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宴，一行人进场坐到第一席，周恩来：之前见面也是吃饭
1956年，北京迎来了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各地的代表和人士纷纷踏上了前往京城的征程。在怀仁堂，毛主席亲自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国宴，800多名参会人员都荣幸地收到了邀请函。
这一喜讯让各省的代表和人士欢欣鼓舞。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座位自然排在宴会的首席，而钱学森也被列入这个重要的名单。宴会前，宾客们纷纷入席，其中一位商人却径直走向了第一席并坐了下来。
随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入席，这位商人与其他同桌的嘉宾表现出紧张，气氛显得有些拘谨。尽管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伟人，与他们同席实属殊荣，但两位领导一向平易近人，不喜欢过于紧张的氛围。于是，他们主动与大家亲切交谈，逐渐缓解了气氛。
在宴会进行中，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与这位商人交流。毛主席指着他向大家介绍：「他是曾国藩的同乡。」周总理也开玩笑地说：「他是湘乡嗯呀，俗话说，长沙里手，湘潭漂，湘乡嗯呀做牛叫呀。」
听到周总理幽默的言辞，大家纷纷笑出声。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轻松愉快起来。周总理与这位商人显然有着旧识，两人聊到过去的美好时光，周总理亲切地提到：「对，上次见面也是吃饭。」这位商人曾是一名普通士兵，与周总理在军队食堂相遇，周总理幽默地称这次宴会是「上次见面也是吃饭」，让商人感动不已。尽管周总理只是与他有过几面之缘，但至今仍然记得这位普通士兵，展现了周总理对每个普通人的关爱和尊重。
作为国宴第一席的座位自然属于最尊贵的客人，以商人的身份参加国宴已经是非同寻常，而能与毛主席、周总理同席更是难得一见。为何这位商人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答案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
这位商人名叫陈芸田，他于1908年出生在湘乡县白杨乡石头冲的一个佃农家庭。陈芸田的生母并非陈家男人的原配妻子，她是一位二嫁的妻子。陈芸田的母亲出身贫苦，嫁到陈家后地位很低，经常受到富户家庭的嫂子的白眼和辱骂。
白杨乡有两家大户，分别姓王和朱，两家都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陈家的嫂子是王家的人，地位相对较高。她在家里威风凛凛，对陈芸田和他的妹妹态度十分苛刻，时常斥责他们。
陈芸田的母亲生活虽然困苦，但是她是一个明智的人，深知自己难以改变命运，但她渴望儿子能够脱离困境。母亲时常告诉陈芸田，无论生活多艰难，都要坚持学习。为了让陈芸田能够读书，陈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她始终坚守信念。陈芸田深受母亲「学而优则仕」的教诲影响，一直努力读书，这让陈母感到非常欣慰。
挑选细处的麻绳，命运总是嗜好找寻苦命之人，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九岁时，陈芸田失去了生命中最疼爱他的母亲，她被一场重病夺走了最后的呼吸。陈芸田的生活开始一片雾茫，然而他却毫不气馁，坚持追求知识。而命运的捉弄并未止步，当他14岁那一年，丧父之痛再度降临，陈芸田成了一位孤儿。陈家虽未立即崩溃，但生计的拮据变得更加严酷。
1926年，陈芸田从小学毕业，然而由于经济原因，他无法继续深造，于是他毅然离开了故乡。他远房的亲兄弟陈乾臣正好也有外出打算，于是两人商议决定一同投奔陈乾臣的至交好友谭曙卿。
谭曙卿并非寻常之辈，他是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的师长。陈乾臣得知确切消息，得知谭曙卿驻扎在潮州。陈芸田随陈乾臣一同前往潮州，顺利见到了谭曙卿。谭曙卿没有让陈乾臣和陈芸田失望，将两人都留在了部队中。然而，尽管陈芸田和陈乾臣是亲戚，但在谭曙卿看来，亲疏有别。两人留在部队后，陈乾臣跟在谭曙卿身边做差事，而陈芸田则只能进入警卫排担任差事。尽管如此，由于陈乾臣与谭曙卿的关系，陈芸田也成功担任了警卫排的班长职务，日子过得还算安逸。
