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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后工人运动，虽然陷入低潮，但以广东为中心的革命形势仍然迅猛发展。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东征和南征的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统一。3月李宗仁等宣布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广西军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实现了两广统一。
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唐生智也表示愿意投向国民政府，5月该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任军长。国民革命军原来6个军8万多人，扩大为8个军10余万人。
这就为北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广州国民政府辖境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大批革命青年蜂拥来到广州，全国人民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为北伐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1、北伐的背景
与南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局势越来越恶化。
1926年1月直奉皖系军阀建立「反赤联盟」，北京政府走向全面反动。3月18日在中共北京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下，5000余名爱国民众举行反帝大示威，反对北京执政府的反动政策。
段祺瑞执政府实行武装镇压，制造了近5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血腥屠杀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4月9日驻北京的国民军赶走段祺瑞，推翻执政府。直奉联军迅速杀向北京，国民军撤往绥远。
北京政府为直奉军阀控制，北方出现更加反动的局面，工农运动受到更加残酷的摧残。这一情况表明，只有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才能彻底铲除军阀的黑暗统治。
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和河北保定地区，有军队约20万人；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控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兵力20万左右；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在东三省和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拥有30余万兵力。他们总兵力有70多万。
从表面上看国民革命军处于绝对劣势。但国民革命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有工农运动的有力配合，士气旺盛，有锐不可当之势。而各路军阀都早已被人民所唾弃，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国民革命军依靠民众的支持，完全有能力各个击破。
当时国共两党尽管有原则分歧，两党关系潜伏着严重危机，但对是否举行北伐问题，两党态度完全一致，都坚决主张北伐。
早在当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就指出，现在的局势是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北方固然应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
「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革命政府北伐的胜利，才能使全国人民得着必需的保证，一以开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取得最后的解放」。
这次会议确定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后中共全力投入工农运动的发动工作，积极为北伐做准备。国民党从中央执委会到国民革命军将士也积极要求北伐。
2、苏联反对北伐
在华的苏联顾问对北伐持积极支持的态度。早在1925年6月，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在广州政府军事会议上就提出北伐的计划，他指出，在广东准备工作就绪的情况下，1926年下半年将开始北伐。
鲍罗廷在1926年2月中旬，向布勃诺夫检查团汇报时指出，北伐已「刻不容缓」。
布勃诺夫也认为北伐实际上已不成问题，华南的国民革命不能停滞不前，他已了解到北伐是各军军长已经决定下来的问题，而且北伐是全体官兵的坚强信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苏联在华顾问团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总指挥加拉罕，对举行北伐也完全赞同，并不断向莫斯科发回关于北伐问题的报告。
但是莫斯科却做出了与中国国共两党和苏联在华工作人员愿望完全相反的决定。
1926年4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广州不应提出占领新地区的目标，而在现阶段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事务上」。
但刚刚投向国民革命军的唐生智赶走了湖南督办赵恒惕，国民革命军如果不出兵湖南，唐生智就难以在湖南立足，只能转而投靠吴佩孚。因此加拉罕回电莫斯科，要求修改「广州不应占领新目标」的决定。
4月15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电令加拉罕要「不折不扣地执行」4月1日指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4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决定，不允许广州政府目前进行北伐。
5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做出决定：
「责成广州的同志保证执行政治局多次强调和坚决谴责的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
这次决定使苏联顾问团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3、苏联为何反对北伐？
联共（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硬性决定，是出于上述「喘息政策」的需要。
苏联领导人制定「喘息政策」，首先考虑的是世界局势。
1925年12月，英、法、德、意、比等国在伦敦签订了【洛迦诺公约】，德国保证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受侵犯（英、意为保证国），而对东部边界却没有承担义务。
该约旨在拼凑有德国参加的反苏集团，扶植德国，缓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世界革命走向低潮，在东方出现了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反对苏联的趋势。
「喘息政策」的核心是打破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反苏，在东方缓和对日关系，离间英日；在西方拉法国，孤立英国。
该政策要求在新的革命形势到来之前，对帝国主义暂不采取进攻的策略。
其次，在中国接连出现了不利情况，国民军失败，直奉军阀结成联盟，特别是中东铁路又出现了新的棘手问题使苏联处于被动境地。
1926年1月，张作霖为报复郭松龄倒戈期间苏方对郭部的支持，以哈长线停运为由逮捕中东铁路局局长伊万诺夫。
为了防止张作霖，采取进一步行动并牢牢掌握住中东铁路的实际部门，苏联决定暂时缓和与张作霖的关系，尽快地解决中东铁路危机。
