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原名王宏信，1926年入党。自红军时代他就一直担任重要军事领导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科院副院长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但即使是身居高位，在是非颠倒的文革时期，功勋显赫的王树声也在劫难逃。
不负总理所托，维护军院稳定
1967年3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高等军事、政治、后勤和科学等学员院准备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工作。
5月中旬，在周恩来的部署下，王树声奉命与粟裕、向仲华等率军事科学院600多名干部和战士，进驻国防工办。作为军管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树声主要负责抓生产建设。
当时，国防生产几乎处于停止状态，两派之间不停地进行斗争，工作起来相当困难。但王树声深知恢复国防生产的重要，决心不辜负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期望，知难而进。
七机部第二设计院当时是出了名的混乱，两大派群众各占两层楼，打得不可开交。一天晚上，王树声听说两派又在加紧「备战」，准备「血战一场」，分出高低。他立即驱车前往。到达时，两派人马已经棍棒在手，摩拳擦掌，正通过高音喇叭「叫阵」，紧接着石头瓦块乱飞的「前哨战」开始了。
危急时刻，王树声不顾个人安危，穿过「枪林弹雨」，找到了两派头头。对这位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老将军，武斗两派都十分钦佩。王树声对摆事实讲道理，一直谈到深夜，两派终于决定罢手，避免了一场「恶斗」。
1968年三四月间，王树声等率领全院干部圆满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任务，除少部分继续执行军管任务外，其余人员陆续回院参加院内的「文化大革命」。
据理力争，保护叶帅
军事科学院的文革开展得较晚，但一搞起来就来势凶猛。主要负责人叶剑英、粟裕由于受反「二月逆流」的冲击，再加上身体不好，均无力主事。所以没有什么「小辫」好抓的院党委第三书记、副院长王树声，开始承担起实际主持军事科学院工作的重任。
当时，林彪一伙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而不择手段。以王树声为代表的军事科学院的老干部们对此作了坚决的抵抗，全力保护叶帅。
有一次，军事科学院内的一个红卫兵组织要王树声出介绍信，外出调查叶剑英的「问题」。王树声说：「你们外出调查我王树声，我马上让机关给你们写介绍信。你们外出调查叶剑英，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批准！」造反派头目对王树声极力保护叶剑英的决心和气势既恨又怕，于是，就千方百计整他。
1968年5月10日，王树声刚吃完晚饭。这时，军事科学院的红卫兵突然冲出来，包围了他的住宅，抢占了电话，阻挡住卫兵，在狂呼乱叫声中把王树声从住地弄到军事科学院。
当听到造反派说他是「走资派」、「反革命」时，王树声义正辞严、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是走资派，更不是老反革命。我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但我的一切问题早向组织上作了交待，并作出了结论，党中央和毛主席都知道！」
造反派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打开突破口，便拿出一份叶剑英元帅在某个文件上的一个批示，要王树声「揭发内幕」。王树声这才明白，原来斗争的焦点没在他身上，造反派是想通过他整叶剑英的材料。于是不管他们逼问还是拳打脚踢，王树声都守口如瓶、一言不发。
戏耍张春桥、姚文元
1972年的一天，王树声去北京郊区某地看军事演习，在一条不太宽的沙石路行车时，后面追来一辆大红旗轿车，鸣喇叭催王树声的车让路，警卫员回头一看是张春桥的车，就告诉了他。
王树声说：「我们不理他，照常开。」过一会儿，他还从车中望着在后面尘土中跟进的张春桥，乐了，说：「让他吃点土……」
还有一次，王树声到北京饭店7楼出席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结束后，他和李先念、姚文元等一同坐电梯下楼。出电梯口时，姚文元假献殷勤，主动伸出手来要和王树声握手。
王树声把脸一沉，就转过身去，热情地同李先念握手，当场弄得姚文元非常尴尬。在回去的路上，警卫员跟他说姚文元会恨你的，王树声说：「管他呢！」
悄然陨落，留一世美名
1973年初春，铮铮铁汉王树声病倒了，确诊为食道癌。王树声明白自己的病情，但他还是很乐观地说：「癌症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去见马克思嘛。有那么多战友去见了，也该轮到我了！」
祸不单行。长子王鲁光突然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所有亲友们都担心他难以承受。王树声以深沉的音调回答说：「闭上眼睛，想想我们闹革命以来，牺牲了多少同志，我就想开了。放心吧，我顶得住！」他听说肇事司机是刚从部队复员的战士，属于缺乏经验的过失，就没有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
不久以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进入垂危状态：呼吸极度困难，高烧40多度，食道只剩下一片韭菜叶宽，滴水难透，全靠输液维持。医生考虑到王树声病体的需要，决定为他大量输血。
下属们争先恐后要献血给自己的老首长。王树声知道后，却坚决不同意。他以微弱的语气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这是徒劳的，就别浪费大家的鲜血了。你们保重身体，好好保卫国家，为党、为人民工作吧。」
1974年1月9日9时57分，王树声与世长辞，享年69岁，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大将，留下了一世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