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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她功不可没,力劝爸爸和平起义,建国后她结局如何?

2024-01-31历史

北平解放她功不可没,力劝爸爸和平起义,建国后她结局如何?

北京,作为中国历史传承深厚的城市之一,现今的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鲜明代表,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留连忘返。

提及北京,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和平将军」傅作义。

1949年,傅作义审时度势,做出了关键的起义决定,最终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同时保护了城中的文物和建筑的完整。

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傅作义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者,即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傅冬菊通过思想工作为傅作义消除了许多疑虑。

那么,作为国军高级将领之女,傅冬菊为何选择成为共产党员呢?她到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她的后续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抗日战争的名将,陷入了北平的困境。 1895年,傅作义出生于山东,从小就酷爱读书。在15岁那年,他成功考入山西太原陆军小学。

由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傅作义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积极响应,担任起义学生排排长,在娘子关一带对清兵取得了显著成果。

年轻的时候,傅作义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后来他顺利被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1918年加入阎锡山的晋军,担任少尉见习官。

在军阀混战时期,通过天镇之战、涿州战役等以寡胜众的战役,傅作义在军中崭露头角。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已是国民党第35军军长,同时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

傅作义真正成名的时刻要追溯到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侵略者,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也在他的授意下将东三省拱手相让。

傅作义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与宋哲元等50余名国军高级将领联合通电,呼吁全国人民统一协作、共御外敌。

此外,傅作义不仅口头呼吁,还以身作则,将35军改编为59军,亲自指挥,投身抗日前线。

在长城抗战中,傅作义所部击毙敌246人,这在国军整体消极抵抗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宝贵。

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担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他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

怀着必死的决心,傅作义指挥部队取得了著名的五原大捷,击毙日伪军5000余人。

这一战事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士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期间,傅作义多次与共产党合作,甚至效仿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国军军纪进行了整改。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蒋介石无视国内来之不易的和平势头,主导全面内战。作为国民党高层的一员,傅作义不得不站在与共产党对立的一方。

不可否认,民心所向,国民党的腐败军队最终战败。

1948年11月初,平津战役爆发,傅作义率领55万军队沿千里铁路线从唐山到张家口设置严密防线。

然而,他低估了华北野战军的实力,11月底杨成武兵团迅速攻占张家口,彻底打破了傅作义的防线。

12月上旬,东北野战军成功入关,北平被多方包围,傅作义陷入无路可退的境地。

在傅作义面前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死守平津地区,等待蒋介石的援助。然而,当时国民党处于溃败状态,蒋介石四处灭火,根本无法顾及傅作义的支援请求。

二是弃暗投明,率领军队起义。但傅作义一直将忠诚视为人生准则,因此一直未能做出决断。

就在这关键时刻,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挺身而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早在11月初,她经党组织安排,从天津赶赴北平,与傅作义相聚。她的目的是推动父亲的起义。

作为国军高层将领之女,傅冬菊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成长。她于1924年出生,在充满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和日寇侵袭的年代里度过了童年。

1941年,日军西进,从北京到河北,直逼山西,傅冬菊随母亲辗转多地,最终避难到了重庆。

高中时期,她常与同学一起光顾【新华日报】社,在那里结识了周总理。见到学生们的求知热情,周总理抽空与他们交流,并嘱咐要勤读书,读好书,不仅要限于课本,还要关心社会这本大书。

在周总理的悉心教导下,傅冬菊深受影响,对抗日救国怀有热忱。她积极参与「号角社」等爱国学生组织,考入西南联大后,还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傅冬菊前往天津,成为【大公报】的一名编辑。在这期间,她坚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傅作义之女,她频繁在北平和天津之间往返,时常带走一些给天津地下党同志的「剿总」便笺,为他们开辟道路。这些便笺成为国军放行的通行证,显示了傅冬菊在天津地下工作中的重要贡献。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地区解放势不可挡,傅作义镇守华北面临巨大压力。任务传达给傅冬菊,她被派往北平,通过观察和劝说推动傅作义实现平津地区的和平解放。

傅冬菊直截了当地开导父亲:「父亲,共产党的朋友都希望您再次合作,实现两地的和平解放,以避免天津和北平这两座重要城市受到战火的摧残。」

听到这番话,傅作义紧张起来,立即关闭书房门,压低声音追问:「你说的这个朋友,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军统、中统的特务?」

