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京召开了长达27天的扩大工作会议，因与会者多达7118人，也被称为「七千人大会」，开篇这句话正是1月27日刘少奇作报告之前，毛主席对他的一番叮嘱。
当天下午的大会，刘少奇的讲话原本有讲话稿做依照，没成想，从汇报开始，他就完全脱离稿子内容的预先安排，给在场众人上了政治生涯中最难忘的一课。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
由此开始，句句醍醐灌顶、句句直透心底，与会众人屏声静气地听着，那场报告，刘少奇将他们几年来想说而不敢说的心声和盘托出。
相传，就在报告结束之际，全场掌声雷动持续了整整10分钟之久，就连那些早就对大小会议司空见惯的服务员们都被惊动了，纷纷来到会场想要一探究竟。
那一次针砭时弊的发言，是刘少奇顶住压力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他政治生涯由明转暗的重要标志，着实可悲、可叹。
本文着眼于「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的时局大背景，笔者想要聊一聊刘少奇当年身为一国领导人真正值得敬畏之处。
从1959年4月当选国家主席直到1969年11月含冤病逝，刘少奇走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年风雨坎坷路，也是他担任国家主席的那段日子，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就在他被正式委以重任当天，回到住地时，整个人非但没有一丝喜悦之情，还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沉思了很久。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都能猜出这背后的深刻原因，「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成灾，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毫不夸张地讲，摆在刘少奇面前的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彻底崩塌的「烂摊子」。
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硬核政治家，他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开始试着让新中国发展方向逐渐回归正轨。
「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的被打倒让刘少奇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同样如履薄冰，即便如此，1961年3月末，广州会议后，他还是带着夫人王光美踏上湖南乡村调研的征程。
「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的不好，对你们不起！」
面对眼前一个个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刘少奇的声音是哽咽、颤抖的，这也让他对「左」倾错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切肤之痛，一个念头从此在心中生根发芽。
「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如果说此时的新中国有如一位羸弱的病人，刘少奇就是那位敢于为其刮骨疗毒的医者，都说「艺高人胆大」，可对于他而言，想要力挽狂澜，无论阻力还是代价都将是极为沉重的。
回到北京，就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当时很多领导人都避之不及的问题——反「左」。
在他看来，将当时全国各地暴露出的严重问题统统归结为天灾是不够客观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多次讲话中，他都会对「左」倾错误造成的苦果反复提及，只为引发更多领导人的警觉。
「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
回看我党一路发展史，凡是出现路线错误，造成的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如此，由刘少奇引发，当时的权力核心产生了巨大震荡与反响，也是从那时开始，先前还沉浸在「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发展梦的人们开始回归现实、直面错误与困难。
1961年7月，北京会议之后，刘少奇再度率调查组前往东北、内蒙古小兴安岭调研林业生产情况，来到小兴安岭林场之际，面对一棵棵参天大树，他的心情依旧是沉重而忧虑的。
「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
每每读到这段往事，笔者总会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悲壮，或许，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做好孤注一掷的准备，宁可搭上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要凭一己之力唤醒所有人。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京拉开帷幕，几年调研总结出的严峻问题此刻已是迫在眉睫，刘少奇早已对其烂熟于心，他很清楚，「非解决不可」的时刻已然来到。
正如开篇提到的那一幕，那一天，他站在演讲台上望着众人，看似孤独一人却如同千军万马。
「左比右好」、「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听风就起哄」，诸如此类的惯有思维与提法被他深刻批评着，就连毛主席坚决维护的「三面红旗」都被他婉转而贴切地提出了质疑。
难道，此时的刘少奇没有预判到自己如此发言后极有可能面临如彭老总一般的窘境？答案不言自明。
面对现实与百姓疾苦，他没有丝毫犹豫，选择遵从本心，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开启一片生机，哪怕拼尽所有，而这也才是这场顶住压力的发言引发轰动掌声的原因所在。
他，就站在那里，眼含热泪，深情呼唤，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