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直言：失去江山恨不得别人，得怪这两个人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获得蒋家授权后，蒋介石的日记手稿终于向公众敞开大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这些手稿深入了解蒋介石在解放战争初期对其「党国」失败的一些内省。
身为旧中国最坚定的保守派之一，蒋介石一直以来都不太愿意在自身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相反，他往往将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归咎于各种客观因素。在他的日记中，曾有对两位人物的尖锐批评，认为「失去江山竟怨天尤人，而这二人则是罪魁祸首」。
这两位人物究竟是谁，以及为何蒋介石会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他们？他们是否真的应该对国民党的溃败负有责任？通过蒋介石的日记内容，这一切将得以揭晓。
1948年底，共产党在军事上已占据明显优势，而国民党内部开始显露出分崩离析的迹象。
包括白崇禧、程潜、张轸等众多国民党高官纷纷将矛头指向蒋介石，一致认为当前的困境源自于蒋介石领导的无能，主张蒋介石应对此负责，并先后发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以重新启动国共谈判。
在1948年底，蒋介石派遣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会见李宗仁，探询桂系的底线。得知李宗仁也有下野的意向，并愿意担任代总统以促进和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个人的进退细微处，绝不存留犹豫，唯有国民的共同意愿至上。」
然而，蒋介石坚决不愿放弃权力。在1949年元旦的公告中，蒋介石明确表达了对内战和和平谈判的立场：「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逃避战争、求和平，而是可与敌战斗，也可坐下来和平谈判，任由共党选择。各位仍需全力以赴，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找到和平的可能。」
与此同时，蒋介石迅速行动，派遣亲信陈诚前往台湾，为可能的最后撤退和未来的「复兴」奠定基础。
蒋介石之所以最终下野，是因为在军事上遭遇失利，同时受到以桂系为首的反对势力的「逼宫」，无奈之下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
因此，在元旦文告发布后，蒋介石告知李宗仁，自己的下台工作需要一定时间，不能草率行事，以免对未来产生不良影响。他还劝告李宗仁稍安勿躁，力图拖延时间，为下野后的局势谋划布局。这包括对各绥靖公署领导人的新任命，紧急将各大银行的资金调往广州，以防止国库中的外汇和黄金落入李宗仁之手。
因此可以明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被迫下台，并非是出于他个人的真实意愿。
一直以来，蒋介石和李宗仁这对「结义兄弟」一直都是「生死冤家」。蒋介石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而由李宗仁领导的桂系则是与蒋介石长期竞争、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地方派系。蒋介石一直将李宗仁视为眼中钉，一直期望能够摆脱这个隐患。
在蒋介石和李宗仁首次见面的时候，可以追溯到1926年春。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的李宗仁首次在广州见到了蒋介石。
对于蒋介石的初印象，李宗仁曾这样对白崇禧说：「蒋先生劲气内敛。古人有一句谚语，叫做‘共患难易，同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在共患难中也不容易相处！」在北伐时期，蒋介石对李宗仁非常拉拢，主动提供第七军步枪1000支、重机枪4挺以及20万元的军费。同时，他提拔白崇禧为代总参谋，让李宗仁和白崇禧深感感激
为了争取桂系的支持，蒋介石采取了江湖上的一些手段，打算与李宗仁「换贴」，结为兄弟。
为表达诚意，蒋介石亲自书写了一份「兰谱」送给李宗仁。除了写有自己的生辰八字外，上面还附有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这份兰谱由蒋中正和当时的妻子陈洁如签名落款。
到了1926年底，蒋介石的野心逐渐显露。他公然违反国民党的决议，坚持要将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因此，随后蒋介石被免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尚未崭露头角，迫切需要得到手握军权的将领的支持，于是将目光投向了李宗仁。
这段时间成为蒋介石和李宗仁生平唯一的「蜜月期」。李宗仁公开站出来支持蒋介石，与蒋介石共同携手迈上了同一条船。
随着桂系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曾通过秘信向何应钦传达了制定剿灭桂系计划的意图。然而，不知何故这一消息传到了李宗仁的耳中，导致两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裂痕。
与此同时，孙传芳率领重兵对蒋介石的军队展开反攻。蒋介石迫切向李宗仁请求援助，但李宗仁却置若罔闻，拒绝提供援手。蒋意识到这是桂系在逼宫，无奈之下只得做出下野的决定。
1927年12月，在重新担任国民党领袖的会议上，蒋介石一直怀有对桂系报复的念头。
为了自保，李宗仁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发起了反蒋的运动，导致了「中原大战」的爆发。随着张学良率兵投向蒋介石一方，地方派系企图夺取权力挑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场战争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随后，李宗仁退守广西，与广东的陈济棠合作，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李宗仁在广西逐渐恢复了元气。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和李宗仁摒弃过往的恩怨，再度合作。在抗战中，李宗仁以其卓越战绩著称，先是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赫赫战功，随后在枣宜会战中再次取得胜利，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声望，令蒋介石颇感忌惮。
然而，到了1943年9月，蒋介石却将李宗仁「提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驻汉中行营主任，却同时剥夺了他的指挥权。随后，李宗仁被调任为北平行辕主任，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较量的实力。
1948年3月29日，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警告，参与竞选，引发了二人之间矛盾的再次激化。
那么，为何李宗仁的此次竞选会引起蒋介石如此的愤恨呢？原因在于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军队屡遭打击，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浪潮，蒋介石在军事和政治上连连失利，统治局势岌岌可危。
