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言九林
一
河南开封人 郑浑 ，在曹操时代做过下蔡长与邵陵令。
他到任后，发现一件惨事：当地「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百姓们不肯从事耕作，生了孩子养不活，遂普遍选择不生孩子。
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现象，郑浑采取的办法是：
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
派人抢夺百姓们打鱼捕猎的工具，强迫他们耕种纺织，强迫他们开挖稻田，制定严厉的律条来惩罚杀子行为。百姓们畏惧惩罚，于是「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1]
下蔡的大致，位置相当于今天安徽凤台县一带，属淮北平原，本是传统农耕区。当地百姓放弃收成更高也更稳定的农耕纺织，转行去打鱼捕猎，最可能的原因是 官府在税赋方面的盘剥太重，使得农耕纺织带来的收益，反小于收益稳定性更差的打鱼捕猎。
曹操统治时代的征税政策，也确实可以催生这种变化。
建安二年，曹操「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2] ；建安九年，曹操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3] 。与汉代的旧征税政策相比，新规定有两点变化：
（1）以前按田地具体收成搞「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新政策改为按田地亩数固定征税。不管田地收成如何，上交官府的税额固定。
（2）以前按人头向未成年人征收口钱，向成年人征收算钱。新政策改为向每户征收实物，不管该户百姓家中有多少人丁，皆须统一向官府缴纳两匹绢与两斤绵。
征税政策如此变动的用心很明显。一是降低官府征税的行政成本，二是确保官府的财政可以旱涝保收。
这两点很容易理解。首先，核查农田收成与人丁增减，本身就是行政成本。其次，曹操活跃于乱世，乱世里有种种不确定因素，比如兵祸、盗匪与流民，皆可能对耕作收成和人丁多寡造成巨大影响——如荀攸、郭嘉等人给曹操献策「决泗、沂水以灌（下邳） 城」[4] ，便必然对该地区的农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频繁征发劳役也会导致百姓无法遵循天时耕作，导致减产乃至无收。官府如果在征税时考虑这些不确定因素，便要增加行政成本并减少财政收入。反之， 按亩数固定征田税，按户数固定征人头税，便相当于将乱世里的种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了民众，以确保官府依靠低行政成本来获取高财政收入。 人头税不再收钱，改收绢和绵这样的实物，也是同样的逻辑。乱世之中钱不再值钱，实物的价值上升，所以官府只收实物。
总而言之，曹操此番税制改革的核心诉求，是将影响财政收入的所有负面因素皆转嫁给民众，以确保自己可以汲取到足够的物力来支撑其频繁征战。
新税制既然完全是官本位意志的产物，自然意味着被征税的底层百姓，日子将变得更为艰难。这一点，当时之人便已道出。曹操建安二年出台新征税政策时，时任长广太守的何夔发表过不同意见。他说：
自丧乱已来，民人失所，今虽小安，然服教日浅。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所领六县，疆域初定，加以饥馑，若一切齐以科禁，恐或有不从教者。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则非观民设教随时之意也。[5]
大意是：自天下大乱以来，百姓流离失所，如今虽稍稍安定，但时日尚浅。新制定的征税政策很严厉，百姓完不成就要被严惩。长广郡（大概在今天山东的青岛、莱阳与海阳一带） 下属六县，百姓们还在饿肚子，若全盘按照新征税政策来搞，恐怕会有活不下去的百姓要起来抗拒。按照律法，抗拒者会被诛杀，这实在与【易经】倡导的「观民设教」（教化百姓须先体察民情） 不符。
在何夔的努力下，长广郡得到了优待，曹操特批准许该郡有三年缓冲期。其他州郡没有缓冲期，必须立即执行新税制，百姓生存境况的恶化可想而知。
下蔡百姓抛弃土地转行从事渔猎，原因或许便在这里[6] 。 从事渔猎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却不足以支持生儿育女，于是就有了郑浑所见到的「率皆不举」。
郑浑其实也明白，百姓选择渔猎而非耕作，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要扭转这种现象，仅仅以暴力手段毁掉百姓的渔猎工具，以严刑峻法去惩治百姓的杀子行为是不够的，还得「兼开稻田」[7] 让百姓们能够活下去。之后，便有了百姓给生养下来的孩子取名「以郑为字」的老套戏码——与汉代的「男女皆以宋为名」、「贾子贾女」相似， 「以郑为字」里既有对郑浑的感激，也有用带「郑」字的姓名来提醒郑浑须对这批孩子负责的用意。
郑浑这样的人不多。
所以曹魏集团治下的百姓「不举子」现象，终曹操之世始终未能得到改善。随曹操北征的陈琳（卒于建安二十二年） ，留下了「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8]（生了男孩千万别养活，生了女孩喂她吃肉脯） 这般沉痛的诗句。建安二十五年，御史大夫王朗又上疏劝谏刚刚继任魏王的曹丕，希望他对百姓能够好一点。其中有四项主张与生育问题直接相关：
「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壮而后役，则幼者无离家之思。」[9]
第一项主张，是希望百姓在适当的年龄结得起婚。