当陈芸田在第三师担任警卫排班长时，周恩来刚好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部担任科长。因此，在食堂就餐时，两人偶尔会相遇。正是在这个时候，两人在食堂结下了一些淡淡的交情，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芸田回忆说，当时的周恩来年方二十，一身军装，英俊非凡。
陈芸田在军队服役时，过着悠闲无忧的日子，平时无需承担太多责任。然而，他的心情却始终无法愉悦起来。来到潮州的目的并非为了混日子，而是希望报考黄埔军校在潮州设立的二分校。陈乾臣也有同样感受，尽管在部队得到了谭曙卿的关照，但并未获得重用的机会。错过了黄埔军校报名的时机，他们决定告别谭曙卿，重新回到湘乡。
陈芸田回到家乡后原计划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继续报考黄埔军校。然而，意外的大病让他的计划彻底泡汤。病情好转后，陈芸田选择在家乡当了两年小学教师，以赚取工资来维持生计。在这段时间里，陈芸田并没有丧失理想，依然渴望继续深造，只是因为经济拮据一直没有机会。正当他感到困扰的时候，一则消息让他振奋不已。朋友告诉他，在上海有一所劳动大学可以免费读书，这让他的梦想重新燃起。
1930年春天，陈芸田听说他的梦想可以实现，于是辞去小学教师的职务，踏上了前往上海追梦的旅程。然而，他的计划再次受挫，因为劳动大学因罢课而停办，陈芸田的继续求学的梦想再次破灭。面对挫折，陈芸田没有选择回乡，而是留在上海工作，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每天徒步十多里去一家业余的中国社会科学讲习所学习。
尽管生活艰辛，但陈芸田对求学的热情依然不减。通过打工积攒了一些积蓄后，他联合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乡，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莫愁」的酒馆。这个名字既是酒馆的名称，也是陈芸田对自己的一种安慰，表示身在异乡的坚持。为了赚取足够的钱去日本留学，陈芸田努力工作，甚至牺牲了休息时间。然而，1932年1月28日，日寇发动了一场侵略，导致「莫愁」酒馆在战火中化为灰烬，陈芸田的留学梦想也随之破灭。
经历了这一次艰难，陈芸田失去了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机会，只能暂时回乡重新规划。回乡后，陈芸田面对嫂子的轻视，感到更加无地自容。由于无法在家中安居，他决定前往邵阳投奔哥哥。哥哥在邵阳的一家绸庄任伙计，陈芸田也加入店里做伙计，勉强解决了生计问题。然而，在他当伙计的时候，万泰福绸庄却遭遇了一场大麻烦，这也成为了陈芸田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邵阳商界的领袖郭泽春一直是当地的有力人物。在邵阳经商的万泰福绸庄老板属于湘乡帮的商人，与郭泽春一直有矛盾，尽管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经商，但却一直在背后争斗。陈芸田刚好在邵阳，却陷入了郭泽春对万泰福绸庄的纠纷中。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地的军阀曾经向邵阳商界借过3000元，并发给了一张价值3000元的「田赋券」，形式上相当于一张「欠条」。然而，实际上，军阀在借款时就没有还钱的打算，「田赋券」只是他们常用的手段之一。当时邵阳商界都知道这一情况，包括万泰福绸庄的老板。作为邵阳的大户之一，万泰福绸庄出资最多，全体邵阳商界都同意由他们负责保管这张「田赋券」。
然而，这张「田赋券」很快被遗忘，当地商人也不再提起。多年后，郭泽春却突然提出，指责万泰福绸庄私下拿着「田赋券」去军阀那里兑换成现金，并据此个人获利。虽然邵阳商界都知道这是郭泽春的报复行为，但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支持万泰福。原因有三：首先，郭泽春在当地势力强大，没人愿意因此得罪他；其次，大家都在邵阳经商，如果万泰福绸庄陷入困境，有许多人可以从中获利；最后，如果郭泽春的指控成立，万泰福就需要支付现金赔偿，邵阳商界许多人都有份，对于这样的「天降之财」，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邵阳商界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却表现出了冷眼旁观的态度，万泰福老板在面对郭泽春的指控时无法辩驳，陷入了困境。陈芸田得知一个关键信息，发现军阀当年留给万泰福老板的「田赋券」居然保存完好。尽管万泰福老板对陈芸田并不信任，但面临危机，他只能选择寄希望于陈芸田。