面对大势不妙，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采取了「下野」的策略。这次「下野」是蒋介石为摆脱内外困境而采取的手段，也是他与李宗仁争斗白热化的体现之一。
蒋介石的「下野」一直是桂系期待已久的，当李宗仁上任时，蒋介石甚至曾考虑过通过某些手段消除李宗仁，但由于形势急剧恶化，未能实施。
就任代总统后，李宗仁向中共发出致电，表达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条条件开始和谈。然而，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导致和谈最终破裂。为了削弱李宗仁的影响力，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中央银行的黄金和银元全部运往台湾，通过经济手段限制了李宗仁的行动空间。
在长江防线上，蒋介石主张放弃南京，将防守重点放在上海。这一决策一方面是为了抢运上海的战略物资，为未来反共行动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他希望英美能够出面干涉，维护在上海的利益；同时，蒋介石也不愿意看到桂系真的坚守南京，以免与中共在"划江而治"的问题上发生分歧。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前往美国；不久后，蒋介石在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罢免了李宗仁的职务。直到1965年7月，李宗仁才毅然回到祖国。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对于李宗仁带头"逼宫"，迫使其下野，并夺取职权的行为，蒋介石表达了深深的仇恨。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德邻专以民主自由名词，为其讨好、投降中共之准备，是亦其毁灭政府基础唯一之方针。此乃必然之事，而余愚拙，未先计及耳！」
李宗仁回到祖国后，当被问及与蒋介石的关系时，毫不犹豫地说：「他有许多缺点。我们都是失败者。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诞生了。」
除了与蒋介石长期对抗的李宗仁，蒋介石口中的第二个「罪魁祸首」就是美国派遣来的「钦差大臣」马歇尔将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既有实现和平的历史机遇，又被内战的阴影笼罩。为了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特使，前往中国进行调解。
当时的中国局势异常复杂。尽管签署了「双十」协定，蒋介石仍然大举进攻解放区，试图迅速控制华北和东北。与此同时，共产党切断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迅速向东北推进，阻止了蒋介石进入东北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的到来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他被期望能够调解国共冲突。
美国派遣马歇尔赴华调停，是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政策的延伸。美国认为，支持蒋介石政府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设法制止中国内战，确保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
作为一种妥协，马歇尔的任务也包含其他方面的使命。美国清楚地知道，不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中国的和平将无法实现。而这种妥协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因此在必要时，马歇尔应该竭尽所能，迫使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
马歇尔抵达中国后，国共两方各派一名代表与马歇尔组成了三人小组，负责调解停战问题。
在这个三人小组中，国共双方的立场非常尖锐。
显然，马歇尔是有备而来的。他提出了一份停战令草案和建立军事调解执行部的具体计划，准备通过停战、政治民主化和统编军队三个步骤来完成他的使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中国的威望达到了巅峰。因此，在马歇尔到来之前，蒋介石颇为得意，认为由自己主导战后中国局势是理所当然的。
得知美国派来的「钦差大臣」是马歇尔后，蒋介石内心并不快乐。这是因为在二战期间，马歇尔在与蒋介石冲突中是史迪威的坚定支持者。史迪威曾评价蒋介石政府「为盖世太保和特务所把持」，而马歇尔对此表示赞同。
因此，对于马歇尔的到来，蒋介石内心并不是十分欢迎的。
杜鲁门对马歇尔极为重视，曾明言：「解决中国局势的人，非马歇尔将军莫属，他是为数不多的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人之一。」
马歇尔到达中国后，直言不讳地告诉蒋介石，美国将中止援助国民党军队运送至华北的行动，暂停向国民党提供新的大规模贷款，只有在政治解决方面取得成果后，美国才会「继续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
共产党在停战协定签署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在马歇尔的调解过程中，他们做出了许多让步，旨在实现和平。停战协定签署后，中共中央准备全面合作，甚至明令各部队严格遵守停战协定。
当然，中共中央同时警告全党，蒋介石尚未垮台，他不会真正转变成为民主派，「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十分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将会失败。」
然而，在马歇尔调解的同时，国民党的企图已经显露无遗。蒋介石对此感到极度反感，甚至将马歇尔视为「共党所不敢提者」，指示手下与马歇尔虚与委蛇，一直不愿做出真正的让步。
从1946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东北休战问题上，国民党坚持无理的要求，导致调解长时间停滞。尽管马歇尔多次致电蒋介石，但国民党于7月12日发动全面进攻。
面对这一局面，马歇尔感到十分紧张，于7月18日至9月13日多次与蒋介石商谈停战问题，坚定地重申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进行政治解决国共争端。
然而，到了1947年1月8日，对于两个关键问题——共产党交出军队及解放区和国民党进行改革，马歇尔不得不承认调解失败，迅速收拾行装离开了中国。此后，美国抛弃了政治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
蒋介石对于「彻底消灭」共产党似乎抱有必胜信念，他自以为可以轻松击败共产党。然而，这一次，蒋介石彻底判断错误了。
最初，蒋介石将马歇尔仅视为美国派来支持他的「钦差大臣」，却没想到这位「钦差大臣」却常常对他指手画脚，认为他「受共党包围与宣传，中毒已深」。马歇尔并未成为国民党的有力助手，反而在各方面「唱反调」、「帮倒忙」，使国民党陷入不利境地。
蒋介石最为难以容忍的是，马歇尔威胁美国政府将以美援为交换条件，要求国民党进行改革，并与共产党妥协。因此，蒋介石多次对马歇尔「干涉中国内政之举深感不满」。
直至蒋介石去世，他依然没有意识到，他的失败不仅仅是由于在中国推行统治，而不是党内派系之争，也不是因为马歇尔未能为他说话。他将责任归咎于李宗仁和马歇尔，这实际上是老蒋一贯的作风。而对人民的呼声置之不理，坚持发动内战，使得老蒋晚年是否进行过反思，是否认识到民心所向才是胜利的关键，尚属未知。
