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爱情是伟大的，他们的爱情超越了个人，超越了生死，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舍身忘己，大公无私，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了终身，他们的爱情更是跨越了时空，他们的情诗在今天看来字里行间依然透漏着浓浓的爱意。
周恩来：「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邓颖超：「周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周恩来：「闲人怎么知道，忙人有多想闲人。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邓颖超：「情长纸短，还你吻万千。」
周恩来：「我这一生是坚定不移的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
周恩来先生一生智勇双全，为中国的发展鞠躬尽瘁，先生出生在富贵家庭，但好的出生并未带来幸福的童年，他从小就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利益诱惑，英勇的发动南昌起义，指挥工人运动，力挺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机智处理西安事变，赴国统区与敌人斡旋，建国后，又担任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和总理，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开辟新局面，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的事迹感人至深，先生的爱情同样美好。
相遇
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相识于1919年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领导了天津的学生运动，邓颖超是当时的天津女届爱国同志会执委兼讲演队队长，他们共同加入了青年进步小团体—觉悟社。此时的两人并不知道对方会是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1920年周恩来远赴欧洲求学，1921年加入共产党，随着周恩来的在政治上的日渐成熟，爱情也悄然而至。
初到欧洲，周恩来先生与张若名女士走得比较近，张若名女士漂亮大方，才思敏捷，在那场天津运动中就是周恩来的革命好伙伴，但是当时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对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列宁大会的情报于不顾，硬是要求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致使会后来张若名受到法国警察秘密询问和多次跟踪，之后身份暴露，很难继续进行革命工作，经过反复痛苦的抉择，做出脱离党组织，脱离政治，留在法国专心读书的决定。
张若名脱离革命队伍后，使得有坚定革命信念周恩来受到很大的触动，对自己的择偶标准重新进行审视，他经过审慎的思考，觉得自己应该找一个跟自己一样投身革命事业且意志坚定的，能经受住革命惊涛骇浪的女士，于是邓颖超女士的身影浮现在周恩来的脑海里。在法国巴黎的周恩来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邓颖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书信来往，在字里行间，增进了彼此的感情，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确立了两人共同的革命理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奉献终身。
特别是有一次，周恩来在明信片上明确写道：「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坚定的的革命誓言后，邓颖超也同周恩来一样下定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在革命风浪中确立的友谊，让他们从惺惺相惜发展到相知相爱，正如邓颖超女士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这样描述他与周恩来的爱情：
「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3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情谊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定下了。」
相爱
1925年，邓颖超从天津颠簸多日来到上海准备与周恩来结婚，当时周恩来正在组织上海的工人大罢工运动，他拿着照片对当时的秘书陈赓说：「这是我去法国留学前她送我的。能不能接到，就要看你的眼力了。」之后陈赓来到码头并没有寻见「新娘」，只能失望而归，没想到一回去就见到了本人，原来，邓颖超在码头上寻不到周恩来，便按照周恩来给的地址，坐上人力车，自己寻过来。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的太平馆西餐厅举办了一场简单但又不平凡的婚礼。当时的宾客有邓演达、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彭湃、李富春、蔡畅夫妇等，由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犯了流鼻血的老毛病，所以没有参加当时已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婚礼，席间张治中让新娘子讲诉两人的恋爱经历，邓颖超后来回忆起当时情景说道：「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 么也不怕」，她大方地站起来讲述了两人的恋爱经历，并背诵了周恩来写的一首情诗，张治中夫人夸赞道「周夫人果然名不虚传」。她却答道：「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我叫邓颖超。」1989年春天，邓颖超邀请张治中子女，作客西花厅，她还回忆道：
「1925年我同恩来在广州结婚。那时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婚后不久，邓颖超怀孕了，周恩来率领领军队去了汕头，邓颖超一个人留在了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呕吐，刚结婚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怀孕了」听到怀孕的消息，邓颖超并没有和常人一样高兴，反而忧虑重重，因为当时的革命工作才打开局面，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经过慎重的考虑，邓颖超便没有经过周恩来同意，私下里买了打胎的中成药，要把胎儿打下来，此药药性极强，她吃了以后疼的在床上打滚，杨妈妈见到后忍不住落泪，责备邓颖超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到了11月，邓颖超与周恩来在汕头重逢，发生了两人结婚以来的第一次争吵，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
「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的脸色不好，问我怎么了，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并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形而上，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是属于国家和社会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要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的几十年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我知道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错误，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说完这段话，她陷入了沉思，缓缓说道：「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1926年冬，周恩来动身去了上海。他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对红色政权进行了残酷的虐杀，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时光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在上海和广州经历磨难，周恩来在上海组织二十万人的工人大罢工，领导了抗议大屠杀的示威游行。