第二项是希望让怀孕的女性能够安心养胎。汉代传统，让女性安心养胎的核心福利，是不征发她们的丈夫去服兵役与劳役，自怀孕起一年内不上门征收人头税[10] 。
第三项讲的是要让百姓养得起孩子。具体手段王朗也说得很明白，是「复」，也就是尽量免除百姓的税赋与劳役负担[11] 。
第四项讲的是要耐心等孩子长大成人，然后再征发驱使他们，不要抓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来当兵服劳役。
王朗在奏疏里给曹丕提这些建议，意味着在曹魏治下，百姓结不起婚、怀不起孕、生不起孩子、未成年便要被官府奴役的情况，不但存在且颇为常见，是一种需要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
二
曹魏如此，孙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左右，将军骆统上疏孙权，希望孙吴政权对下辖人口急骤减少的情况引起重视。
骆统说，江东现在「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郡县全空了，田地全荒了，百姓也没了，能征到的全是残疾人与老人，很少征到壮丁。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孙吴政权下当兵太惨，「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活着得不到温饱，死了尸骨无法回乡，所以百姓们「恋本畏远，同之于死」，将当兵视为死亡的同义词。遇上征兵，略有积蓄者无不「倾居行赂，不顾穷尽」，不惜将家产掏空来贿赂征兵的官吏；性格轻剽之人则与人结党，遁入险阻之地成为化外之民，不再服从孙吴政权的统治。于是最后征到的，都是些「羸谨居家重累者」，即身体瘦弱、家庭羁绊沉重、无钱行贿也无处可逃的老实人。如此不断恶性循环，导致的结果是百姓们「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在官府无休止的汲取与征发下，普遍选择了放弃努力耕作，甘愿坠入穷困。[12]
最要命的是，百姓们不愿意再生养孩子了：
「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13]
孙吴治下的百姓放弃努力自甘贫困，与曹魏治下的百姓放弃农耕退回渔猎，其实是一回事。孙吴治下的百姓资产不到一定程度便不肯养生下来的孩子，贫苦的屯田兵也选择抛弃自己的孩子，与曹魏治下的百姓不愿生养孩子，也是一回事。
都是避秦无计下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末了，骆统对孙权说：上天让孩子生下来，父母却将其杀死，恐怕会「干逆和气，感动阴阳」，引起不好的天人感应。殿下你开创基业建立国家，是要代代传承的无穷之业，强邻与大敌无法轻易消灭，疆场戍守也不是在几个月内便能结束，如今「兵民减耗，后生不育」，人口存量越来越少，人口增量也在消失，实在不是持久之道。骆统希望孙权听从谏言，「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将眼光放长远一点，让百姓多一点喘息的机会。[14]
史书称孙权读了骆统的文章颇有感触，「深加意焉」，开始特别留心百姓的生育问题。
其实情况并无改变。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中的户籍资料显示， 孙权称帝十余年后的长沙郡百姓仍不愿生育子女 ，主要表现是吏民之妻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高达30岁[15] ，远远高于当时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据于振波对这批户籍资料的研究统计，「15岁应当是当时女子结婚的基本年龄，只有极少数女子在不满15岁时结婚，20岁以上的未婚女子也不多」[16] 。生育年龄高出结婚年龄如此之多，唯一的解释便是当时的孙吴百姓，为了减轻生存负担，普遍推迟了自己的生育时间。在避孕技术有限的时代里，推迟生育过程，大概率意味着存在隐秘的杀子行为。
三
魏吴两国的情况如此，蜀汉有无杀子之风？【三国志·蜀书】中未见记载。这很可能是蜀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17] 所致。
好在【晋书】里保存了一段难得的资料：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军队灭蜀后，任命王濬为巴郡太守。王濬到任后发现：
「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
这种生子不养的风气，显然是蜀汉时代的遗留。
王濬采取的措施，与郑浑大体相似，「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18] ，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政策，减轻了百姓的劳役，让生育子女的家庭可以休息喘息。
按【晋书·地理志】的记载，巴郡当时「统县四，户三千三百」[19] 。户口数如此稀少，王濬却能「全活者数千人」。两项数据对比，大体可以推知蜀汉末年巴郡百姓的生存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无疑正是蜀汉政权的无节制榨取所致。两害相权取其轻，巴郡百姓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只好选择杀害自己的孩子。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