第三，苏联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力量估计不足，不相信北伐能取得胜利，怕出师不利反而把广东丢失，认为「中国革命在欧亚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它不可能顶住帝国主义者的联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和苏维埃国家都需要喘息时间。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联共（布）给加拉罕和苏联在华南的军事顾问团下了死命令，不准北伐，甚至连对北伐做准备也不允许。
4、为何没能挡住北伐？
为说服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再次来华作常驻代表。
维经斯基于1926年4月到达北京，中共党组织表示要坚定不移进行北伐。
维经斯基随即转赴上海做中共中央的工作，主持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并以远东局的名义，多次召开会议，说服中共领导人放弃立即进行北伐的主张。
陈独秀和中共其他与会同志最初并不接受维经斯基的建议，决定由陈独秀以个人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明在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
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进行长时间交谈，反复向他阐明共产国际的方针，终于说服陈独秀撰写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在7月7日出版的【向导】周刊发表，文章说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
但是，正当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贯彻「喘息政策」的时候，吴佩孚却容不得革命有「喘息」的机会。
从5月开始向他的「叛将」唐生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发起进攻，唐生智被迫退往衡阳。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北上援助唐生智。
叶挺是中共党员，独立团共产党员最多，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战斗力最强。6月初独立团在安仁击退直系部队，乘胜占领攸县。
第七军一部也协助第八军在衡阳一带击退直系部队的进攻。这次援湘之战实际上已经拉开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军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国民革命军的士气，大多数将领一致要求乘胜北伐。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国民革命军挥师北进了。
5、大权独揽的蒋介石
在广州革命政府军政领导人中蒋介石力主北伐，藉以独揽军权，并可以此将自己树立为孙中山遗志的继承人。
鲍罗廷要贯彻联共（布）中央的指示，首先必须说服蒋介石放弃北伐。
1926年5月1日，他与蒋介石进行长达四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有争执，「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仍然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这就祛除了蒋介石前进的障碍。
北伐军总司令的人选问题遂进入北伐议题。
蒋介石与鲍罗廷商量总司令的人选，鲍罗廷力劝蒋介石出任，并称：
「如蒋不出任，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29日国民党中央总部同意蒋介石要求，赋予总司令部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
蒋介石还制订了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陆、海、空各军统归总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后为战事状态，国民政府军民财政各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秉其意志，办理各事。
因张静江以足疾辞职，7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补选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这样，蒋介石赶在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之前，不仅独揽军权，而且抓去重要党权，建立起了他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体制。
7月9日广州革命政府举行北伐总司令就职和北伐誓师大典，表示北伐正式开始。7月27日蒋介石带领总部一部分人员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赴韶关，指挥前方作战。
6、加伦对北伐的意义
加伦在苏俄内战、反外国武装干涉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曾任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他1924年10月来华后，帮助广州政府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改组军队，于1925年7月回国。
北伐开始后，应蒋介石的强烈要求，加伦于1926年5月30日再次来到广州，继续出任军事总顾问。
他(在军事方面)与鲍罗廷（在政治方面）对北伐的胜利进军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北伐开始之前，加伦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共合作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东根据地处于危险之中，不仅随时可能受到来自陈炯明的外部进攻，还受到潜伏在根据地内的买办势力和封建军阀举行叛乱的严重威胁。
加拉罕问加伦怎样才能长期保有广东根据地？
加伦明确地回答：
光靠工农运动和进步商人的力量控制广东希望很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军队是掌握广东命运的基础和决定力量」。
据此，他向苏联政府提出广州所需要的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清单，并得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完全支持。
此后苏联军事专家和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来到了广州，形成了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革命军事力量。
在攻打陈炯明和平息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中，加伦与廖仲恺、谭平山密切合作，形成三人领导集体，不只是对军事问题做出正确决策，还指导广州政府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在平息杨希闵、刘震寰的作战中，他制定了精确的作战计划，还被推举为统帅，实际指挥了战斗，使广东根据地转危为安。
加伦通过他的军事才干和善于同中国将领打交道的特点，受到国民革命军将士的尊敬，特别是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与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对他拟定的作战方案，蒋介石大都依计而行，这是使缺乏实战经验的蒋介石减少失误，保证北伐的胜利进军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加伦第二次来到广州时，正是苏联命令苏联在华顾问贯彻「喘息政策」期间。
但他比任何俄国人都明白，北伐已势不可免；而当时可以指挥北伐的只有蒋介石。他决心与蒋介石合作，胜利完成这次进军。