而此时在广州的邓颖超也并不好过，她第二次怀孕了，并且由于胎儿过大导致难产，三天三夜都没有生出来，当时的医疗条件差 ，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同意用产钳，结果导致孩子头部受重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本来刚生下孩子的邓颖超该在医院多休养几天，但是当时的广东军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共产党员陈铁军不顾个人安危，受组织委派来到医院，在好心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在医院里躲了两天，最后化妆成护士，逃离敌人的追捕，紧急转移到上海。正是这次生育，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在上海，二人得到了短暂的聚守，同年六月，周恩来受党组织的委派，前去南昌指挥南昌起义，在走之前，只是简单地告诉邓颖超几句，自己要去九江，邓颖超并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她知道组织的纪律严格，即使是生离死别也不能多说。在这个革命年代，夫妻二人分别在自己的队伍里，分离是常事，后来到达黎平时，由于邓颖超肺病发作，而人才又得到短暂的相聚，之后周恩来在长征途得了肺脓疡，昏迷不醒，邓颖超才能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边。
恩爱
在延安，同志之间平等对待，坦诚相对，周恩来也经常与同志们打成一片，有一次，周恩来、陈毅、李富春三人结伴而行，到了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妇委所在地，周恩来一到便被一群女孩围住，一名女孩更是大胆地问到：「周副主席，延安的同志们都说您和小超大姐是模范夫妻，你们是怎样恋爱的？」周恩来则幽默地道：「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了指头算，算啊算，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她们又继续问道：「您爱她什么？」周恩来便讲了他和小超在革命冲锋在阵的故事，也讲了他自己和战友被捕后，小超和同志起营救他们的故事。
建国后，两人并没有因为时局的稳定过上如胶似漆的日子，周恩来作为一国的总理，整日为国事操劳，有的时候回去已经是深夜，邓颖超女士已经睡着，周总理就蹑手蹑脚的走进卧室，生怕惊醒了邓颖超，有的时候不回家还要专门派警卫员去告诉邓颖超。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爱也体现在生活中的小细节，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取消了工作夜餐，周总理工作起来通常是通宵达旦，没日没夜，邓颖超自掏腰包，为周恩来和几个工作人员买一份点心或者是几块糖，有的时候是自己亲自下厨做一碗面。使得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中补充点能量。1960年，邓颖超生病住院，在协和医院做手术，那时正值暑天，周恩来因为工作抽不开身，他不断让身边的警卫给医院打电话询问邓颖超的身体状况，自己也在百忙之中，多次去医院看望邓颖超，邓颖超怕他担心，来往医院身体吃不消，让他以工作为重，不要经常来。
即使再忙碌再困难的境况，也挡不住总理一颗浪漫的心，有一年冬天的北京下起了大雪，周恩来在闲暇之余派人去叫邓颖超，邓颖超以为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急忙赶过去，忙问发生什么事情，周恩来却笑到：「请夫人踏雪！」，邓颖超却哭笑不得，说道：「你这么着急让我过来，就是为了看雪」，周恩来认真地说道：「我记得你最喜欢看雪」，说着便拉着邓颖超的手在雪中漫步。
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生活五十余年，有人说周恩来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自己的孩子，周恩来却笑着说:「谁说没有，我有十个孩子呢，比你们还多」。
是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把烈士的遗孤视如己出，1940年冬，广东青年张颖像往常一样打开周公馆的大门，寒风烈烈使得她打了一个寒战，突然她发现门口有一个白色的包袱，她打开包袱看见里面是一个婴儿，她迅速将此事汇报给邓颖超，邓颖超和几个年轻人闻讯赶到这里，几个人围绕这个孩子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把这个孩子扔掉，认为这个孩子有缺陷，带上只会是个累赘，自己的状况已经很危险，不能再让孩子拖累，有人觉得孩子可怜主张留下，大家争吵十分激烈，莫衷一是，而邓颖超却决定把这个孩子留下来，邓颖超走过来，轻轻地抱起孩子，她说：
「你们都还年轻，没有生过孩子，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一般说来，不到万不得已，一个妈妈是绝不会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邓颖超抱着怀里的婴儿口气一转：「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是特务坏人所为，他们就等着看你共产党留不留。倘若不留，国民党就会说共产党没人道，所以这个孩子要留。」
这个婴儿因此被留了下来，周恩来得知此事很赞同邓颖超的做法，还抽空去看了孩子几次，邓颖超留下孩子后，自掏腰包给婴儿买奶粉和尿布、衣服，悉心照料。但不幸的是，由于婴儿太过弱小，当时广州的医疗条件又差，这个婴儿还是没能扛去，在几个月后夭折了。
1937年，16岁的孙维来到武汉办事处，强烈要求到延安，但是当时的工作人员看到她年纪小又是生面孔并没有同意，她站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去，正好遇见工作回来的周恩来，几经询问才知道这是战友孙炳文的孩子，自己在广州的时候，还见过她小时候的样子，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便将孩子送到延安并写信给孩子的妈妈任悦，说他们愿意将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照顾。此后，他们没有辜负当时的诺言，他们所给予孙维的关怀，远比父母所能给与孩子的更多。
死别
1976年，周恩来肝癌病情加重，邓颖超日夜守护在周恩来的身旁，元旦那天，周恩来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手术，邓颖超直到深夜才从医院回来，之后，每天早上她都去医院陪伴周恩来总理，但是在1月8日的早上，多日的疲劳加上年事已高，邓颖超决定休息一天，没想到就是这一天的休息造成了她一辈子的遗憾，早上八点半邓颖超让让秘书打电话询问周总理的情况，对方说：
「情况还好，就是你晚上走后不久，总理也不说话，眼睛来回看，就想找什么似的，问他有什么事吗，他也不说，让他休息，也不言语，我们都感到奇怪，但看精神也可以，病情也稳定。」
谁知，刚过半个小时，医院就来了电话，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高振普说：「快！快！不行了，马上来」，放下电话，赵炜马上将情况汇报给的邓颖超，邓颖超听到后脸色立刻发白，强装镇定道：「好，马上去」到了医院，邓颖超扑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但是心脏监护仪已经划出一道直线。邓颖超后来回忆道我生平最遗憾的事，是那天我没有守在他身边。同一年，邓颖超在政府的帮助下搬出来了西花厅，余生在孤独与思念中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