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中，神宗皇帝仿唐六典所载官制，颁三省、枢密院、六曹条制，依新制任命三省长官实行新官制。
有宋开国以来，所有官制，多因袭唐朝，稍有异同。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不常置。
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别在禁中设置中书，是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两柄，号做二府。
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复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板位，流外考校，诸司附奏挟名而已。所有纠弹等事，属御史台掌管。
至若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六监等，往往由他官兼摄，不设专官。
草诏归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做两制。修史属三馆，便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充集贤院大学土，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一经此职，遂成名流。又有殿阁等官，亦分大学土及学士的名称。这些概无定员，大半由他官兼领虚名而已。
职官制度问题颇多：一是机构重叠，既无定员、无专职，又有许多冗闲机构和官员；「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二是莅其官而不任其职，官职名实之间悖离、混乱。「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缺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请正名。
在熙宁变法中，吏治弊端更是严重。中央法令在地方执行时总是失效或者变味；而官僚机构的重叠、牵制增多，皇帝难以进行有效掌控。
熙宁末，神宗皇帝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1080)建立详定官制所，命翰林学士张藻，枢密副承旨张诚一主办这事。
八月下诏肇新官制，使各机构有定编、定员和固定的职责。宰辅恢复唐三省制规模，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中书。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
对官制试图的结构，将多余的官僚机构去掉，将政府管辖的事务重新装入六部的框架里。宋初形成的三司使权力下降，财政权力重新回归户部，由户部统一领导。兵部恢复了部分职能，掌管厢军、乡兵名籍，负责乡兵校阅，管理归明、归正人，处理马政与驿传事务，管理武学、武举，掌管卤簿并负责排办仪卫以及蕃夷官封承袭事务。
九月详定所上新【寄禄格】，省、台、寺、监之官或裁撤，或各还所职。规定一律「以阶易官」，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为25阶，此后升迁、俸禄等都按新定的【寄禄格】办理。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至此，宋朝才有一定官制。
神宗乃任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更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诏民畜马，拟从事西征。不久冯京、薛向并罢去，即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