尽管北伐是在苏联「喘息政策」期间，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中断或减少对广东政府的军事援助。因为国民军的失败使苏联领导人更重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巩固。而加伦的努力，使苏联军事援助及时到位，这对北伐的胜利进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从「喘息政策」到「蒋汪合作」
蒋介石与加伦到韶关时，北伐先遣军——驻湘南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已于7月11日占领长沙。蒋介石一行急赴长沙。
8月5日蒋介石与加伦、行营参谋长白崇禧拟定下一步作战方案。
「加伦顾虑到武昌时会遇到帝国主义的阻碍，主张多加兵力，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蒋介石赞成加伦的意见。」
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主持召开有加伦、白崇禧、唐生智等20余人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按加伦方案进行。集中兵力攻取武汉就是直捣吴佩孚的老巢，是北伐军事行动的重大决策。
恰巧，就在8月5日加伦确定直取武汉方案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北伐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该政治局建议（联共〈布〉中央）中国委员会：
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政府军事、政治方面的情况报告，并请国民党中央阐明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
所谓「重新审议」北伐，就是取消不许北伐的「喘息政策」，代之以支持北伐和实行「蒋汪合作」的方针。
8月9日，鲍罗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会在广州晤谈，讨论北伐前景和对待蒋介石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显然这次晤谈，是为了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供北伐后广东政府所面临新的政治、军事情况，以便为政策转变提供根据。
在中山舰事件以后：
一方面蒋介石极力发展个人军事独裁势力，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打击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纵容各地反动势力，摧残工农运动，引起中共、国民党左派和工农大众的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蒋介石极力排除异己，专横跋扈的军阀作风也引起了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反感。
这时国民党中央和一些地区领导人提出迎接告假赴欧洲「养病」的汪精卫回国复职，对蒋介石的权力予以制衡，并巩固同共产党合作的强烈要求。
8、鲍罗廷的「失误」
与此同时，湖南出现了一颗新星——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唐生智的军队比较能打仗，又有中国共产党发动起来的工农大众的支持，在攻取长沙的作战中立下头功，他于7月25日就任湖南省省长兼任军事厅长。
他目睹工农群众的巨大力量，表示支持省内工农运动，并邀请中共向第八军派遣政工干部，迅速得到国民党左派和进步力量的拥护，成为在军事上能够替代蒋介石的人物。
事态如何发展，从苏联的角度将采取何种对策，成为鲍罗廷和共产国际在华代表讨论的中心议题。
鲍罗廷对北伐形势的认识是，军事上吴佩孚注定要失败，北伐军一定会胜利。但在政治上，蒋介石注定要灭亡。
原因是，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统帅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不是与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军队，而是挂着政治招牌的纯军事组织。也就是说北伐军与军阀军队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他当时却不能制止蒋介石北伐，那样做就表示他站在反对北伐的汪精卫一边。
而「在‘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事件’在更大范围内重演」。
表明他当时支持北伐是不得已的。
但鲍罗廷认为，当北伐军拿下武汉情况就会改变。因为那时在北伐军各个派系中间必然发生摩擦，蒋介石没有那么多地盘供将领们分配，控制不了局面。
他如果回师广州，就意味着北伐失败，蒋介石同样在政治上走投无路。
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设计出「以汪制蒋」的策略。
同时，鲍罗廷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让蒋介石下台，并逐步解除威胁国民党左派的那些部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武装。但是其方法却是南辕北辙。
在当时的情况下让蒋介石下台并解除其控制的部队的武装，只有在以中共为代表的真正左派握有足够强大的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决不是仅仅通过革命的政治纲领所能办到的。
但从国共合作成立以来，鲍罗廷秉承联共（布）中央的旨意，从来没有让中共组织武装力量。三二〇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中共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时要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只有走武装工农的道路，而当时湖南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已经为中共组建革命军队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仅在长沙市中共湖南区委就组织起1000余人的工人保安队并控制了市区，使北伐先遣军兵不血刃就进了长沙城。
如果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允许中共发展武装力量，在湘粤工农运动发达地区，可以说工农武装呼之即出。
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等人，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可能会给国民革命带来的危害，但仍然坚持让中共充当国民党的「忠诚奴仆」角色的一贯方针，既不让中共争取革命领导权，更不准中共发展自己的工农武装力量，想通过一些左的决议赶蒋介石下台，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只能是纸上谈兵。
因此一周后，鲍罗廷经过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领导人的协商，改变了主意，将「以汪制蒋」的策略改变为「蒋汪合作」的方针。
8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举行会议，远东局成员维经斯基、拉菲斯、福京全部出席。
会议正式宣布莫斯科支持北伐。鲍罗廷说，我们支持北伐，甚至要广泛宣传北伐；同时对北伐持批评态度，以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为口径，统一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不给国民党造成中共反对北伐的印象。
在对待蒋介石的方针方面，鲍罗廷认为：
「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是能够向左转的，并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这次会议基本上定下了「蒋汪合作」的框架，经莫斯科批准后，便成为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在华代表对华工作的指导方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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