的人，在这样的时代，会深感不适。这便是由文明的冲突而酿成的时代悲剧。
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如果想要避免这样的悲剧，【道德经】第四章提供了建议：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