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底，67岁的前军统少将沈醉决定前往香港与妻女相见，出发之前，沈醉的好友原军统中将杜聿明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咱们都是错过一次的人，一定要保住晚节啊！」
当时，香港问题还没有解决，台湾的国民党残余蠢蠢欲动，一听说沈醉要到香港便倾巢出动，准备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
可是，沈醉已经在功德林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已经不能与从前的他相提并论，作为沈醉的好友，杜聿明本该十分了解沈醉的品行，为什么还会做出这样的嘱咐？而沈醉又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接受改造
沈醉是军统特务出身，杀人不眨眼，28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军统少将处长，迫害过许多工厂党员，即使是在云南解放前夕，他还下令逮捕了一批进步人士。
1949年12月，沈醉被捕，很多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不过，他曾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又协助解放军逮捕了大批的特务，上级最终还是决定放过他。
云南的反动势力被清除之后，沈醉被转移到重庆的白公馆关押，在飞机上，乘务员给每位成员发了一盒点心，沈醉被捕之后担惊受怕，再加上他养尊处优多年，吃不惯俘虏的伙食，所以，一直处于饥饿的状态。
现在，他拿到乘务员发的点心后，立即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周围的乘客看他好像饿了很久，便把吃剩下的点心也给了沈醉。
不一会儿，沈醉吃饱了，剩下的几块全都装到了一个盒子中。
到了白公馆监狱后，负责看守的两个干部看到沈醉便问道：「吃晚饭了吗？」
负责押送沈醉的干部回答道：「在飞机上吃点心吃饱了。」
那名女干部看着沈醉说道：「那不行啊！光吃点心怎么能吃饱，还是再给弄点面条吃吧！」
沈醉的脑海里突然浮现起他在军统监狱中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不免觉得羞愧不已，现在他变成了一个犯人，共产党干部却这么关心他，甚至怕他吃不饱，沈醉感动地说道：「我已经吃饱了，不用再麻烦了。」
两个干部对视了一眼，男干部说道：「那行吧！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跟其他人一起学习。
沈醉想：学习？难道不应该是接受严刑拷打吗？
怀着忐忑不安的情绪，沈醉进入了梦想，第二天一大早，白公馆中，便开始了对沈醉等战犯的改造工作。
沈醉发现原来干部所说的学习就是真的学习，他们坐在一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沈醉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但没过多久之后，他又变得紧张了起来。
在阅读书籍的时候，沈醉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即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沈醉吓得直流冷汗，以往军统抓到共产党后，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残酷的刑罚迫害了一批批的共产党人。他想现在的学习只是为了让他们认清自己的错误，然后再惩罚他们，让战犯们认为自己罪有应得。
沈醉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比直接处决一个人要更让他感到痛苦。关于未来，沈醉已经没有任何的指望了，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却给沈醉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更让他产生了希望，这个人就是杜聿明。
1957年，沈醉被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当天晚上，所有战犯都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就寝，回到房间的路上，沈醉听到一号房里传来了王陵基的声音，两人曾经被关押过一起，所以沈醉便想进去看看这个老友。
一进门，王陵基赶紧上前来与沈醉握手，拉着沈醉往床边坐下，这时，沈醉注意到，旁边床铺上的杜聿明，他躺在一个巨大的石膏模子里一动不动，看到沈醉后，赶紧坐起来与沈醉打招呼。
沈醉与杜聿明并不熟悉，只是共事过两次，心里只当他是个前辈，看到杜聿明躺在石膏模子里，沈醉觉得十分心酸，认为是监狱为了限制杜聿明的行动，对他进行的惩罚。
但是聊了几句后，沈醉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沈醉和杜聿明、王陵基寒暄了几句后，问道：「你们感觉是北京好，还是重庆好？」
王陵基和杜聿明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当然是北京。」
沈醉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啊？」
王陵基说道：「因为北京功德林的干部政策水平高啊！」
沈醉问睡在石膏模子里的杜聿明：「水平高？那这个石膏模子又是什么意思啊？」
与杜聿明友谊
杜聿明听了哈哈大笑：「这是功德林干部专门制作的，用来给我治颈椎病的啊！」
沈醉不敢相信，杜聿明继续解释道：「我患了脊椎结核，脊椎变形，如果没有这个石膏，恐怕我就要直不起腰了。」
在杜聿明的口中，沈醉才了解到，杜聿明被捕的时候，身患重病，作为一个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他也没想过继续苟活，打算就这样慢慢地死掉。
可让杜聿明没想到的是，功德林的干部耐心地给他治疗疾病，到香港、澳门等地买特效药。
说道这里，杜聿明十分动容地对沈醉说道：「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这句话让沈醉大受震撼，杜聿明曾是蒋介石的心腹，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军官，竟然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沈醉意识到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实在是太过浅薄，共产党根本不是他原先设想的那样。
