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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跟着朱元璋打天下,且活到朱棣即位时的老臣

2024-04-16历史

有,但不多了,能符合这个标准的,只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除了这两人以外,其他的开国公爵侯爵都是「二代」了。

在元末跟着朱元璋打天下,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朱元璋是布衣之身,与他同是安徽的人杰更是不少,一个布衣难成事,但十个乃至百个布衣,便能够颠覆天下,所以跟着朱元璋建立大明,这是一群草根的创业。

三十四公侯,很多时候被视为一个整体,他们几乎都是安徽人,所以历史对他们还有一个称谓,那便是「淮西勋贵」,这三十四人也是大明含金量最高的爵位,因为他们乃是初封,所以地位非同一般,为了彰显对他们的敬重,朱元璋赐下免死金牌:「丹书铁券」,让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只要不造反,那便能有免死的机会。

若是光看免死金牌,那肯定会觉得朱元璋是一个念情、讲公道的皇帝,在一开始,连三十四公侯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这免死金牌,反而成为了催命符。

朱元璋成为皇帝后,思想再次发生了蜕变,面对功臣们,朱元璋开始审视、提防,面对文官,朱元璋想方设法打压百官之首「丞相」的权力,面对武官,朱元璋虽然表面没做什么,但私下却收集他们的罪行,以便在某个时刻,彻底清算他们。

在过去的历史中,开国皇帝削弱功臣的地位,这种行为是很常见的,要不就是重文轻武,要不就是重武轻文,但像朱元璋一样,对文武官员双线打压的却是史无前例,所以朱元璋的变化是巨大的,或者说这在本质上就是皇帝必然的变化,只不过因为朱元璋的出身,决定了他对皇权的占有欲更强。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第一次为了废除丞相这个官职开启了大清扫,其实胡惟庸案所涉及的开国功臣并不多,但胡惟庸案却不是在这一年就结束的,因为胡惟庸案真正的「爆发」,在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时人举报胡惟庸当年通元谋反,朱元璋顺势发动新的清扫。

洪武二十三年的清扫,又称」李善长案」,因为朱元璋将以韩国公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集团一网打尽,理由则是因为他们都是胡惟庸的党羽,有谋反的行为,所以同样有着免死金牌的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等人全部都得陪着李善长一同被处死,免死金牌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造反这种事情,只蓝玉一人是不可能的,因此该有大量的新勋贵集团被卷入其中,比如在洪武十二年册封的景川侯曹震、洪武十七年册封的鹤寿侯张翼、洪武二十年册封的舳舻侯朱寿等人,蓝玉案最终牵连的功臣及其眷属、朝臣高达上万人之数,乃是不亚于李善长案的大血案。

经过这一次清洗,朱元璋还在不断地「点名」,洪武二十七年,傅友德被赐死。

那个被朱元璋夸赞为「论将之功,傅友德第一」的傅友德连免死金牌都没拿出来便无缘无故被赐死,而在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也没有放过冯胜,将冯胜无罪赐死,随着傅友德和冯胜的死去,大明功臣们的「丹书铁券」就成为了人人谈之色变的催命符,没人再羡慕他们,唯有同情。

客观角度来说,淮西勋贵集团本就是一群布衣出身的新贵族集团,这种新贵族集团,最大的弊病就是政治思想不灵活,容易飞扬跋扈,没有世家的沉淀,所以朱元璋对他们进行打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不然武将造反将成为大明早夭的死因。

但朱元璋的「打压力度」太大,以至于几乎全部灭掉,如果朱标不死,大明的文臣武将还是有着一批新勋贵作为继承者来支撑大明朝廷的运转,可朱标突然去世,朱元璋为了给朱允炆铺平道路,不得已再次大开杀戒,除掉朱允炆控制不了的人,

所以,如果说李善长案是为了除掉朱标把控不了的人,那么蓝玉案就是朱元璋的故技重施。

而大肆清扫的结果,就是朱元璋只给朱允炆留下两个人,一是「三十四公侯」之一的耿炳文,二是「新勋贵集团」的郭英。

为什么留下这两个人,具体原因并不好说,或许这两个人从头到尾的表现都非常安分,比如耿炳文,他是大明最顶尖的那批开国武将,洪武三年册封的时候,是足以比拟第一梯队的人物,不论是开国前还是开国后,耿炳文都是「多做少说」,随着身边的战友们逐一病逝、老死、被处死,耿炳文始终没有动摇。

至于郭英,他早年充当朱元璋的宿卫,是朱元璋的顶级心腹,而郭英的妹妹郭宁妃是朱元璋后宫的「第三代掌管者」,继马皇后以及李淑妃之后,郭宁妃摄六宫事,虽没有皇后之名,但却有皇后之实,因此朱元璋与郭英的关系更加亲近。

吴复是朱元璋所培养的「新勋贵集团」成员之一,在洪武十二年时被封为安陆侯,洪武十六年去世后,被追封为黔国公,而他的儿子吴杰则继承了安陆侯的爵位,虽然吴杰在洪武末年犯了错被削爵,但他经过自己的功绩得以赎罪,最终恢复了爵位,成为了朱元璋留给朱允炆的班底之一。

吴良则是三十四公侯之一的江阴侯,他在洪武十四年病逝后,儿子吴杰便继承了他的侯爵之位。

俞廷玉是朱元璋在建国前的大功臣,也死在大明建国以前,俞渊是俞廷玉的小儿子,俞家为了大明江山付出了很多代价,所以朱元璋将俞廷玉追封为河间郡公,俞渊在洪武二十五年也被封为越巂侯,是朱元璋所培养的「第三代勋贵集团」之一。

之所以说这几个朱元璋「不经意」培养的人作用比耿炳文和郭英作用大,正是因为他们在靖难之役时,跟朱棣没有任何的「交情」可言,对朱棣的出手那是毫无犹豫、竭尽全力。

譬如吴高,在靖难之役时坐镇辽东,时刻威胁着朱棣,让朱棣寝食难安,也是朱棣后来使用「离间计」,朱允炆自废武功将吴高贬到广西,朱棣才解决这个威胁。

而靖难之役结束后,朱棣入主南京,登基成为新皇帝,面对跟随父亲打江山的耿炳文、郭英两人,朱棣也不敢赶尽杀绝,虽然两人在靖难之役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可忠君之事就是如此,而且两人都是自己的叔辈,朱棣也不能太过分。

但像诛杀方孝孺一样明着杀不行,做好准备工作再杀那就是没有问题的,永乐二年,耿炳文遭到郑赐、陈瑛的弹劾,两人指责他的衣服、器物上都有皇帝专属的龙图案,而耿炳文深知这种堪比莫须有的罪名是十死无生的,所以为了避免受辱,以及保全自己的家族,他便自尽了。

可耿炳文去世后,耿家一样被朱棣清算了,他的自尽没有太大的意义。

另一位功臣郭英则是在永乐元年死于家中,具体的死因不明确,疑点也颇多,可经过了洪武年间朱元璋的大杀特杀,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了。

所以耿炳文和郭英即便活到了朱棣登基,也没有善终的机会,他们没死在朱元璋的手里,却也逃不出这个最像朱元璋的儿子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