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蒋介石指示卫立煌立即动身前往东北执行任务。
01
当卫立煌抵达东北后，他选择了按兵不动。不久，锦州、长春相继沦陷，沈阳的防守也变得薄弱无力。
在这种危急时刻，卫立煌留在沈阳已无事可做。
10月30日，蒋介石派飞机将卫立煌接走。
11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称：「由于东北剩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导致坐失良机，使重镇沦陷，因此决定撤职查办。」
在收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后，卫立煌孤独地住在北平东城孙厘仲的公馆。
此时，蒋介石匆忙飞往徐州，准备在黄淮平原进行最后的决战；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们人心惶惶，没有人去注意他。
卫立煌趁这个混乱的机会，包了一架联国民航飞机，飞往广州。
他们一家及其随从住在高级的爱群酒店，开了十几个房间，排场很大，大部分人都身穿军装，佩带手枪，因此引起了保密局的注意。
特务乔装成服务员，恰好在卫立煌打电话给助手时在一旁窃听，然后逐级向上报告，称卫立煌已到广州，企图逃往香港。
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立即向蒋介石汇报，蒋立即发电指示广东省主席扣留卫立煌，并派飞机将卫立煌夫妇接回南京。
将他们禁闭在卫立煌的家中，不允许他们出门，接触任何人，通信或打电话。
蒋介石将卫立煌幽禁，以背负丢失东北的责任，成为他的替罪羊。当时，南京有些人呼吁杀卫立煌以提振士气。
但是蒋介石虽想枪毙他，但又担心这会引起军队离心离德。
于是，蒋将卫立煌严密包围，让他独自承担黑锅。此时，卫立煌被三层人包围，最外面是一排声称来「保护总司令」的宪兵，中间是十几个便衣特务。
这些特务试图搬到卫立煌夫妇的套房外间，遭到了卫立煌的副官丁志升的坚决反对。
卫立煌的最里层随从，许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的，他们自愿保卫卫立煌。一天夜里，特务没有上楼。
卫立煌趁夜深人静，小心翼翼地找出他珍藏了多年的40多封信件和十几张照片。
他手握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共产党重要人物的亲笔信，以及他们一同的合影，这些充满了珍贵友谊的信件和照片曾是他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他反复地翻看着，心中充满不舍，但最终他还是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将它们全部销毁。
曾经繁华热闹的卫立煌公馆门前，如今变得冷清寂静。、
但仍有些不怕惹麻烦的老朋友和老部下，前来探望卫立煌。有些人还未开口就被宪兵挡在了门外，有些人苦苦协商也无法入内。
其中一位名叫关麟征的兵团级将领，一怒之下将佩戴着将军领章的军装上衣脱下丢在地上，愤愤地说：「就凭这个，我进不了这个门。
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不要了。」
唯有参谋总长顾祝同才有进入卫宅的特权。他的到来是为了敦促卫立煌立即做好前往台湾的准备。
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因病重而入院治疗。卫立煌找到顾祝同，表达了在韩权华去世后，他将会离开的决心。
如果韩权华能康复，他会一起带走她。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新华社宣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卫立煌位列其中，成为第28名。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特务的监视有所松懈，对卫立煌的行动提供了便利。
02
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撤走了卫宅外的宪兵，但大门以内的特务仍然坚持，他们只听从毛人凤的命令。宪兵撤离后，送信人得以进入。
特务开始乱拆信件，其中一封是卫立煌20年前的旧相识、江北扬州高旻寺某长老写的，建议卫立煌去高旻寺散散心。
特务把这封信交给女仆，并说：「有人请卫立煌总司令去当和尚」。
卫立煌明白了这个建议的意图，江北的朋友是通过这个方式劝他去解放区，但他此时无法过江，只能看着长江发愁。
卫立煌的老朋友李明扬拜访他时，开门见山地表示坚决反对他前往台湾。李明扬警告卫立煌，如果他去了台湾，一定会被蒋先生陷害。
考虑到这一点，李明扬劝卫立煌尽快逃跑，以避开危险。李明扬走后，卫立煌全家商量并制定出了逃跑计划。
他们首先通过张学诚副官施加压力，逼迫特务撤走。
特务知道卫宅里的厨师和勤杂人员都是经过战争的军人，副官和卫士都是年轻力壮的射击手。
他们不能与他们作战，于是他们搬出了正房，住到了较远的汽车房里，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除夕之夜，卫宅迟迟未开晚饭，只有四个江北的特务留在家中。丁志升副官得知他们无钱买车票回家过年，于是决定帮助他们。
饭后，特务被送走，卫宅立刻开始了行动。
卫立煌换上了棉袍、瓜皮帽和老棉鞋，剃掉了留了多年的胡须，戴上了眼镜并贴上了头风膏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外貌。
凌晨四点，他带着几个随从乘上汽车，直奔上海。尽管卫宅在初一这一天外表如常，但内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卫立煌的安全问题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
03
一位特务以为卫立煌仍在楼上看报，决定不再冒险，回家去了。另一位在路上碰到了卫立煌的儿子去看电影，询问了几句，便放弃了追踪。
下午，总统府文官长吴忠信打来电话催促卫立煌前往台湾。
接到电话的夫人韩权华镇定自若地回答说，卫立煌去合肥接老太太，等老太太来了就一起走。
这样的回答并未引起吴忠信的怀疑。两天后，韩权华也到达了上海，与卫立煌一起乘坐英国轮船前往香港。
卫立煌在香港寓居，行事小心谨慎，与人交往不多，因为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活跃。
他对国内局势的关心未曾减少，连写8封信给陈铁，督促他做出决断。然而，他并不知道陈铁已经秘密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准备起义。
1949年9月，卫立煌的好友杨杰被特务暗杀，这使得卫立煌更加低调，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读书看报。
有人建议他去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他最终拒绝了。
他认为，如果此时他去北京，蒋介石会把丢失东北的责任推给他，这反而会成为蒋介石的宣传材料。
卫立煌是一个深爱着祖国的中国人，他立下誓言，未来一定要回到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卫立煌欣喜若狂，特意买了几瓶好酒庆祝。
04