后来，功德林按照「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成立了缝纫、理发、补鞋等十多个小组，要求每个战犯都要参加一项劳动。
杜聿明和沈醉一起报名参加了缝纫组，小组成立之后，功德林的干部组织小组推选组长和副组长，因为成员们都是国民党将领，所以谁也不会做缝纫工作，气氛变得非常尴尬。
就在这时，杜聿明站了起来说道：「我来当班长吧！之前我办过一个缝纫机厂，懂一些缝纫技术。」
沈醉听到后，也站了起来说：「那我来当副组长吧！我们家曾有一台缝纫机，我试着摆弄过。」
就这样，两人成了缝纫组的负责人，他们一起交流缝纫技术，也一起谈思想，说未来。
沈醉的心中一直好奇杜聿明为什么会对共产党心悦诚服，难道仅仅是为了那块石膏模子吗？
当他问杜聿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杜聿明回答道：「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当时，功德林要求我写一些历史资料，我以为是让交代罪行，便把阻止解放军的经历全都写了上去。可是，没过多久之后，一个干部却突然找我谈话。」
沈醉问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嫌你罪行交代的不够详细吗？」
杜聿明说道：「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可是那名干部却问我为什么不写抗日的事情，他说我在昆仑关抗击日军，打过胜仗，这些也应该写出来，我没想到共产党并没有磨灭我们曾对国家所做的贡献。」
杜聿明的思想觉悟比沈醉高，所以当沈醉做错事的时候，杜聿明便会提醒他。
在缝纫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沈醉变得有些懈怠，他觉得这些衣裤鞋袜全都是给他们自己穿的，随便做做就可以了，反正自己是不嫌弃的。
可是，杜聿明发现后却十分严肃地对沈醉说：「这些衣物做得实在是太差了，必须要重新做，你要记住成功靠的是认真，以后可不能这么马马虎虎了。」
在杜聿明的帮助下，沈醉在思想和劳动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1959年12月3日，杜聿明获得特赦，即将要走出功德林，重获自由，可是沈醉却不在特赦名单中，心情十分低落。
杜聿明安慰沈醉：「别灰心，好好表现，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出去的。」
果然如杜聿明的预料一样，沈醉在1960年底也获得了特赦，出狱之后，沈醉第一时间打探自己家人的消息，他一共有五个孩子，只有一个小女儿在大陆，其他四个全部被强制留在了台湾，而且台湾方面还用孩子威胁沈醉的妻子粟燕萍不准回大陆。
无奈之下，粟燕萍只好改嫁，并留在了香港。
前往香港
于是，沈醉便想带着大陆的小女儿，一起到香港去见前妻，也算是一家人团聚。
香港的国民党一直试图让沈醉回到台湾去，他们认为像沈醉这样的国民党高层领导，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国民党机密，继续为大陆效力的话，不仅会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威胁，还会对国民党的舆论造成压力。
所以，即使沈醉不愿意回到台湾，他们也要把他留在香港。
关于这一点，杜聿明非常清楚，因此在沈醉临行前，他拉着沈醉的手嘱咐他要保住晚节。
出发前，杜聿明找到了沈醉，要求他一定要保住晚节，沈醉自从被放出功德林之后，一直深受党的照顾，在全国政协工作，又再婚，生活过得十分安逸。
另一方面来说，沈醉接受了改造，和从前的自己决裂，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好，怎么还会去选择国民党呢？
因此，他对杜聿明说道：「放心吧！我去不了多久也就回来了。」
与老友告别之后，沈醉便带着女儿来到了香港，父女俩的行程十分低调，但还是登上了新闻头版头条，沈醉的一个学生找到他，对他说：「老师，您跟着我去台湾安度晚年吧！我已经在那里给您安排好了一切。」
可是沈醉却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会去的。」
不仅如此，还有报社的记者拿着天价的稿费找到了沈醉，希望他能在报纸上写一些对共产党不好的文章，沈醉十分气愤，对记者说：「你们真卑鄙，就算你拿出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同意的。」
在香港期间，沈醉除了应付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他还见了许多之前的老朋友，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沈醉发现他们虽然拿着台湾给的美元，但都希望祖国能够早日统一。
一位朋友对他说：「我特别喜欢你们在全国政协写的东西，咱们都曾为国民党工作，经历相似，我看了觉得感同身受，要是能想你们文章里写的那样，看到祖国统一的那天就好了。」
沈醉想到杜聿明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大，如果他能写一篇文章，一定能引起更大的反响。于是，他在回到大陆之后，立即找到了杜聿明。
可是，杜聿明的身体病入膏肓，沈醉找了两三次后，才见到了杜聿明，没等沈醉开口，杜聿明便说道：「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拿到香港发表吧！」
沈醉说道：「我可不给你做代笔，还是你把身体养好后自己写吧！」
杜聿明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严肃地对沈醉说：「我知道你在香港接触过台湾方面的亲友，比我更了解他们的心情，要是你写一篇关于祖国统一的文章，我觉得比我更合适！」
沈醉有些犹豫地说道：「可是......」
杜聿明打断了沈醉，红着眼眶说：「祖国分裂，导致许多同胞骨肉不能团圆，你的几个孩子都被扣在台湾，我想这种感觉你应该很清楚。关于这些，我们都要承担起责任，告诉那些台湾的老同事们，大家一起努力，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不要再等下去，让更多的民众骨肉分离。」
杜聿明对祖国的热忱感染了沈醉，他回到家后，立即动笔，可因为连日的奔波一下子病倒了，以至于文章的事情一拖再拖。
不久后，杜聿明离世，沈醉便承担起了杜聿明的遗愿，他一心扑在了祖国统一的事业上，多次通过广播向台湾当局喊话，他说道：「希望大家能够以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为先，不要再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做无畏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