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4年10月8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红军主力部队，分别从瑞金、兴国、宁都、长汀等地，陆续抵达了于都。
8.6万人的部队在这里进行休整，这对于当时拥有34万人口的于都县来说压力不小。
1934年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中央红军战士从于都河的八个渡口出发，敌人竟毫无察觉。
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敌人才知道红军已经向西南突围，踏上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段历史被后世誉为 「30万人共守了一个秘密」。
当中央红军主力胜利突围后，周恩来总理几乎哽咽着说道 ：「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啊。」
那么，于都人民是如何保守秘密帮助红军主力渡河的？党中央又为何会将8.6万名红军主力全部安排在一个小县城里呢？
图｜中央红军（布景）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27年夏，历时三年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彼时党内面临较大的震荡和分化，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革命者。加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军阀混战，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残酷的独裁统治。
部分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感到前途渺茫，声明退党或叛变，原本生机勃勃的中国革命运动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人意识到 ：必须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其目的是生存和发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明确提出： 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暴动。
会议决定调派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同时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的顺利召开，代表中国革命转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变。
其实，在「八七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八七会议」召开后，我党先后发动了广州、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南、闽西、琼崖、陕西等地不下百余次的武装起义。
这些农民武装起义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只有少部分起义取得成功，大部分起义都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转入农村，坚持开展武装斗争。
但是，此时党内才深刻意识到：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直接攻占大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这一招是行不通的。 必须严格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积极发动地方群众，尤其要动员广大的农民。
鉴于此，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活动于湖南、江西、陕西、湖北等偏僻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向农村进军。
尤其是毛泽东发起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为兄弟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也为中国共产党下一步方向指明了道路。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以及各地方武装力量相继开辟了数百块根据地。
至1930年夏，红军已经发展到7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约10万余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偏僻山区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视我党为心腹大患，绝不容许存在。他命令各省军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会剿」、「围剿」、「进剿」。
图｜1931年，苏区委员合影
屋漏偏逢连夜雨，革命初期的党内部分领导对于革命道路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频频出现「左」倾错误，造成了我党和红军主力元气大伤。
关键时刻显担当，危急时刻见境界。
在这一不利局面下，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主席、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
从1930年底至1931年夏，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
截至1932年底，中国共产党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底至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纠集3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周恩来总理与朱德总司令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时，远在西北地区的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已经站稳脚跟。
正当革命形势积极向好之际，1933年10月初，国民党当局调集100余万的军队，向各地红军发起猛攻。
由于博古、李德两位同志的错误的指挥，居然让中央红军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硬拼消耗，使战局发展对我党日渐不利。
说白了，博古与李德「外行指导内行」，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大权。甚至还异想天开地放弃了前几次红军反「围剿」形成的正确防御方针，主动朝着敌军发起进攻。
美其名曰——分兵防御突击； 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正中国民党军的下怀，导致中央红军主力损失惨重。
至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破广昌。此战，红军歼灭两千六百余名敌军，自身伤亡五千余人，于1934年4月28日退出中央根据地。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分兵六路，先后向中央苏区的龙冈、建宁、泰宁、归化、连城等大片地区发起进攻。
正如【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那样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共中央书记处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至于去哪还没想好，走一步看一步。
1934年9月25日，国民党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发起总攻；10月6日占领石城。
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各军团，向瑞金、会昌地区集中，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至此，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从1934年10月7日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人员与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加上中央纵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相继出发，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二、长征，从于都出发
书接上文，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让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陆续移交防务，撤离战场。
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会昌等地向于都县境内开进。
图｜红军出发纪念碑
在此前后，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秘密向于都集结；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