尽管自己曾被列为「战争罪犯」，但他仍然拿起笔，通过香港有关组织向毛主席致贺电。和其他将领不同，卫立煌并没有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这使蒋介石非常不满。
他曾多次派吴忠信去当说客，希望卫立煌能改变主意。
但卫立煌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着吴忠信的面，痛斥蒋介石30年来无情无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吴忠信被卫立煌反复驳斥，口不能言。当年随卫立煌到香港的副官柴生春回忆，卫立煌在香港心情十分复杂。
他一方面担心蒋介石会派人暗杀他，另一方面又对新中国充满期待，却又害怕人民会对他心存疑虑。
他常常说：「老柴啊，我真的想回去看看，但一来害怕腿痛发作，二来又担心我在1948年去东北的诚意不会被理解和接受。」
除了卫立煌本人，他的夫人韩权华也一直心有余悸，因为丈夫的名字排在当年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上的第28位，这让她非常担忧，自然对回国的事也十分小心谨慎。
就在这时，一些机会和希望开始慢慢出现。
1955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了一份【关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
蒋记服务公司在香港有多家分店，他们不仅对这份声明进行了诽谤，还攻击张治中、傅作义、蔡延错等人的言论是出于别人的命令，是「传声筒」。
卫立煌当着一些朋友的面说：「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
没有人要求我这样说，我的话完全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内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知道这件事后，便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并建议他将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布，然后返回大陆，以防止特务的迫害。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对卫立煌仗义执言表示全力支持，并开始积极筹备让卫立煌回到大陆的事情。
同时，他也意识到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有些担忧，于是邀请了韩权华到中南海西花厅共进晚餐。
05
韩权华是韩权华的六姐，她们都来自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天成号韩家」，并且韩权华曾和邓颖超是中学同学，两人都是觉悟社的成员。
周恩来与邓颖超通过韩恂华与韩权华建立起了一层特殊的关系。为了安抚韩权华，周恩来嘱托韩恂华写信给韩权华，让她放心回来。
细心的周恩来还请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为他执笔，写了一封密信给卫立煌。信中只有一句话：「在太原结识的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
这封信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曾与卫立煌在太原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周恩来嘱咐韩德庄，卫立煌看到这封信就会明白。
果不其然，卫立煌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立刻明白了周恩来希望他回到延安。
「我愿意用余生报效国家，其他都不重要。」话音刚落，卫立煌一行人就踏上了归程。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作为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到了中共华南局和广东省党政当局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向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发电报，汇报他已经回到了大陆，并将他撰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由新华社发表。
毛主席回电，对卫立煌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他能早日抵达北京。
卫立煌和夫人在沿途参观游览后，选择了在无锡太湖畔休息。4月4日，他们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得知周总理即将出国，希望能见见他们。
当晚，他们便乘坐火车北上。4月6日，他们见到了周总理，并受到了周总理和夫人的热情款待。
在家庭宴会上，周总理和卫立煌回忆起了过去的两次国共合作，邓大姐和韩权华也聊起了青年时期的往事，气氛十分亲切。
当周总理从万隆会议归来后，陈毅副总理又特别邀请卫立煌共进晚餐。
在宴会上，陈毅副总理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在宣布战犯名单时，也将卫立煌包括在内。
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迁入新居，开始他们的幸福晚年生活。卫立煌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不久后，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
他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为了实现他利用余年继续报效国家的愿望，他勤奋学习，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06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病逝世，享年65岁。夫人韩权华则在京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七年后，韩权华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至1985年1月30日，韩权华因病辞世，享年82岁。
卫立煌的第三个儿子卫道然，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导，做出了与父亲相同的选择，和妻子周仪方一起回到了祖国。
卫道然从小就跟随父亲四处征战，后来在远东航空学院香港分校毕业。回国后，他一直在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工作，担任技术员、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等职务。
在1979年，他为了解决进口勘探车液压自动变速器的问题，获得了石化部的锦旗表彰。
卫立煌将军因其功绩被历史铭记，他的家人也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