傅冬菊迅速回答:「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对父亲的怀疑,她强调:「而且是毛主席派来的。」

得知是毛主席的意愿,傅作义的神情变得严肃。他陷入深思,不断踱步,但一时未作回应。

见傅作义犹豫,傅冬菊回想起组织传授的激将法,主动提及两个事例。

首先是1940年五原战役获胜后,傅作义获国民党嘉奖,蒋介石亲自颁发青天白日勋章。这勋章是国民党内最高荣誉,第一个获得者是蒋介石本人,第二个便是傅作义。

然而,面对蒋介石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傅作义毅然拒绝,声称自己功劳微薄。傅冬菊了解到,傅作义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态度一直心怀不满,因此拒绝了党内的最高荣誉。

另一方面,回溯至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傅作义公开表示「日军撤出中国,我就卸甲归田」。然而,随后爆发的内战让傅作义陷入两难,被迫参与「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这成为他心中无法愈合的创伤。

傅冬菊主动提及这两个事件,提醒父亲和平来之不易,劝告他不要为蒋介石这位好战的领导卖命。傅作义听到女儿有理有据的劝告,感受到一些触动,但仍未表态,只是关切地提醒傅冬菊「要时刻小心,你是我的女儿,国民党特务会对你盯得很紧」。

随后,傅冬菊时刻陪伴在父亲身边,了解到傅作义心中的矛盾,便不再着急,努力照顾他的情绪。她经常为傅作义做一些山西小菜,同时巧妙地透露共产党的政策,希望能够影响他的决策。

傅作义对女儿的热忱感到奇怪,多次问及她是否真的不是共产党员。傅冬菊总是一笑置之,坚称「我还没有那个资格」。

与此同时,前线战局的发展使得傅作义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随着东北野战军于12月初入关,傅作义的处境更加进退两难。

敏锐察觉到父亲思想的松动,傅冬菊果断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在各方势力的共同推动下,傅作义最终同意进行谈判。

然而,傅作义内心仍存在疑虑,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首先,10月初,新华社发布了一份包括傅作义在内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其次,在北平被围困后,蒋介石不断劝说傅作义,派蒋经国亲自带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求傅作义率部突围。然而,傅作义面临两难选择,坚守北平意味着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而率部突围的胜算也十分渺茫。

唯有发动起义,才能确保北平的完整并维护百姓的安全,这一选择并不艰难。然而,傅作义担忧自己作为战犯的身份可能会在起义后受到清算,同时也害怕因背弃蒋介石而被指责为叛徒。

认识到这一点后,傅冬菊迅速与组织联系,邀请刘厚同老先生前来劝说。刘厚同直言:「忠,要忠于百姓,而不是忠于一人。」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刘厚同帮助傅作义消除了一项顾虑,指出解放区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

接下来,傅冬菊将情况直接报告给毛主席,得知后,毛主席发来六条电文,表示将傅作义列为头号战犯,但这是出于对傅作义个人安全和斗争策略的考虑。得知这一消息后,傅作义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于是,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领部队离开北平,并公开宣读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这样,我党在不动用任何兵力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北平的解放。

结束这一事件后,傅作义曾亲自前往西柏坡拜访毛主席。在见面时,他一直低头,不敢多言。毛主席却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真诚地说:「你是北平的大功臣,应该给你颁发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解放北平后,傅冬菊独自回到天津,在【进步日报】担任一名普通记者。随着报纸停刊,她没有选择沉溺于功劳簿,而是隐藏身份,跟随刘邓大军前往前线,负责报道战事。在西南地区,她成功推动【云南日报】的创刊。

新中国成立后,傅冬菊依旧不知疲倦。1982年,她毅然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从事统战活动。在工作中,她全力以赴,但生活上却极为简朴。除了基本的生活需要,傅冬菊几乎没有其他花费,将所有钱财储蓄下来。

1998年,她以父亲的名义向山西省临猗县老家捐资兴建学校。历时两年,一座四层的教学楼成功竣工,得名「作义中学」。

晚年,傅冬菊重新审视当年的经历,逐渐理解父亲一开始的犹豫。她表示:「为了百姓和平,放弃一切并不容易。我为有这样一位因民族大义而牺牲小我的父亲感到自豪。」

正如毛主席所言:「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傅作义和傅冬菊,虽然已经离世,却是识时务者的英雄。他们的贡献已经被载入史册,必将永远受到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