邵阳县法院开庭审理的那天，陈芸田代表万泰福与郭泽春公开对质。面对郭泽春的指控，陈芸田认为军阀勒索本就是违法行为，「田赋券」只是一纸空文。然而，郭泽春坚称万泰福已经将「田赋券」私下兑换成现金。陈芸田当场拿出「田赋券」让在场的人查看，由于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这件事，证实了这张「田赋券」的真实性。陈芸田质问郭泽春，如果「田赋券」真的兑换成现金，那么现在它应该在军阀手中，为何它依然在万泰福手中呢？
郭泽春敢诬告万泰福的原因在于他判断准确，认为万泰福已经抛弃了「田赋券」，而此时陈芸田手持「田赋券」不断逼近，使得郭泽春无法辩驳。消息迅速传遍邵阳地区，万泰福的助手让邵阳商会会长颜面扫地。陈芸田因此得到邵阳湘乡帮商人的支持，被推举为小学校长，并成为邵阳商会的常务理事。
1934年，国民党开始进行币制改革，试图通过发行法币来抵御美、英等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陈芸田担任校长后，深入研究中西经济和币制，他认为国民党的方法无法改变洋货向中国倾销的趋势。他撰写了一篇论文，但未引起国民党的关注。陈芸田预见到国际资本的侵略，预计国内将出现通货膨胀，但他无力改变这一局面。因此，他决定放弃校长职务，转而从事经商。
陈芸田虽然有一些积蓄，但不足以支持他的商业计划。为筹集足够的资金，他与侄子和外甥联系，三人凑了200元开办了聚丰绸庄。尽管起初资金有限，按照正常发展的思路只能在小规模商业中摸爬滚打。然而，陈芸田志在迅速发展和壮大，利用在湘乡帮商人中的关系以及与万泰福的信誉，他成功地赊到了2000元的货品，将自有资金扩大了十倍，经营聚丰绸庄。
然而，好景不常，万泰福的经营遇到问题，陈芸田也受到牵连。为了继续扩大经营，陈芸田向邵阳的钱庄借款，但由于资本不足，钱庄不愿借出大额资金。陈芸田采取主动措施，每笔生意都先用全额购买汇票，然后邮寄到长沙，几天内就能兑付。这增强了他在钱庄的诚信度。
在银根宽松时，陈芸田巧妙地利用银行放款难的时机，向钱庄借更多的资金，然后再转借给小客户和合作伙伴。他帮助钱庄度过难关，同时也支持了那些没有资质借款的小客户和需要资金的合作伙伴，使得自己的资金更加充裕。商户们看到聚丰绸庄经济实力雄厚，不仅自己运营稳健，还能大笔借款，因此纷纷寻求与其合作，推动了聚丰绸庄的迅速发展。
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夕，陈芸田分析局势，预见长江交通运输线可能因日寇侵略而中断，导致物价上涨。因此，在其他人观望时，陈芸田大量购买现货和期货。淞沪会战爆发后，正如他所料，聚丰绸庄在短时间内成为资金雄厚的商业大亨。陈芸田抓住机会，建立了仁丰绸庄和信丰绸庄。
在1940年，陈芸田在湘乡得到商人的支持，成功越过邵阳帮商人的阻挠，成为湖南省商会的第一届常务理事。随后的1941年，陈芸田开始积极投资兴办工厂，涉足中州棉织厂、邵阳炼油厂、永丰纺织厂等多个产业。抗战胜利后，由于战火蔓延，30余家钱庄的营业执照被毁，陈芸田得知后积极协助商会，亲自前往南京协调各部门，最终成功帮助这些钱庄重新获得营业执照，而且没有向他们收取任何费用。这一事件不仅巩固了省商会的地位，也扩大了陈芸田在商界的影响力。
1947年，陈芸田被国民党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湖南省和湖北省作出不同的决定，前者选举农业立委，后者选举商业立委，陈芸田成为商业立委的候选人。面对这一决定，陈芸田犹豫不决。他深知一旦成为立法委员，将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具有远见的陈芸田向地下党郑伯翔咨询，得知的建议让他恍然大悟，认识到自己即使不主动投靠反动派，也难以避免被牵扯其中。1948年初，陈芸田决定突破重重阻碍，成为国民党全国立法委员。陈芸田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对此颇有思考。
随着辽沈战役爆发，济南府被解放军攻陷，全国形势逐渐明朗，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人心惶惶。陈芸田趁机离开南京，回到湖南。他在长沙拥有一座美式公馆，邻居是警备司令部的高官和军统的毛健钧，而监狱和刑场离他的公馆只有500米左右的距离。