事关重大，党中央命令各部队换防集结过程中不仅要保证穿插交错的时间准确，而且要隐蔽，千万不能让敌人发现。
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犹如一群疯狗，派出重兵在中央苏区附近的各村庄、县城进行地毯式搜索，空中还时常飞过侦查与轰炸机。
一旦红军行踪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向于都集结的过程中，隐蔽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所以未被别人发现踪迹。
至1934年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之所以党中央会选择在于都集结出发长征，主要是有四个方面原因。
第一，于都县虽然不大，总人口只有34万，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因为中央红军主力为躲避反动派，只能昼伏夜出，8万多人经过了数天的长途跋涉，到达于都后肯定人困马乏。可以在于都县对大部队进行补充，有充分的休整时间。
第二，于都的地理位置较为重要。于都地处江西省南部，毗邻瑞金、会昌、石城、长汀，各主力军团能在一天时间之内迅速到达于都，便于大部队的集结和安全突围。
第三，前文说过，国民党军攻占广昌县后，兵分六路准备一举合围红军主力。
根据中央掌握的消息，其中一路军阀陈济棠不是真心实意投靠蒋介石。陈济棠曾经三次通电全国讨蒋，国民党政府也是强忍不快和他虚与委蛇。
军阀本质上就是地方割据武装，陈济棠不是多么同情革命工作，他最担心的莫过于蒋介石把红军彻底击溃，就会腾出手侵占其他军阀的地盘。
按照先后顺序，陈济棠与蒋介石互相看不顺眼，他自然是重点打击目标。
所以陈济棠私底下与红军领导达成「借道协议」，党中央最高决策机关就把突破口选择了中央苏区的西南角，即为第一道国民党封锁线。
从于都出发只有90公里，红军主力军团一天时间就能到达。
第四，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适合大部队隐蔽。加上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此地相对较安全。
1934年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934年10月18日开始，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计8.6万余人开始渡河。
当时于都河处于枯水期，平均水深为1~3米，红军准备从于都河的8个渡口出发，有5个渡口是搭设浮桥，其他三个渡口战士们可以轻松趟过。
然而，当时几十万国民党军已经推进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移的意图一旦被敌人知晓，将会面临五路包围的窘境。
成功渡河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保密。
根据最新的党史、军史研究，敌人当时已经知晓了红军渡河的意图。之所以没有贸然出击，就是不想打草惊蛇，反动派料定红军会从西南方向突围，于是在沿途布下重重封锁线。
为了监控红军的动向，敌人的侦察机时常在于都上空盘旋。
为了渡河行动不被敌军发现，红军想打一个时间差，所有行动只能在夜间秘密进行。
于都人民在各级党政军组指挥下，配合红军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
白天30余万于都群众如同往常一样正常生活工作。到了夜晚，为确保红军安全渡河他们自发协助红军工兵队伍，从每天下午4点开始架设临时浮桥，至晚上8点红军正式渡河，次日凌晨拆除，不留下任何迹象。
为了能尽快让8万多名红军安全渡河，于都人民把家里所有的木板全部无偿捐献给红军使用。有一位姓曾的老大爷甚至还将给自己预备的棺材都捐给了红军。
不仅如此，于都人民省吃俭用组织了慰劳队，送给红军许多鸡蛋、猪肉、草鞋、衣帽等物资。
于都的妇女同志们则力所能及地帮助红军洗衣。
图｜1960年，于都籍红军合影
出钱出物还不算，于都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动员自家男性成员参加红军。
仅在1934年10月至11月，就有一万多名于都子弟报名参加红军，另一万多名男性民夫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长征。
有了人民群众作为坚实的后盾，从1934年10月17日夜间至10月20日，在4天时间里，红军每天在于都河上反复搭设拆除浮桥，共有15次。
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里记录了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情景：
水声，渐渐地，那声音被急行军的脚步声代替了。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于都河畔的乡亲。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战斗、行军一年零两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叶剑英元帅后来依据这一场景，写下一首动人的誓言诗：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在34万于都人民的紧密配合下，8.6万人的中央红军渡河时，敌人竟毫无察觉。
三、于都人民真好呀——周恩来
1934年10月25日，红军各部渡过桃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初，从汝城、城口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又于良田、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 进入湘南地区，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这时，蒋介石才突然发觉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意图，紧急调派湘军、桂军、黔军，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将中央红军歼灭一举歼灭，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随即爆发。
因篇幅有限，故本文不再赘述红军渡过于都河后的其他情况。
1935年初，中央红军暂时躲过了敌人，稍稍歇口气，周恩来总理此时满怀深情地说道 ：「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说着说着，一向情绪饱满的周总理不禁潸然泪下。
他深知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34万于都人民倾其所有支援红军的「围剿」斗争。
有战斗必定就会有牺牲，以于都人民为代表的苏区人民，为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图｜周总理感念于都人民的纪念石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特地统计了包括于都在内的赣南13个苏区参军与牺牲总人数，得出的数据是约有33万名赣南青壮年扩红参军；60余万人支前，牺牲的有20余万人。
其中，于都、兴国等附近县牺牲的烈士不会低于1.6万人。
正如刘伯承元帅在新中国成立后说的这么一句话 ：「战争是残酷的，我一闭眼就能看见那些死去战士的长辈、母亲向我要他们的孩子，我该如何交代？」
正因为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为革命工作倾其所有，才会让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与考验。
最终涅槃重生，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各地军阀与日伪军等等穷凶极恶的敌人，率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赢得解放。
当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陕北时，毛泽东主席亲自会见了美国作家斯诺。
后来斯诺将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编撰成【西行漫记】，书里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有过详细的描述。
其中关于长征的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向斯诺介绍的， 【西行漫记】正式出版前还经毛主席审阅过。
他老人家同样十分惦念中央苏区的人民，感激他们对革命作出的贡献。
2016年10月19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铸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
这篇文章让那段沉淀却是昔日峥嵘的岁月，再一次散发出无比璀璨的光芒。
是啊，若没有苏区人民，腹背受敌的中央红军还能否成功突围，将会是个大大的问号。
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无时无刻不想着苏区人民的好。
军民鱼水情，绝不简简单单是一句口号，而是苏区人民用生命铸成的一句红色誓言。
图｜青年时期的周总理
结语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88年前的苦难与辉煌，成就73年后的荣耀与梦想。此时此刻，毛主席的话儿响彻耳畔：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的火种一路播下……愿我们伟大的党与我们每个人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担当起自己的担当，奋进新时代！
让我们不忘初心，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