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决定特赦部分战犯，给予他们新的公民身份。在这批特赦的人员中，包括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和卢浚泉。
其中，杜聿明被特赦后激动地拉着文强的手，对他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然而，文强虽然救了杜聿明，但自己却不在特赦的行列，因为他在功德林里面抗拒改造，拒绝写悔过书，甚至还题「反诗」。
尽管如此，杜聿明和文强之间的联系却十分紧密。他们是陕西人和湖南人，一个曾经是军长，一个曾经是军统少将。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呢？杜聿明为什么能够被特赦，而文强为什么不能呢？文强又是如何救了杜聿明的呢？
今天，就由江郎为大家详细解析这些问题。
文强和杜聿明虽然都是国民党的一员，但他们的亲朋好友却大多在共产党中。文强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高层有着深厚的联系，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国共合作期间，文强加入了国民党，但在"四一二"事变后，他选择跟随共产党，担任红一师师长、政委。然而，他在上海遇到了挫折，被罗世文错误地批评，最终离开了四川去了上海。
尽管如此，文强还是得到了程潜、张治中的赏识，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拔下，他成为了军统的一名特务，但他与其他特务不同，他致力于研究军事战争、战争走向和国际关系，是一位特务中的清流。
1936年，文强受戴笠委托，收集了中、日、英、苏等国关于日本问题的资料，以更好地了解和对抗这个对手。 新文案的核心思想是，文强虽然在国民党中，但他的亲朋好友大多在共产党中，他在中国革命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他在上海遇到了挫折，但他最终还是得到了程潜、张治中的赏识，成为了军统的一名特务。然而，他与其他特务不同，他致力于研究军事战争、战争走向和国际关系，是一位特务中的清流。
1936年，文强受戴笠委托，收集了中、日、英、苏等国关于日本问题的资料，以更好地了解和对抗这个对手。
文强拥有高超的水平，经过深入研究，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日本的野心。他的预判并非空穴来风，他不仅认为日本想吞并满蒙，更是想吞并整个华夏，甚至在太平洋战场与美国全面开战。
然而，当时日本并未有吞并东北的战略，九·一八事变也是由于日本军队内部的下克上导致的。尽管文强的观点被同僚们质疑为随意猜测，但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抗战全面爆发和珍珠港事件后，文强的观点受到了广泛关注，他因此被戴笠委以重任。在1942年，他被任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两年后更成为了北方区区长。
在这些职位上，文强干了两件大事。首先，他成功策反华北和东北近百万的汉奸部队，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次，在豫湘桂战役期间，他率领两千军统特务沿途摧毁国军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阻止日军追击。
战后，文强已经是国民党中将，也是第一批到东北接受国民党要员之一。在这里，他结识了杜聿明，他们的相识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杜聿明一家都有着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同盟会成员，堂哥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学同学和黄埔同学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先驱者，妻子更是放弃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女婿也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杜聿明却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选择了追随蒋介石。他加入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蓝衣社，并在其中得到了提拔，指挥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装甲部队，成为了一代名将。
他的光辉时刻几乎都依赖于第五军的建立。在长城抗战、淞沪、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中，他表现一般；但在昆仑关大捷和缅甸期间，他凭借第五军的强大战力取得了胜利。
虽然在史迪威和罗卓英的错误指挥下，远征军惨败，但第五军的战斗力仍然不容忽视，新编二十二师更是成为日后新六军的骨干。
1945年，杜聿明兵不血刃控制昆明，仅留给龙云五华山和一个营的武装力量。之后，他在东北与文强合作，借助文强领导的三十多个情报小组和第五军的战斗力，迅速掌握了东北局势。
然而，陈诚的到来终结了杜聿明的胜利，拆散了第五军并赶走了他。此后，东北局势发生了转变，林司令率领解放军逐个击破。
1947年，杜聿明黯然离开东北。后来，随着淮海战役的开始，蒋介石重新起用杜聿明，委任他为徐州「剿总」副司令。
文强曾是长沙的一个处长，办公厅主任，如果不是杜聿明硬拉他过来，他可能跟着程潜起义，成为起义功臣。然而，他在淮海战役中被杜聿明拉来，成为二人的最后一战。
在这场战役中，国军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一带，士兵们饿得连枪栓子都拉不开。南京似乎放弃了他们，救援部队迟迟不来。
在这时，国军抓住了我军一支武工队。杜聿明决定枪决他们，但作为他的副总参谋长，文强意识到突围无望，滥杀也无用，于是他偷偷释放了这七个武工队队员。
1949年1月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被攻破，国军几乎崩溃。9日夜晚，邱清泉、李弥用威胁的口气劝杜聿明突围，而且必须是当晚。
然而，杜聿明还没到10日上午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了。文强和杜聿明的结局也差不多，他们都没能突围出去，被解放军所俘虏。
杜聿明被俘之后，有人指认他杀害了武工队队员。在紧急关头，文强站出来说国军并没有执行杜长官滥杀的命令，这七个人没死而是被释放了。
审查人员听闻文强的话，迅速在淮海一带寻找武工队队员，最后找到了这七个人，而这七个人也表示确实被抓但是没有被杀。
文强的举动救了杜聿明一命，杜聿明对文强十分感激，但是二人同为战犯，谁也帮不了谁。直到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但是文强并没有被特赦。
在特赦前的那一天，杜聿明拉着文强的手表示感激之情：「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杜聿明和文强在特赦问题上存在区别，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改造过程中态度和表现的不同。杜聿明在功德林积极改造，认识到错误并投身革命事业，为志愿军提供物资，受到共产党高度认可。
而文强在功德林抗拒改造，甚至写下「反诗」，对国民党表示哀悼，对共产党表示喜悦，但其态度和言论被认为不利于和平改造，因此特赦时间较晚。
此外，特赦也考虑了政治因素，如战犯的派系关系和对和平改造的态度。
这些人和国民党其他要员有着密切联系，释放他们可以表达友好的态度，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黄埔军人，可以做思想工作。
黄埔军校同学会日后成立，其宗旨是联络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文强最初抵制改造，但后来受共产党影响，被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联络两岸黄埔师生，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强和杜聿明虽然曾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他们在接受改造后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且晚年投身革命事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这两个几乎雷同的命运也让人感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