这时，中共安化县工委书记熊邵安来到长沙。他与陈芸田在南京时已熟识，熊邵安秘密前往陈芸田的公馆，两人见面后，熊邵安坦言想在陈芸田的公馆建立一个联络点。陈芸田毫不犹豫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光荣任务。熊邵安还介绍了一位「唐先生」与陈芸田认识，经过交流，陈芸田对这位「唐先生」赞叹不已，后来才得知他其实是周里同志。
当晚，熊邵安并未在陈芸田的公馆离开，两人整夜畅谈着国内未来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光明前景。黎明时分，熊邵安因紧急事务离去，临别时告知陈芸田将有另一人与他联系，负责建立联络点的具体安排。同时，熊邵安嘱咐陈芸田自己要小心，毕竟身处「白色」包围之中。陈芸田点头应允，两人此刻分别。
熊邵安离开后，名为黄时美的女学生准时到达陈芸田的住所，事情早在熊邵安离开前已被详细告知给陈芸田。黄时美平时守着一台收音机，将一些关键信息记录下来。每当有人前来陈公馆密谋，黄时美的闺房成为地下党会议的场所。为了保障地下党的安全，陈芸田还投入经费组建了一支卫队，以保卫陈公馆，为这个秘密联络点守护。
在陈芸田的协助下，黄时美将摘抄的新华社广播稿通过省商会的油印机制作成宣传单，并以地下党的名义邮寄给长沙工商界的重要人物。这样的宣传手段直击长沙市工商界人士的内心，使他们了解到共产党全新的政策，在动荡时期看到了新的希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才得知这些传单是陈芸田协助制作并寄送的，令众人惊叹不已。
1949年，随着南京、武汉相继解放，程潜的起义态度也逐渐明朗。白崇禧看到这一情势，欲破坏湖南的和平起义，计划让宋希濂接替程潜主持湖南工作。宋希濂找到陈芸田等人商谈，期望陈芸田能给予经济支持。陈芸田察觉到白崇禧的用意，了解若宋希濂成功替代程潜，湖南的和平起义将受到威胁。为促成湖南和平起义，陈芸田趁机向宋希濂陈述利弊，劝说他放弃主政湖南，为和平起义做出贡献。
白崇禧撤退至长沙后，也找到陈芸田，期望他提供财政支持，要求数额高达20万银元。陈芸田明白这笔钱将被用作军费，刻意找借口拖延。然而，白崇禧的士兵却日夜监视着陈芸田，无奈之下，陈芸田派人弄来2万散装的镍币，令白崇禧的士兵在点数上花费数日时间。
在湖南和平解放后，设立了一个名为「城乡联络处」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妥善处理农村减租退押事务。陈芸田被任命为该机构的副主任，负责主持相关工作，他以自己的才能成功处理了这一任务。同时，陈芸田还关心并救助了2000多名孤儿，为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做出了贡献。
在新中国刚刚解放初期，湖南省政府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财政紧张是解决许多问题的瓶颈。这时，陈芸田提出重新经营那些因老板外逃而停产的工厂，并将受救助的孤儿纳入工作岗位，以实现盈利并为这些孤儿提供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陈芸田的建议得到了支持，他先后接管了长沙市的火柴厂、粉厂、印染厂，由于善于经营，这些工厂迅速实现了盈利。
在陈芸田的领导下，省救济院从粮食紧缺逐渐发展为自给自足的机构，到1952年时，该院还向国家贡献了一百万斤粮食，使陈芸田被誉为「理财能手」。随后，他继续在长沙市主持商业工作，多次取得优异成绩，为湖南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陈芸田的爱国表现对新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1956年的国宴上获得了与毛主席、周总理同席的特殊荣誉。此后，陈芸田一直活跃在湖南省商界，为该省经济发展贡献力量。1989年12月5日，陈芸田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2岁。
总的来说，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行业，保持对祖国的热爱是每个中国人的底线。只有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利益为先，我们才能真正赢得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向所有为新中国付出努力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正因为有你们的奉献，才有了今天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